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礦工
老礦工
1960年7月，前蘇聯單方面撕毀對華經濟援助協議，撤走專家，逼迫我國限期還債。爲爭一口氣，儘管面臨“三年自然災害”，全國人民還是勒緊褲腰帶還清了這筆債務，這是我國的尊嚴和聲譽之所在。
周恩來總理1964年在三屆人大一次會議上做的《政府工作報告》及李先念在二屆人大四次會議上做的《關於1961年和1962年國家決算的報告》中都有關於這段歷史的記載：中國欠蘇聯的各項借款和應付利息共計十四億零六百萬新盧布(其中相當大的部分是使用和消耗在抗美援朝戰爭中軍事物資的貸款和利息)，摺合人民幣五十二億九千餘元。按照協議，這些外債應於1965年前全部還清。
當時我國建國僅十年有餘，工業尚在起步階段，所以只能用農產品來償還。
雞蛋、蘋果要過篩子，大了小了都不要；豬肉要卡一下膘，肥了瘦了都不行——這是前蘇聯當年驗收中國抵債物資時的真實寫照。
以農產品還債，何時才能還清？中央研究決定，以蘇聯急需的稀有礦產品來抵債。按當時農產品與礦產品價值的對比，一噸一般的礦砂能抵數噸農產品，而一噸稀有金屬礦產品比幾十噸甚至上百噸農產品價格都高。用稀有礦產品來抵債，既可以省下糧食緩解人民生活困難的局面，又可以加快還清所欠債務的進度。
在中共中央1964年2月29日給蘇共中央的信中有這樣一段話：“到1962年底爲止，我們向蘇聯供應的糧油和其他食品值二十一億新盧布。在同時期內，我們向蘇聯提供礦產品和五金值十四億多新盧布……這些礦產品中，有許多都是發展尖端科學、製造火箭和核武器必不可少的原料。”
到1964年，我國提前一年還清了上世紀50年代欠前蘇聯的全部貸款和利息，1965年10月前又還清了蔗糖貸款和貿易欠款，至此還清了欠前蘇聯的全部債務。
同年12月3日，外交部部長陳毅接見日本記者時宣稱：“中國已經成爲一個沒有任何外債的國家。”
有資料顯示，可可托海礦務局還債礦產的價值佔到了總外債的40%。可可托海礦務局，尤其是三號礦是如何爲我國償還前蘇聯債務的呢？
誓師會餓着肚子搞會戰
1961年初冬，當時的國家重工業部接受了向前蘇聯出口礦產品的艱鉅任務。
還債任務下達後，重工業部立即向新疆有色金屬公司發出全年生產抵債礦產量的指令。向前蘇聯出口鋰、鈹、鉭鈮等稀有金屬礦產品的任務最終落到可可托海礦務局的肩上。
可可托海礦務局領取任務後，立即召開“03號百日會戰誓師大會”，提出了“大幹苦幹四十天，提前完成保出口任務”的響亮口號。
可可托海礦務局從一礦各班組中抽出兩百名思想好、有經驗、能吃苦的青壯年黨員和先進員工組成“採礦營”，由已故的原可可托海礦務局團委書記曹孝義任營長，孫漢章任教導員，各代班組長都是礦上優秀的值班長。採礦營直屬礦務局管轄，實行軍事化管理，下設連、排。
入冬後的可可托海氣溫降至-40℃左右，滴水成冰，更困難的是糧食供應嚴重短缺，就是有時運來一些麪粉，也是“105”號黑麪。何謂“105”號黑麪？就是“一籮到底”的麩子面，其中還摻雜着5%的細砂石、泥土、草棒、羊毛等雜物，但就是這樣的麪粉也供應不足。最困難的時候，礦上臨時取消了“定量供應”，實行了“配給制”——礦山工人每天每人六個饅頭，車間工人每天四個饅頭，機關人員只給四碗糊糊。
當時，礦務局領導考慮到工人所要付出的勞動非常繁重，決定在加班加點後發放“加班費”，但這一決定遭到了工人們的堅決反對，大家異口同聲地說：“國家有困難，我們講條件還是工人階級的一分子嗎？我們不要加班費，同樣也要提前完成任務。”
