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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總局原局長解振華在2005年11月底，因松花江污染事件引咎辭職。2007年1月5日，在國家發改委網站英文網頁的最新領導名單中，解振華的名字已然在列，引起了國內媒體關注，稱之爲重返政壇。
官員也是人，每一個人都可能犯下錯誤，甚至是很嚴重的錯誤。但這並不是說，犯了錯誤就要一棍子打死，再也不能獲得繼續工作和生活的機會，再也不能得到諒解。一個人的錯誤甚至罪行進入公衆領域，他應依法、依職務規範受到處罰，但是以後他當然應該有重新站起來的可能。
問題在於，在一個民主社會，民選官員是公衆推舉出來爲大家服務的人。如何推舉，法律事先有所規定，例如憲法就是這樣的約定。什麼職位的官員爲民衆的選票推選，什麼職位的官員由上級領導機構任命，然後得到民選立法機構的認可，都有一定的既定程序。只要符合程序，就沒有什麼可爭議的。
所以，民主社會官員的“官運”是民意在主導。有些官員並沒有什麼錯誤，只是民衆覺得他“不合適”了，不需要任何理由，只是不再給他投票，他的“官運”就到頭了。對於有了過錯的行政官員，引咎辭職之後，也可能重新獲得上級的任命，這樣的提名一般都有議會聽證會審覈。議員們是民衆的代表，也就是在代表民衆審覈和判定。在提名之後，假如民衆不願意，可以通過自己的議員表達。這在邏輯上反映了政府的合法性來源，反映了官員只是民衆公僕的道理。
當然，在這樣的情況下，一些官員的個人政治抱負，甚至服務民衆的理想都會受到影響。例如，以前克林頓的副總統戈爾，在克林頓八年任滿之後，躊躇滿志，準備競選“升級”成總統。美國的總統是一個“幹事”的實權崗位，副總統卻只是個閒差，年富力強的戈爾“閒”了八年，當然想自己試試當家。在2000年著名的那次競選中，幾乎和當時的競選對手小布什勢均力敵，票數接近到了這樣的地步，引出的爭議必須由最高法院判定。記得最後戈爾宣佈敗選，顯得有些“悲壯”，支持他的民衆都祝福他“下次再來”。在當時的情況下，看上去戈爾“下次再來”是一件理所當然的事情。可是，四年以後，幾乎沒有人認爲他還有希望。
七年後的今天，戈爾早早宣佈，他將不會考慮在2008年參選，因爲他自己估計沒有獲勝的希望。戈爾雖然曾經“貴”爲副總統，任滿之後，他只能根據新的民意來調整自己的人生規劃，而做不到無視民意來堅持自己的政治抱負。對於個人來說，這可能是一個大的損失，民衆也可能判斷失誤，因此失去了一個好的公僕來爲他們服務，也就是說，民主制度並非一個完美的制度，只是一個較好的制度。這樣的制度設置，保障了一個原則，就是政府是民衆推舉的管理機構，官員是民衆推舉的公僕。反之，假如官員的去留完全由官員自身的意願決定，或者由一個官員階層來決定，潛在的風險是一望而知的。
在民主國家，官員的上下也引起民衆關注，但是很少有民衆熱衷於官員任命“小道消息”的流傳。因爲一切最終必須是透明的，必須符合法定程序。官員任命的大事，不可能先在私下傳傳，最後就傳成真的，而不管民衆是不是同意。差別就在這裏：民衆有沒有表達意見和改變結論的餘地。在過去，中國官員沒有年齡限制，上了就不下，沒有人可以質疑。相對過去的狀況，現在已經是一個進步，官員的上下有了一定的限制，媒體也有一定的提出疑問的空間。可是，我們或許還需要認識到，現在的狀態還只是一個過渡，這樣的體制仍有繼續向民主邁進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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