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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前我所親歷的12.9>>1935年暑假後，我在北平清華大學開始讀最後一個學年。這年冬天，北平爆發了一二·九運動。我是這個運動的積極參加者。當時我是一個普通的革命青年，還不是共產黨員。關於黨是怎樣發動和領導這場偉大運動的情節我並不清楚，以後很長時間也沒有作過調查研究，沒有去向當時在領導工作崗位上或者接近領導的同志討教，沒有去查閱當時的報紙刊物和內部檔案(甚至都有些什麼檔案也不知道)。在我的朋友中有寫過一二·九運動歷史的，如已經過世的楊述。我從來沒有寫史書的意向。我對黨如何領導這場運動的瞭解只是靠那時和後來一些同志講的零零碎碎的那些，因此沒有資格去講一二·九運動的全面過程。但是，我畢竟是親身參加一二·九運動的人，在黨領導的這場偉大的運動中受到教育，經過參加這個運動，提高了覺悟，使本人的人生道路更明確、更堅定，成爲一個黨領導下積極從事推進社會進步事業的革命者，後來還參加了共產黨。因此我還是應該寫一些關於一二·九的回憶文章的。在以往的那些年中，關於一二·九，我寫過幾篇文章，演講的次數就更多了。抗戰後，在國民黨統治區我做過多次演講。比如1939年初在粵北翁源周陂中學和1946年在張家口工業學校，我就對同學們做過關於一二·九的演講，這是我記得很清楚的兩次。聽過我演講的人，前些年還對我講起聽演講時在他們腦中留下的印象。新中國成立後，我給青年們做這方面的演講就更多了，幾乎每逢一二·九紀念日來臨的時候，總有人要我去演講--當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那幾年和最近幾年是例外。此外還在許多次座談會上發言。但是我始終沒有系統地寫過一二·九中我接觸到的事情、講講自己在運動中的感覺和進步。今年是一二·九的70週年，《北京黨史》編輯部的同志們約稿，我也想趁這個機會寫這樣一篇稿子，講講自己的故事，而且想寫得細一些。我也只能寫這樣的東西。我希望今天的青年能對它有興趣。
1935年11月27日晚上，清華大學禮堂又舉行學生大會。討論的問題還是在日本帝國主義越來越加緊侵略的形勢下清華學生該怎麼辦。那天晚上到會的同學很多，雖然沒有做到全都到會，圖書館裏一定還有人在看書或寫東西，但是那天到會的學生達到百分之八十以上。大禮堂坐得滿滿的，討論的氣氛也特別熱烈。一部分同學要求通電全國、上街遊行請願，另一部分同學反對，基調是學生要以學業爲重，國事聽候政府處理，不要衝動等官方的語言。最後的決議，通電遊行都沒有通過，但不再是“愛國有心，救亡乏術”，而是“應有所表示”這樣一個很抽象的決議，至於作何表示完全沒有涉及，這“有所表示”便是一句空話。而且可以看得清楚，在大會上激進和保守的勢力幾乎旗鼓相當，主張要發宣言的提案被否決，而根本不作表示的提案也被以顯著的多數否決了。那一天晚上的學生大會辯論和表決的情況就是這樣。
過了幾天，學生們又在大禮堂開會了。在11月27日大會後的六天中，北平的報上登載了日本軍隊又採取了侵略行動，而華北當局有投降妥協的跡象。這是通過可靠渠道得到的新聞。於是有衆多的同學向學生會提出要求緊急召開大會，於是這個大會就在1935年12月3日晚上舉行。這次大會到的人數比上次更多。在這次會上主張應該積極行動的人佔到了優勢，但是大會上還是有激烈的爭論。經過一番脣槍舌戰，最後通過了《通電全國，反對一切僞組織、僞自治的決議》，並且決定聯絡北平大、中學校的同學一致行動，準備等北平學聯的通知參加統一的請願行動。
清華同學終於行動起來了！我對這次大會非常滿意。
沒過幾天，傳來了“冀察政務委員會”即將成立的消息。這個委員會是我們一直堅決反對的華北特殊化的產物。大多數同學也是這樣，聽到這樣的消息議論紛紛，沒有不氣憤的。差不多同時又聽說這個委員會成立的時間就定在12月9日。北平學聯的通知來了，就在這一天將舉行全市同學的請願。
我興奮地等待着這一天的到來。
1935年12月9日這天，我早早就起了牀，吃過早點趕到集合地點。我到得是比較早的，只有很少幾個人比我先到。等不多久，同學們陸續來了，到出發時間大概有二三百人。那一天是星期一，學校上課，有些舉手贊成遊行的人沒有去，我們打着清華橫幅校旗，高呼着口號，沿着鐵路線朝着西直門方向前進。走到西直門外一個叫做高粱橋的地方，清華的隊伍同在那裏受阻的燕京大學同學以及幾個中學同學的隊伍會合。軍警不讓前進，大家發出怒吼，衝過了阻攔我們前進的“防線”，稍後就走到西直門，沒有想到西直門大門奉命緊閉。那時候北京的城牆還是完整的，關上了門我們就進不去，不能同城裏的同學會合。同學們對反動當局採取這樣的措施非常氣憤，派人前去交涉，要他們開門，面對許許多多的交涉，回答只有一個“不行”。