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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級人防辦大打“口水戰”
被人四處告狀的滋味顯然不好受。接受採訪時，臨汾市人防辦正在收集各種資料，準備迎接市人大、市政府一些領導和媒體的詢問。
2000年年底臨汾“撤地建市”前，臨汾地區人防辦並不是一級政府機構，沒有承擔任何收費等行政職能。
“撤地建市”後，臨汾地區變成了臨汾市(地級)，臨汾地區人防辦也改成了“臨汾市人防辦”；而原臨汾市(縣級)則改爲堯都區，原臨汾市人防辦改成了“堯都區人防辦”。
臨汾市人防辦工程科王會傑科長介紹說，2002年4月，臨汾市政府辦公廳發佈文件，對市人防辦的職能配置、內設機構和人員編制方案做了規定。文內稱市人防辦“負責本行政區結合民用建築修建防空地下室(簡稱結建)工作的組織、管理”，並稱“本部門和堯都區職能劃分意見另行通知”。
根據“屬地管理原則”，“堯都區人防辦”依然在負責本區的結建工作，這和臨汾市人防辦的職能發生了衝突。
2002年5月，臨汾市人民政府下發“29號文”，規定市人防辦“負責臨汾城市規劃區及臨汾經濟技術開發區、重要經濟目標區內的結建工作”；“侯馬市、霍州市、各縣人防辦負責本行政區域的結建工作”。
“臨汾城市規劃區”，是指“東至東王、北至東蘆、南至大韓、西至大運高速”的區域，這正是堯都區的核心城區所在。
“29號文”，惟一沒有對“堯都區人防辦”做出職能劃分，等於“完全剝奪了堯都區人防辦的結建權”。
權利合理分配纔會和諧。對此，“堯都區人防辦”當然不服。
對“29號文”，“堯都區人防辦”認爲其違反了《人防法》，最後竟然把“臨汾市人防辦”告到了國務院，要求撤消“29號文”。
此後的時間內，雖然“臨汾市人防辦”多次警告“堯都區人防辦”不得收費，但也一直未採取什麼強硬措施。最後形成的格局是“你收你的，我收我的，互不干涉”。
“堯都區人防辦”主任鄧放中介紹說，他們的工作人員有執法證，有收費許可證，“我們是堯都區政府設立的人防主管部門，對該行政區域內的結建工作依法享有管理權”，“這是法律賦予的權力，任何單位個人不能剝奪”。
鄧放中說，此次“臨汾市人防辦”把近年在堯都區政府行政審批大廳辦理了“結建手續”的幾十個單位全部起訴到臨汾市中院，要求強制執行，“致使這些單位紛紛找到堯都區政府，要求退錢”，“這實在有損政府形象”。
鄧還說，“臨汾市人防辦”不僅“收權”，而且“扣錢”。“堯都區人防辦”現在還負責着城區5萬多平米的地下人防工程維修工作。以前，省人防辦每年直接撥款4到6萬的專款，用於維修工作。但是，到了2001年“撤地建市”後，這些專項款被“臨汾市人防辦”全部截留，“他們沒有維護任務，卻把維護專項資金全花了”。
臨汾市是一個歷史悠久的城市，其地處晉南地區交通要衝，物產豐富、經濟發達，歷來都是兵家必爭之地。其主市區分佈着自抗日戰爭以來不同歷史時期修築的地下防禦坑道多處。解放以後，鑑於臨汾市在我省乃至全國人防體系中所處的戰略地位，國家有關部門確定臨汾市爲三類人防重點城市。
鄧放中爲此憂心忡忡，“這些地下人防工程大都是70年代的工程，如不維修，出現坍塌傷了人怎麼辦？”
此言不虛。1999年3月22日，山西省商業幹部管理學校操場塌陷，47名學生掉入，3人死亡；2003年1月7日太鋼25宿舍區發生地面塌陷，樓房垮塌，居民180戶，500多人無家可歸——這樣的例子舉不勝舉。
“尤其是法院做得更過火”，鄧放中說，“這是兩級政府的事，法院爲了賺取一些執行費，就輕易參與這類事件，實在不妥”。
對“29號文”，鄧放中一直耿耿與懷。他舉了個例子，說有的單位已經開始鑽了文件的空子。1999年時，中保財產保險臨汾營業部欲蓋辦公樓，按規定要繳納215萬的人防工程易地建設費。但由於資金困難，先繳了6萬元。2004年8月，“堯都區人防辦”對中保財產保險臨汾營業部等數十家單位進行追繳，其他單位都補上了餘款，惟中保財產保險臨汾營業部將“堯都區人防辦”起訴到臨汾中級法院。臨汾中院根據“29號文”，判決“堯都區人防辦”不得收取此項費用。
“那是200多萬的國防經費呀”，“交給誰倒是無所謂，但絕不能讓它流失了”，鄧放中氣憤地說，“我敢保證他們至今一分沒交”。
堯都區政府行政審批大廳的負責人介紹說，在2000年年底我省“撤地建市”後，地極市和市政府所在區的兩級行政部門一直存在着權利分配問題，這也是“撤地建市”過渡期的一種普遍現象。但是，像臨汾市兩級人防辦鬧到現在“水火不容”的“實在罕見”。
兩級政府部門爭着收費形象何在？
天遂公司董事長蘇德勝評說此事，認爲“兩級政府部門爭着收費，敗壞了政府形象，坑害了民營企業” ；“臨汾中院惟利是圖，司法環境實在糟糕” 。
事發後，臨汾市政府市長助理張立仲專門就此事做過調解，但無濟於事，“法院根本不聽” 。
臨汾八中的王書記說，“這件事嚴重影響了兩級政府的形象，要錢不要政府臉面”。
蘇德勝還反映說，“臨汾市人防辦”給“廣奇傢俬城”開的發票居然寫的是“設計費”，“他們兩級人防辦都沒有設計資格”，“可能是要挪用國防經費”。就此一說，記者向“廣奇傢俬城”的老闆王崇明求證，王在電話中吱吱唔唔，顯然不願得罪執法單位。
採訪中聽到的另一件奇事是：臨汾市政府辦公廳近日委託長林房地產公司給職工建設集資樓，但在辦理建設手續過程中，“臨汾市人防辦”某些人員提出要分房子，結果臨汾市政府辦公廳把手續辦到了“堯都區人防辦”。這一點，記者在堯都區政府行政審批大廳得到了證實。
堯都區人大一位幹部介紹說，這件事情的發生有着深層次的原因。我國建國後一直實施4級政府架構，比國際慣例多出一層；而“撤地建市”後，使原先僅被定位於省級政府派出機構的行政公署脫胎爲一級政府。如此一來，國內政府層級比國外通例多出了兩層。現在回頭看，“撤地建市”導致行政效率低下、行政成本高企的弊端進一步放大，以至於許多地級市被人稱作“漏斗財政”，出現與縣爭利的現象，成爲縣域經濟的“抽水機”，被人諷爲“市刮縣”。
而在2005年10月召開的中共中央十六屆五中全會上提出，要着力推進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國家有關部委正在研究政府層級和行政區劃改革的問題，其中最爲引人關注的議題是“省管縣”，這使得地級市建制的變革與存廢問題被提上日程。
“現在的緊要問題是兩級政府需要坐下來，研究權利的合理分配”，“靠行政命令強壓不是長久之計”，這位幹部說，“畢竟大家都要吃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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