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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分配製度的改革與完善，不是在做一次簡單的加減法，而是一次乘法，要建立一個科學合理積極的收入分配新秩序。行政權力能否規範，是其中一個至關重要的“倍乘指數”。
收入分配製度的改革，是今年民衆最爲關心的話題之一。從5月中央政治局會議專題研究確定改革收入分配製度的方針，到剛剛結束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傳遞出“國家明年將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的信息；從7月拉開的全國公務員工資制度改革，到《反壟斷法》的呼之欲出……這場改革眼下已經進入實戰狀態。
各種“算法”應運而生。常聽到的，是機關、事業單位的人們互相打聽：你們那兒工資漲了沒有？老百姓關心着：那些月薪拿8000元的高速公路收費員，他們的薪水何時變得合理些？中低收入者何時能不愁看病、買得起房？
文章說，一些人把這次收入分配製度採取的“補低擴中調高”策略，看成是在全民中做一次“削富濟貧”的加法與減法——於個人而言，這樣的理解或許算不上錯。讓人不安的，是某些地方某些行業，似乎也在做同樣理解，並把這種思維帶入他們正在起草、完善的分配製度中。
中央強調“完善收入分配製度，規範收入分配秩序”，“規範”尤其提得鄭重。文章認爲，這次收入分配製度的改革，既是爲了獲得結果的公平，更是追求起點與過程的公平。這個目標，遠非簡單的加法與減法可以完成。
百姓爲什麼對一些壟斷行業意見紛紛？不僅是懸殊大的高福利、高工資，更在於其高收入的提高和維持途徑，是建立在向公衆轉嫁成本等方式上進行的。這也可以解釋爲什麼有的行業主動“減薪”卻招致“作秀”質疑——如果不從反壟斷的角度革除，有理由相信所謂的減薪，無非是一場“左口袋”與“右口袋”的算術遊戲。
爲什麼公衆對工資水平處於中等偏下的公務員頗有微辭？因爲不少權重部門還不時利用所掌握的公共資源，在住房、醫療衛生等方面獲得一些“隱性福利”，對其他社會成員構成不公。
文章說，中國人歷來“不患寡而患不均”。在今天，“均”已非“平均主義”的“均”，而是“均衡”之“均”，是財富創造機會均享與機制均等的“均”。如果改革無法觸及利益分配的不公制度，所謂的全民低補、補貼困難羣體等措施，恐怕仍會是治標難治本。
這輪收入分配製度改革更似一次乘法，它想建立的，是一個科學合理積極的收入分配新秩序。要想獲得倍乘效應，當然需要多管齊下。不過，行政權力能否規範，是這道運算公式中一個至關重要的“倍乘指數”。
這不僅因爲行政權力作爲“要素”直接介入經濟領域的各項活動，參與分配過程，已經並還在干擾收入分配的秩序，而且，對於一些部門來說，權力要素要想徹底退出，無異於在自己身上動手術，沒有足夠的勇氣、規範的制度，難！
所以，當我們爲各地正在推行積極就業政策、實現全民低保、發放補貼的舉措而欣慰時，更期待着反壟斷的提速、“陽光工資”與“陽光行政”的推行，期待行政體制改革的跟進與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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