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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觀調控目前已經取得了明顯效果，但在幾輪宏觀調控中出現了一個令人關注的現象：某些地方政府片面強調地方經濟發展和本地利益，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國家宏觀調控的效果和預期目標。對於這些地方政府的做法，一些學者將其形象地稱爲“諸侯經濟”。
近日，《中國經濟週刊》記者就“諸侯經濟”有關的話題專訪了中共中央黨校經濟學部副主任韓保江。
如何看待“諸侯經濟”現象
《中國經濟週刊》：如何理解“諸侯經濟”這個概念？中國有沒有“諸侯經濟”？
韓保江：“諸侯經濟”是對當前宏觀調控中，地方跟中央“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博弈的形象化比喻。用這個詞形容有些地方與中央發展思路、發展方向的不協調並不科學。
從發展角度講，“諸侯經濟”就是無論是在區域上，還是行政區塊上，地方從自身利益出發所選擇的發展方式、發展規模、發展速度跟中央宏觀調控不一致。一些學者用“諸侯經濟”來形容目前地方跟地方、區域跟區域之間這種條塊分割、各自爲政、肥水不流外人田、封閉的割裂大市場等錯誤的發展思路或發展方式。
嚴格來說，中國沒有諸侯經濟。政治上，甚至發展思路、指導思想上，中央跟地方沒有大的衝突。中國總體上還是一個政令比較統一、上下比較和諧，認識比較一致，特別是在科學發展觀、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可持續發展道路這些大的經濟發展原則上，上下一致。在以經濟建設爲中心、推進小康社會建設上，人們思想認識上也是一致的。中央的政令在地方得到了一定的有效落實。這是中央跟地方關係的一個基本面，這是主流。
“諸侯經濟”產生的原因何在
《中國經濟週刊》：“諸侯經濟”現象的出現跟經濟體制轉型有關係嗎？如何正確看待？
韓保江：我認爲，“諸侯經濟”跡象是市場經濟條件下中央集權向地方分權轉變過程中一個必然現象。這個必然性的大背景是經濟體制轉型。在計劃經濟條件下，這種情形並不明顯。那時，企業是國家的加工廠，地方政府是加工廠的一個工段或者部門，幫着完成國家的計劃。而現在卻成了人們比較憂慮、中央撓頭的問題。很顯然，在這種背景下形成了中央和地方客觀必然的一種利益關係。
一些發達地區當它發達起來之後，本地的官員和老百姓嚐到了由於先發優勢所獲得的經濟蛋糕。要想把利益需求的剛性壓下去，讓先發達地區停下來或者把它的一部分利益轉移給別人時，由於利益剛性所產生的矛盾自然會出現。
中國有這種“諸侯經濟”現象，以及各地區出於本地利益而忽視國家整體利益，強調本地區發展而忽視國家整體發展的現象，都是市場深化過程中產生的問題。
在市場經濟大背景下，市場經濟孕育着這種分權化，就是說非集權化。如果把市場經濟條件下出現的分權形式用計劃經濟體制作標準，用舊的價值觀來衡量就會出現人們所擔心的問題。這也是市場經濟在轉軌28年的市場化過程中，地方經濟由小到大，地方經濟在國家利益博弈中地位由弱變強所產生的一種很自然的現象。
但在市場化過程中，即便是向市場化轉型原本也可以不出現對立現象。各家算各家帳，不考慮宏觀利益，不考慮左鄰右舍的利益，條塊封鎖，各自爲政的現象不一定是市場經濟轉型過程中必然發生的。
《中國經濟週刊》：地方利益固化跟我國實行雙軌制改革路徑有關係嗎？
韓保江：中國出現這種情況跟我們改革路徑選擇有關係。我們選擇了漸進式改革道路，實際上就是雙軌制改革道路：一方面靠市場，另一方面靠舊的體制、舊的行政關係。
在雙軌制利益分配體制中，自1994年稅制改革後，國地稅分開，很自然地固化了地方利益。地方利益以地方稅收、地方財政爲基本形式，跟地方經濟發展、企業發展，甚至項目的多少直接聯繫在一起。地方GDP靠經濟發展水平、發展速度來實現，地方自然圍繞着上經濟、上企業、上項目、上規模、上速度來追求量的膨脹，忽視結構調整，忽視經濟質量的提高。這個過程就是財政增收、地方利益強化的過程。