去阜成門探視的同學回來了，說那裏城門也關了進不去人，只有就地在西直門外召開羣衆大會進行抗日宣傳，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反對一切僞組織自治，號召羣衆起來要求當局不再一味投降妥協，並向居民們控訴當局不許我們進城、阻攔我們的愛國抗日行爲，同時我們在羣衆大會外也分散向居民、向守城門的軍警進行宣傳。羣衆的反應是熱情的、強烈的，軍警們雖然默默不語，但認真地聽我們講，我們看出他們的內心是同情我們的愛國行動的，只是不敢有什麼表示。先到西直門的清華、燕京等校的同學正在進行宣傳時，北平大學農業院的同學和西郊另外幾個中學的同學也趕到了西直門。人越來越多，原來要進城遊行的隊伍成了一支1000多人的宣傳隊，從上午一直堅持到黃昏。同學們在西直門開羣衆大會進行宣傳時，新聞記者們也趕到了。他們進行採訪，拍下同學們的照片。有一位與我同一學期轉入清華三年級的同學陸璀(我在設在上海大夏大學的考場同她見過面)站在土墩上，用硬紙皮做成的喇叭筒在羣衆大會上演講時，就有人拍攝了一張照片(在照片上只能看到她的背影，但可以看到許多聽她演講的人頭)，這張照片後來就在許多報刊上登出，成爲反映一二·九這個歷史性運動的代表性的照片。我認爲在陸璀身邊的十來個穿着長袍圍着圍巾的男同學中可能有一個是我，當然也可能不是，因爲穿那樣衣服的人不少。
在西直門受阻只得就地進行宣傳時，我們很關心城裏同學的活動情況。西郊的學校畢竟比較少，城裏的學校要多得多，北大、師大、中國大學、法政學院、民國大學、女一中、匯文中學……他們一定也會受到阻攔，但是聽不到他們的消息。一二·九運動是整個北平學生的行動，但是主戰場在城裏。不過當天晚上我們才知道城裏的同學英勇鬥爭，軍警的大刀、槍柄、棍子、水龍頭使許多同學捱打，全身衣服結冰……我聽說城內的同學總算到了新華門，派出代表向住在中南海的國民黨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的頭頭何應欽進行請願，但是當局不允許學生進居仁堂，何也沒有出來見學生，出來了個官員講了些不三不四的話。同學們十分氣憤，請願受阻就改成了示威，並且決定出西直門去迎接清華、燕京的同學進城。可是就在路上，他們同以大刀、水龍頭等爲武器阻擋前進的軍警搏鬥，迎接我們進城的目的沒有達到，城內、城西兩支隊伍始終沒有能會合在一起。參加一二·九運動的人對那天城內城外的情況寫了不少，我就不想在這裏多寫了。
一二·九那天，我同別的許多同學一樣，熱情地向羣衆作宣傳，同時本人也受到教育。通過這一天的活動，我也進一步認識到，由於國民黨政府已經同日本帝國主義站到一條戰線上，不能再搞什麼請願，向漢奸賣國賊去請願簡直是與虎謀皮，只應該向他們示威。
這一天參加遊行，並沒有人通知我，那天在清華請願遊行隊伍裏的人，我一個也不熟。同班的同學除了我之外似乎都沒有去，也許有人去了而我沒有見到。系裏的一個比我低兩級的楊學誠去了，他是一個一見面就很容易記住的人。他年齡看起來比實際還要年輕，看上去像是一個少年。我的表弟那天也沒有去。而在那時，除同班同學和我這位表弟外，我在學校幾乎再沒有什麼熟人了。隊伍裏有幾個熟面孔，那是因爲在大禮堂聽過他們的發言。那天陸璀也許是我最注意的一個人，這就是因爲那天她表現得很突出，同時上面我已經寫了，我和她在1934年夏天就在上海大夏大學清華考場上見過。除了她之外，現在我一個人的名字都叫不出來了。我想，那天別人也不會注意我這個人。從集合到返校，我就沒有同人交談過，那天我沒有結識任何一個新朋友。但是從那天起我畢竟參加到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羣衆運動中去了，不再像三個月前只是同某個好朋友一起單槍匹馬去搞回想起來頗爲可笑的“革命”。
參加那天的革命，我也認識到意義是很大的。但是那時我--不只是我，而且可以說是所有在那天走上街頭的青年，只是想到應該用自己的行動向中國各界人士、廣大羣衆發出抗日救亡的呼籲，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反對國民黨政府的不抵抗主義，反對漢奸賣國賊。一二·九運動的偉大意義，是人們後來總結出來的。1939年，毛澤東、劉少奇有重要的論述。1939年紀念一二·九運動四週年時，他們都發表了文章。在文章中把一二·九運動與紅軍長征北上勝利到達陝甘寧並提，並且把兩者的會合視作中國革命從低潮走向高潮的分界線。1939年，我看了毛澤東和劉少奇的文章後，對他們把一二·九評價得這麼高，感到出乎自己意料。同時也慶幸自己參加了這個運動，的確有一個光榮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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