孫漢章1953年起任可可托海礦管處保衛科科長，離休前任新疆有色集團公司紀檢委副書記。他說：“的確，當時糧食供應已到了捉襟見肘的地步，食品商店的貨架上空空如也。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礦領導還是千方百計設法給‘採礦營’的工人們一些補充，從各個食堂東拼西湊一些糧食，每天給每人補貼兩個黑饃饃。大家都感到這是特別的優待。”
千餘人三班倒手選礦石
每天天不亮，“採礦營”的工人們身背兩三個牛皮口袋，手拿鎬頭和鐵杴等工具，奔赴採礦點。等到爆破礦石的警報解除後，大家就涌向採礦面去搶工作面，如果搶不到好一些的工作面，意味着一天的任務不能完成。
“大家鎬頭挖，鐵杴鏟，中午也不休息，就在礦場上吃點冷饃。因爲汽車不能開到山坡上，下班前還要把重達百十多公斤、裝有鋰礦砂的牛皮口袋從山腰沿着亂石成堆的小道上背下來，每天都要背上兩三次。有的人要背上四五次甚至更多，因爲他們一天能挖一噸左右。”新疆有色金屬工業集團稀有金屬有限責任公司黨委工作部主任高新吉說。
選好的礦石被集中在一個庫房裏。高新吉說：“記得庫房是土木結構的，大門朝東，南北寬約二十米，東西長約三十米。”
採礦營的幹部們，白天要在工地上幫工人操作，晚上還得和技術人員協調第二天的工作，始終堅持在第一線。
高新吉說：“採礦營是一支突擊隊。”事實上，當時，全礦區的職工都在爲“保出口”忙碌着。
一礦(三號礦坑)在鼎盛時期有三千多名職工。在兩個豎井裏，前面的工人手持風鑽開採，後面的人用十字鎬挖刨，挖出的礦石用馬拉的礦車拉到選礦廠。選礦廠就有職工一千多人，實行三班倒。
“2號豎井採到了七八十米處時，地下水出來了，礦上成立了疏幹隊，打沉井抽水，情況纔有所改善。”高新吉說。
當年，用於償還外債的絕大部分礦石都是手選出來的。高新吉說：“當時礦上有職工幾千餘人，這麼多人幹什麼用？就是手選礦。
“1961年10月以前，綠柱石的手選工作是在礦尾的帳篷內進行的，回收率僅爲60%左右。1961年10月，建立了簡易手選室，室內有長桌、木凳，礦工們可以坐在明亮的燈光下破碎礦石，挑選鈹礦石。坑內運出的礦石，經手選室漏斗格篩除明顯的廢石，再經過振動篩篩選。直徑小於六毫米的細砂，不進行手選，堆放在露天等待以後機選，六毫米以上的在選礦臺上進行手選，回收率達78%左右。
“手選後的礦石被倒進漏斗裏，漏斗下面是一條由捲揚機帶動的傳輸帶，由傳輸帶將這些選好的礦石運往尾礦。”
採訪中，很多老職工告訴記者，當時有不少透明或半透明的單晶寶石礦物(海藍寶石)同一般綠柱石一起被採出，只要簡單加工就可以成爲寶石戒面，但當時大家並沒有把它當成工藝品原料加以挑選利用，而是混在一般綠柱石中銷到前蘇聯。
青少年讀書採礦兩不誤
爲了及時還清債務，除採礦營在三號礦突擊採礦外，可可托海礦務局還默許礦上的職工尋找新的礦點。
可可托海礦務局退休職工孔古爾拜老人回憶說，他是1953年參加工作的，當時在距離三號礦約三公里的二礦區工作，爲了多尋找礦點進行開採，1957年他被調到四礦區找礦。
四礦區距離可可托海三號礦約五十公里，孔古爾拜和隊友共十餘人走了三天三夜纔到達目的地。
“當時雪有兩米厚，風一吹，雪上都是一層冰。爲了防止滑倒，我們腳上穿的氈筒底下釘了防滑的馬掌，走路速度很慢。”孔古爾拜說。
那時，礦上的所有工人都佩戴工牌。工牌是金屬做的，上面有五角星、齒輪，交叉的錘子圖案，圖案下方是持有人的工號。
馬祖木汗當年在礦上的編號是“301”。工作時，因爲年紀太小，他被留在了選礦場，每天跟着大人們去完成屬於自己的任務。現在他退休了，還住在可可托海。“任務都是定量的，鋰鈹礦每天是六十公斤到七十公斤，鉭鈮礦每天四公斤到五公斤，風石每天兩百公斤到三百公斤。”摸着當年的工牌老人回憶說，“當時，大家都比着幹。”
