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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薩達姆心理(而不是判斷他是否是美國可用的代理人)的最早努力之一是在1990年的海灣戰爭前夕，當時喬治·華盛頓大學精神病學、政治心理學和國際關系學教授傑洛德·普斯特博士向美國眾議院軍事委員會做了一場非常清晰明白的演示。他強烈反對把薩達姆認定為『瘋子』。
普斯特大膽斷言：『(薩達姆)雖然在精神上沒有脫離現實世界，但在政治上他經常脫離現實世界。』普斯特也認為薩達姆的世界觀是『狹隘和扭曲的』。普斯特稱，由於人們對他的殘暴早已耳聞，『薩達姆已經無法從領導層中得到明智的建議。由於他缺乏國際視角，手下又只會奉獻讒言，這經常使他誤判形勢。』關鍵是他認為『薩達姆的命運和伊拉克的命運是合二為一、密不可分的……』這種自高自大的認識又和復興黨的政治意識形態交織在一起。只有阿拉伯國家團結在一個強有力的領導人之下，纔能實現復興黨的夢想。而在薩達姆的意識裡，他命中注定要扮演這個角色。
後來，正是薩達姆扭曲的世界觀——而不是他所擔心的內部敵人——導致了他的覆亡。
薩達姆對國際問題知之甚少，甚至在奪取總統寶座之前他就開始在這方面犯愚蠢的錯誤。很明顯，在薩達姆奪取權力的過程中，蘇聯本應成為伊拉克的首選盟友，1972年兩國也簽訂了一項軍事援助協定。但1978年他下令處決數百名伊拉克共產黨人，令兩國關系大為惡化，薩達姆被迫轉而尋求美國和法國的幫助。
一年之後，薩達姆遇到了更重大的危機——1979年，阿亞圖拉霍梅尼推翻了伊朗國王，而在1978年他曾經應伊朗國王的要求，將流亡在伊拉克的霍梅尼驅逐出境。
霍梅尼和薩達姆不共戴天，這不只是因為薩達姆擔心伊朗的影響力會波及整個地區的什葉派。伊朗伊斯蘭革命正在進行中的時候，在有爭議的阿拉伯河水道就有零星的邊界衝突。
盡管作為遜尼派的薩達姆聲稱兩國之戰不關涉利益，實際上他確實是計劃佔領伊朗的大片領土。戰爭不可避免地爆發了，估計有170萬人死亡。但盡管有對伊朗戰爭受挫的教訓，薩達姆還是不改好戰的習性。
他把和伊朗作戰解釋為保衛所有海灣國家的利益，並堅持要科威特放棄伊拉克的所欠戰爭債務。科威特拒絕了。科威特還拒絕薩達姆削減石油生產以提昇油價的要求。隨著和科威特關系的緊張，伊拉克想探探美國的口風，當時美國已經向伊拉克提供資金10年之久。伊拉克想知道，如果吞並科威特，美國會如何反應。美國的回答是『中立』，薩達姆將其誤解為『同意』，於是便佔領了這個富產石油的小鄰國。
此舉標志著薩達姆和美國衝突的開始，並最終導致他的覆亡。此舉也使他與布什父子的政治王朝為敵，在小布什的主導下，美國的對伊政策幾乎演變為一場家族仇殺，然而薩達姆最惡劣的暴行——1988年對哈萊布傑的庫爾德人使用毒氣，使用的正是美國人提供的化學原料。
1991年的海灣戰爭解放了科威特，薩達姆遭遇軍事慘敗(如往常一樣，他自稱為勝利)但仍得以延續統治，但在2003年，在小布什政府不惜任何代價推翻他的強大決心下，薩達姆最終垮臺。
但只是到了9個月後，他被抓獲並接受審判時，世界纔最終得以看到一個被剝去所有偽裝的凡人薩達姆——一個頭發蓬亂的人、藏身於骯髒的地洞裡的人。在最後的日子裡，他像所有獨裁者一樣，脾氣焦躁，時而大聲威嚇，時而暗自慍怒。但他也有另一面。他會感到迷惑、恐懼，而且奇怪地脆弱、敏感。最終，當他走出人生的最後一步時，環繞著的是一種靜穆的氣氛。因為，無論如何，這個曾犯下可怕罪行的薩達姆，在生命的最後時刻，仍舊是個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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