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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的“偷窺”，大多是指窺事的，所謂“隱私”是也。這事確是古已有之。所謂“慎獨”，大致便是針對“偷窺”提出的。《水滸》中鼓上蚤時遷便是“偷窺”專家，金槍手徐寧夫妻的“牀戲”是肯定被他窺着了；而《三國演義》中“蔣幹盜書”一齣戲，也有很強的“偷窺”性質，只不過蔣幹偷窺的，是“帥哥”周公瑾的“睡意”而已；《西廂記》中，當丫頭紅娘笑眯眯地把“偷情”的張生和鶯鶯送入“洞房”後，總會有紅娘隔着門縫或窗櫺向內羞答答張望的生動表演。
可見，偷窺的慾望並不分古今男女，但卻多與“隱私”尤其是“性隱私”密切相關。只是，古今藉助的手段不同，纔有偷窺深度、範圍的區別：時遷靠的是飛檐走壁的功夫，蔣幹靠的是“同窗交契”，而紅娘憑藉的，則是近水樓臺。
高科技催生“偷窺時代”
衆所周知，時遷看徐寧的“牀戲”是他在實施盜取鉤鐮槍計劃時的“順手牽羊”，紅娘爲的只是滿足一點點好奇，而蔣幹則是因爲要在曹操面前掙點面子，好養家餬口，說大點，也可算是要“立功名兮慰平生”！
如此看來，現代人愈演愈烈的偷窺其實並沒有逃離古人們設置的“藩籬”。因爲有所謂“隱私”、“隱情”，便免不了“偷窺”以及更專業的“偵探”。而偷窺者所“圖”，都跳不出“順手牽羊”貪一樂、好奇使然性本能以及養家餬口建功名三種。
不同的是什麼呢？是高科技手段的介入，是高科技產品的平民化。這等於讓尋常百姓都具備了“飛檐走壁”的功夫，也等於讓“近水樓臺”變得不那麼只能“服務”身邊的人，我們知道，古人有“千里眼”、“順風耳”之幻想，神歸神，但畢竟難以實現。可現代人卻憑藉着望遠鏡、手機、竊聽器乃至紅外望遠鏡、雷達裝置，讓遠近距離的偷窺統統成爲現實；繼而，當代人憑藉着照相機、攝像機、電視機等等，還能使其見聞場景得以“生動”再現，早已大大地超越了古人偷窺的極限。
更有甚者，憑着各類媒體特別是計算機網絡的普及，古人“秀才不出門便知天下事”的“春秋大夢”瞬間成真，竟能讓偷窺到的場景發佈到世界每個角落。在此，我們需要注意的是，幾乎和電腦網絡的普及同時，各類“偷窺”技術產品也基本走出了被少數人壟斷的“深閨”，逐漸步入了尋常百姓家。
如此一來，這偷窺就變得異常可怕起來。因爲誰都不知道，你在某時某地某個場合的言談舉止會否被人偷窺並把偷窺的結果傳諸“網界”！當然，這並不妨礙已經開始的“偷窺大傳播”。
“超女”被偷窺了，劉嘉玲被偷拍了，璩美鳳上網了……這便是我們當代人常常看到的偷窺結果，而每一次偷窺，似乎都能讓媒體及其受衆興奮不已。於是，一個令人目不暇接、眼花繚亂、心亂神祕的“偷窺時代”應運而生。或許，這就是所謂“信息時代”的最大特徵吧，或公或私，或“垃圾”或“鑽石”，總會因其“有味兒”而找到相關信息的載體或生存空間，以至於讓不少“信息時代”的公民變得腦袋腫脹，不知所從，更不知其所終。
看清偷窺的本質
拂去這些繁茂蕪雜的表象我們看到，偷窺結果雖然千變萬化，但無外乎還是出於筆者前文提到的三類動機：順手牽羊求刺激、近水樓臺自好奇以及完全功利取向的真正偷窺。前兩者古今難免，但視後果不同，仍需有關風俗道德、法律法規加以節律。而最需要重點規範的，乃是最後一類。因爲那類偷窺基本是以“傷人”爲結果的，乃是十足的“損人利己”。
或出於情感，或出於利益，或出於兩者甚至多種動機的交織，他們都會產生社會效益，因而都會對社會的穩定和發展構成衝擊。這纔是偷窺的本質。而偷窺成風，則折射了當今轉型中國社會中國人的無聊感、不安全感以及“逐利時尚”。這是一個信仰失落、價值紊亂卻又經歷着技術革命的轉型社會難以避免的風潮，但卻也是政府必須正視和引導的風潮。
從這個意義上說，目前我們的道德、法律等規範系統已然滯後了，舊的在失效或需要重建，而新的完善的機制，卻遠沒有建立起來。和麪對許多“惡搞”一樣，法律在此沉默或哽噎了，任由當事人和百姓不停地鼓譟。
需要指出的是，偷窺的動機不同，結果也大相徑庭，而“高科技”從來便是一種工具，應用結果有賴人類的抉擇。所以，偷窺並非都是負面的。在有些人成爲偷窺的“犧牲品”時候，我們還不能忘記“水門事件”等等醜聞的揭出，也是有賴於“高科技”手段的。
由此而論，我想偷窺中便有了民主監督的進步意義。試想，如果我們的記者、偵探、民衆熱衷的，是偷窺貪官污吏的“腐敗行蹤”、“尋租倩影”，是不法奸商的“逃稅賬目”、“造假罪證”及其魚肉勞工的“靚麗身姿”，那麼，“偷窺時代”的來臨又有何不可呢？這豈不更能讓我們官員、商家清正廉明、奉公守法一些？
“偷窺時代”，需要良俗公德和法治，更需要古人的“慎獨”！如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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