據馬祖木汗老人介紹，當年，礦上十六歲以下的孩子每天在可可托海技術學校裏上四個小時課程，然後在選石場幹四個小時選礦工作；十六歲到十八歲的孩子上兩小時課，幹六個小時；十八歲以上的青年就要工作八個小時了。
高新吉說，當時他只有六七歲，也跟父母一起揀礦石。和高新吉一樣，當時很多職工都是全家上陣。“那時候礦上給父親每月分配了撿拾3公斤黑寶石(鉭鈮礦石)的任務，於是全家老少齊上陣，高新吉也跟在大人屁股後面篩選。當時揀鋰輝石每公斤礦上付3毛，海藍寶石(鈹礦石)付4毛，而黑寶石付7毛。”
有資料顯示，三號礦(阿斯喀爾特綠柱石礦牀)於1955年開始地質勘探，1958年建礦並投入生產。此後的十年中，三礦平均年產四五百噸綠柱石，是可可托海礦務局年產綠柱石(鈹)任務的一半甚至全部。其中，1958年至1960年，三礦爲國家生產綠柱石三千八百七十六噸。特別是在1960年的“保出口”期，更是超額完成了任務，爲還清外債做出了貢獻。
四十天完成任務受讚揚
“爲‘保出口’，我們不僅付出了艱辛的勞動，也給礦山的後續開發留下了後患。”孫漢章說到這裏，臉色凝重起來，“三號脈有一段是鋰輝石特富礦，爆破後可以直接裝礦石，根本不需要敲打。爲了保證任務的完成，只有採取非正常手段去挖富礦，我和曹孝義向礦務局提出了一個大膽建議：採富礦。現在想，那是對三號坑的掠奪性開採，代價是慘重的。”
孫漢章介紹說，這一富礦點位於海拔1204米水平的臺階中間，要挖它就得炸掉臺階。礦領導和技術人員研究決定，爲儘可能多地生產稀有金屬產品，保證向蘇聯出口還債，忍痛炸開了臺階。但這一舉措，卻阻斷了整個礦山臺階運輸的進行，給以後的開採工作帶來了巨大的困難，後來經過十多年的調整才恢復了原貌。
“保出口”用了不到四十天時間，到這年的春節前，可可托海礦務局終於提前完成了“保出口”的光榮任務，蘇聯派出的車隊也在當年年底將礦砂運回蘇聯。
爲此，可可托海礦務局多次受到國家重工業部的口頭表揚。在《紅旗》雜誌的《九評》一文中，特別提到了這一點。
回顧這段苦澀的往事，孫漢章感慨頗多：“不論生活多麼困難，天氣多麼寒冷，我們還是戰勝了飢餓，戰勝了嚴冬，爲黨爲國家，爲人民盡到了我們應盡的力量。每當想起那段還債的日子，我們有色人，我們可可托海人總是感到非常自豪和驕傲……”
俱往矣難忘記可可托海
《布爾津縣志》記載：1950年至1956年，布爾津曾作爲口岸與前蘇聯通商，額爾齊斯河爲兩國通商的航道。
1951年的布爾津是“中蘇有色及稀有金屬股份公司”的物資儲存轉運中心，蘇方從國內調來幹部四十餘人，有蘇軍一個連巡查值班，中方人員多爲搬運工。各礦區所需的設備、器材、生產物資以及部分生活物資都依靠從前蘇聯進口，額爾齊斯河則成爲進出口的主要通道。
高新吉說，當時，可可托海礦區所用的一切設備都是從前蘇聯運來的。爲開採這裏的鋰、鈹等礦石，每年夏秋季，從前蘇聯通過額爾齊斯河運來風壓機、炸藥、鋼釺、發電機等，“前蘇聯的輪船一直開到布爾津，返航時載走公司生產的稀有金屬礦石”。
在布爾津縣的額爾齊斯河畔，有1952年建成的前蘇聯領事館，領事館所屬的一家有色金屬公司常年負責從可可托海往布爾津運輸礦石。
“還債的鋰、鈹、鉭鈮礦石一年四季不停地從可可托海運到布爾津縣水泥大橋南岸。到每年6月，前蘇聯的工人將礦石從碼頭上一麻袋一麻袋地扛上貨輪，順額河而下，把礦石運到前蘇聯境內的再桑碼頭(現屬哈薩克斯坦)。”高新吉說。
如今，這座前蘇聯領事館駐布爾津辦事處和原中蘇有色金屬公司布爾津轉運站一樣，早已被廢棄和閒置，但它們作爲特定時期的產物，仍然在向後人講述着在艱難時期，可可托海爲我國償還外債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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