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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至2006年上半年，黑龍江省就打掉黑惡犯罪集團1400多個，其中黑社會性質組織39個。從已成功偵辦的案件看，這些黑社會性質的案件普遍存在“以惡致富、以富養黑”的特點，給政法機關辦案提出新難題。本週的《瞭望》新聞週刊刊文指出，黑惡勢力組織集團的富裕，是對社會主義法制的最大挑戰，也是和諧社會潛在的最大危險。
“以惡致富”影響社會和諧
近幾年，“以惡致富”成爲黑龍江省部分地區黑惡犯罪集團的顯著特徵，他們始終以攫取最大經濟利益爲目標進行一系列違法犯罪活動，嚴重影響了社會經濟秩序，老百姓深惡痛絕。
據黑龍江省公安廳有關偵查人員介紹，哈爾濱黑社會頭目之一的廉寶山，自1993年以來，以長期違法犯罪積累的知識，通過黑惡行徑，不擇手段地大肆斂財，獲取經濟利益，幾年時間個人資產就達到了上千萬元，辦起了洗浴中心、酒店、拆遷公司等。
有了經濟實力，他便壯大組織，編織關係網，構建保護傘，坐大成勢。在哈爾濱市呼蘭區，只要是廉寶山盯上的掙錢項目，別人很難拿去。2000年初，爲搶奪當地革志、順達、金街小區的拆遷工程權，他帶人對原承包人進行毆打併非法拘禁3個多小時，逼迫其將工程無償轉讓給他，從中賺取了26萬元利潤。廉寶山在呼蘭中心市場採取毆打業主、掀翻攤牀等暴力手段，強行低價收購豬板油和肉品，長達5年之久。呼蘭當地羣衆稱廉寶山的發家史就是以惡致富的罪惡史。
牡丹江市警方一位負責人說，“以惡致富”不是一個地方的現象，在不少地方呈現出發展勢頭，必須引起公安機關的高度重視。針對這一問題要探索出預防措施。社會的毒瘤是慢慢長大的，打黑要打小、打早、打苗頭。
“以富養黑”增加打擊難度
黑龍江省公安廳刑偵總隊一位負責人說，黑惡勢力組織集團的富裕是對社會主義法制的最大挑戰，也是和諧社會潛在的最大危險，同時也給打擊增加了難度。黑惡勢力有了錢，就到處尋找保護傘，使案件查處工作進行不順利。近幾年，省廳查處的多起案件都碰到了類似的問題。
廉寶山案偵破過程給人以警示。這個團伙在10年前就涉及打、砸、搶、盜、奸等犯罪行爲，由於廉寶山擅長用錢“平事”，並沒有受到應有的刑罰。
呼蘭的老百姓說，廉寶山都成“精”了，公安、法院裏面都有他的朋友。省公安廳辦案人員介紹，在偵破廉寶山案件過程中，當地老百姓不信任本區域公安機關，不提供證據和線索。當地公安局的一些同志不敢或不願意參與案件的偵查工作，只得從其他地區抽調警力。公安機關張貼在當地大街上的數份案件通告，第二天就被人撕掉了。
當廉寶山犯下僱兇殺人罪後，他在當地還公開與區公安局一個領導談笑風生，喝酒吃飯。一個辦案人員替廉做被害人家屬的工作，同時不斷向廉通風報信，躲避打擊。省廳辦案人員在審訊廉寶山時，他竟然向公安幹警“開出天價”要求放他一馬。被拒絕後，他惡狠狠地對辦案人員說：“只要我不死，出去後我整死你！
黑龍江省公安刑警部門的有關人員認爲，以富養黑的案件目前比較突出，現在全省偵破的案件只是一部分，還有一些案件由於隱蔽性強、調查取證困難等原因而沒有擺上日程。
惡富犯罪專業智能化官員籲建全國統一打擊機制
黑惡勢力“以惡致富、以富養黑”現象已經引起政法部門的重視，來自黑龍江政法系統的官員指出，要提高打擊“以惡致富”的水平，全國應統一思想認識和建立完整打擊機制。
黑龍江省公安廳一位刑偵專家說，對惡富犯罪思想認識存在偏差具體表現爲：一是不敢打。有的地方發現了惡富現象，心存顧慮，不敢碰硬，特別是對一些涉案人數多、案情複雜、難度較大的案件，強調客觀，迴避矛盾。二是不真打。個別地方政法部門執法態度不端正，執法思想不統一，對一些案件不積極主動地溝通協商，而是相互推諉，協調不到位。
齊齊哈爾市政法委書記沃嶺生建議，各地應建立統一的打擊機制，首先解決各地線索摸排上進展不平衡的問題。各地方要落實摸排責任制，蒐集線索，解決調查工作浮在面上的問題；其次是解決重點案件查證上進展不平衡問題。對於羣衆提供的線索，要早介入、早查證、及時反饋。國家應儘快出臺統一的對黑社會的司法解釋和對黑社會資產認定的解釋，不然在打黑初期偵查機關很難界定其資產是黑是白。司法界定一定要明確起來。
牡丹江市政法委書記、公安局長趙金城認爲，當前惡富犯罪呈現專業化、智能化的趨勢，並且具有跨區域作案、涉罪種類多、觸及層面廣、偵辦難度大、保密要求高等特點。而目前我們的工作還沒有達到“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水平，工作方式、方法都要轉變，辦案人員素質需要提高。
同時，要密切公、檢、法的溝通交流，在協作配合上狠下功夫。要通過調查研究，總結經驗教訓，實現打擊工作的標準化作業，落實責任制，建立情報信息蒐集研判制度和情報信息報送制度，切實提高對惡富勢力的先期發現和掌控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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