而在我國目前現行體制下，社會上沒有地方利益平行外溢機制，區域之間沒有對解關係，只有上解關係，就會出現富的地方永遠富。利益上解時，中央從富的地方拿走的是小頭，留給它的總是大頭。
落後地區或後發展地區深深感到了經濟是地方社會穩定、政治發展，乃至整個經濟社會進步都是根本動因。這些地區在理解增長和發展問題上往往不斷去模仿發達地區已走過的發展方式，甚至包括一些發達地區靠上項目，先污染後治理髮展的模式。不發達地區在發展的時候必然會在潛意識裏對發達地區發展模式進行模仿。
不發達地區由於基礎弱，上高科技、技術密集、資金密集項目又遇到了不發達的困局。越不發達越無力去轉變增長方式，爲了要像發達地區那樣獲得自己的地方利益，也會選擇粗放的增長方式，選擇以投資驅動爲主、見效快的短平快項目。從本地區角度看，這就是所謂的理性選擇，這就是經濟學裏所稱個體理性與集體理性之間的矛盾。
如何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
《中國經濟週刊》：如何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
韓保江：地方在執行中央宏觀調控政策過程中，出現了一種不該發生的“激勵現象”，進而導致令不行禁不止、不遵守中央的調控紀律，陽奉陰違。甚至有人開玩笑說，中國區域經濟發展過程中有一個很怪的現象：哪個地方對中央調控越陽奉陰違，機會主義，經濟就獲利；哪個地方越令行禁止，堅決執行中央宏觀調控，經濟就越不發達。這一說法過於偏激，但也有合理依據，因爲市場週期始終在起作用，都不讓搞的時候，這種東西供給少，需求還在，於是就會獲得豐厚的週期性的市場利益。
從宏觀調控本身來講，一定要研究中國經濟巨大差異性，巨大不平衡性，宏觀調控到底怎麼發力？一刀切式的、行政命令式的、全國一個步驟式的，一個手段式的調控方式是不是可取？宏觀調控是市場經濟一個組成部分。中國這樣一個國情複雜、生產力、自然條件、地理條件、人口條件極不平衡以及民族多樣化的國家，怎麼去用調控手段？
換句話說，目前“諸侯經濟”現象的出現某種意義上說是過去簡單調控方式的後遺症。地方政府對宏觀調控路數很熟的情況下，就能找到宏觀調控的缺點和漏洞，通過政策漏洞尋找地方規避宏觀調控方法，從而獲得宏觀調控留下的巨大市場空間。
地方政府要樹立全國一盤棋的思想
《中國經濟週刊》：一些地方的發展思路爲什麼會滯後？
韓保江：我覺得要從我國經濟所處的歷史階段來判斷。中國經濟增長速度快，投資驅動加大，跟我們所選擇的經濟發展方式有關係，但也跟我們正處在工業化擴張階段、城市化快速發展階段，經濟快速成長階段有關係。
首先，中國經濟增長髮自於市場，很多投資都是企業自己選擇的；地方經濟快速增長也跟市場力量有關係。第二是工業化的快速發展。第三是中國處在城市化階段。第四是社會進步、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要求。在四個張力的支撐下，目前中國經濟保持9.7%的增長速度是好事，沒有地方發展經濟的衝動是不可能保持的。
同時，地方經濟出現的不合拍現象，跟過去我們評價地方發展政績和執政績效時所使用的標準有關。簡單的追求GDP，慣性的利益累積、地方發展行爲慣性使中央轉變發展方向的時候，地方發展思路產生滯後。
地方政府必須對經濟發展整體形勢、所處國際環境做出準確判斷。中國經濟進入了必須轉變增長方式，必須追求又好又快發展，必須調整結構，必須推進技術創新，必須堅持以人爲本，必須保護環境這樣一個新時期。這些對經濟發展的要求是不以人的意志爲轉移的。因此地方政府必須樹立全國一盤棋，正確選擇地方經濟發展模式，在考慮自己發展經濟的時候考慮左鄰右舍。由於資源優勢和秉賦優勢不同，各地應從自身條件出發創造性地去選擇經濟發展方式和工業化道路。但是在這些選擇過程中要有一個社會共同的價值取向。地方經濟要融入全國經濟、其他部門和其他地方經濟謀劃和發展道路中去，地方發展要統一到中央發展思路上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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