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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客”這一新詞，是對英語單詞Free hugs的意譯。Free hugs的直譯爲“自由擁抱”、“真情擁抱”或“免費擁抱”，目前在中國的譯名是“抱抱團”。
“抱客”(Free hugs)行動的主旨在於“擁抱陌生人”，在此，關鍵詞是“陌生”。“擁抱陌生人”，這一社會行爲之所以首先出現在美國和西方，有其特定的心理背景和社會原因。從某種意義上講，西方現代社會本質上是一種“陌生人社會”，即社會流動性增大，絕大多數的社會交往行爲發生在彼此互不相識、素昧平生的陌生人之間。
首先提出“陌生人社會”這一概念的是美國著名法學家勞倫斯·弗裏德曼，他在《美國法簡史》中詳盡地論述了現代社會的“陌生”本質，他說：“在當代世界，我們的健康、生活以及財富受到我們從未而且也永遠不會謀面的人的支配。我們打開包裝和罐子吃下陌生人在遙遠的地方製造和加工的食品；我們不知道這些加工者的名字或者他們的任何情況。我們搬進陌生人———我們希望是精巧地———建造的房子。我們生活中的很多時間是被‘鎖’在危險的、飛快運轉的機器———如小汽車、公交車、火車、電梯、飛機———裏度過的。製造工序中的一個錯誤步驟，飛行員或駕駛員一個簡單的‘人爲錯誤’，都會將我們的生活置於危險之中。事實上，我們作爲個人，對於生活的很多———使用機器和機器製造的物品的———方面都是無能爲力的。我們被機器束縛着，因此我們的生活也掌握在那些製造和運轉機器的陌生人手中。”如何處理與把握和那些素不相識但卻利害攸關的“陌生人”的關係，建立一種“陌生人倫理”和遊戲規則，成爲西方現代社會中的主要話題。
中國社會正在轉型，從社會學角度剖析，是從“熟人社會”轉向“陌生人社會”。轉型前的中國社會，是一種典型的“熟人社會”,亦稱“熟悉的社會”。這一原創性的概念，是著名社會學家費孝通在《鄉土中國》中提出來的；與此同時，他也提出了“陌生人社會”這一概念。他指出，由於中國傳統社會是典型的血緣組織和地緣組織的結合體，所以在“鄉土中國”中，人們很少流動，“他們活動範圍有地域上的限制，在區域間接觸少，生活隔離，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會圈子。鄉土社會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於斯、死於斯的社會。常態的生活是終老是鄉。假如在一個村子裏的人都是這樣的話，在人和人的關係上也就發生了一種特色，每個孩子都是在人家眼中看着長大的，在孩子眼裏周圍的人也是從小就看慣的。這是一個‘熟悉’的社會，沒有陌生人的社會”。
“熟人社會”從某種意義上說是實現現代化的障礙。因爲在“熟人社會”中，由於人們彼此熟悉，相互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相互交換的不是“利益”而是“人情”，制度上的透明度很低，這就極大地制約了作爲現代化社會動力的商業、貿易、契約、法律等行爲的發生，恰如費先生所說，“‘我們大家是熟人，打個招呼就是了，還用得着多說麼？’‘這不是見外了麼？’———這類的話已經成了我們現代社會的阻礙。現代社會是個陌生人組成的社會，各人不知道各人的底細，所以得講個明白；還要怕口說無憑，畫個押，籤個字。這樣才發生法律。在鄉土社會中法律是無從發生的”。(《鄉土中國》)
近20餘年來，中國社會急劇轉型，在市場大潮的衝擊下，身份制土崩瓦解，各種社會流動加強，使得中國進入了一個“陌生人社會”。從“熟人社會”到“陌生人社會”，體現出一種社會的進步，是一種歷史的必然，因爲如上所講，在“熟人社會”中，不會產生現代化的許多必要元素；現代社會要處理和麪對的，是來自四面八方、不同背景的“陌生人”的關係。因而，如何處理好與陌生人的關係，如何對待陌生人，對陌生人的態度如何，不僅是個人交際的私事，同時也體現出一個國家與社會的進步程度和文明水平。
“抱客”行爲在西方產生，有其特定的社會文化條件；它傳入中國很有反響，說明中國也有了接納它的現實土壤。一言以蔽之，這種“土壤”就是被稱之爲“陌生的悖論”的社會心態。一方面，我們從“熟人社會”轉向“陌生人社會”，體現了一種社會進步和歷史必然；另一方面，我們又會爲“陌生人社會”中特有的冷漠與孤獨所困擾。
“不要和陌生人說話”，“熟人多，朋友少”，反映出人們身處一個碎片化的陌生世界的心理焦慮。“電話簿裏盡是熟悉的名字，但沒幾個讓我有撥號的衝動”———中秋不知給誰打電話，這讓在長沙一保險公司工作的李先生鬱悶不已。其實，鬱悶的不止是李先生一人，近日，《中國青年報》“社會調查中心”和騰訊網新聞中心聯合實施的一項調查顯示，在15068個受訪者中，87.5%的人有類似“熟人越來越多，朋友卻越來越少”的感覺。這些數據明白無誤地表明：中國目前已經進入“陌生人社會”。而如何處理好與“陌生人”的關係，確立一種健康的“陌生人倫理”，已經成爲我們構建和諧社會的題中應有之義———從這樣的背景和角度來看待“抱客”行爲，似乎才能對它有更深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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