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96年3月18日，薄一波在人民日報撰文《深切懷念榮臻同志》，深情回憶他與聶榮臻的最初交往：“我與聶榮臻同志初次相識是在1930年初。那一年，我見到他時，黨中央剛撤掉了順直省委書記張金刃，另調賀昌同志主持省委工作。賀昌帶來了一大批同志，有阮嘯仙、陳復、聶榮臻等。榮臻任組織部長並參加北方軍委的領導工作。那時我任北方軍委常委，專做瓦解敵軍的兵運工作。榮臻對兵運工作很關心，曾先後兩次約我談話。”
在第二次談話中，薄一波談了對兵運工作的一些看法：“兵運工作不應僅僅限於士兵，軍官工作也很重要。如果舉行兵變、兵暴，只靠士兵以至班、排長領頭是難以成功的。平、津、唐地區是閻錫山的勢力範圍，我在閻軍中認識一些軍官，其中有些人傾向黨，政治上比較進步，應該在他們中間做工作，也可以發展黨員。但順直省委領導張金刃他們，包括北方軍委領導不贊成，說這種思想、做法是階級立場有問題，是‘走上層路線’、‘軍官路線’，還說這就是‘右傾機會主義’。”聶榮臻沉思了一會兒回答：“有條件的地方，當然也可以做些軍官的工作。”當時，李立三“左”傾冒險主義路線盛行，聶榮臻的話無疑對薄一波的思路作了肯定。他回憶說：“後來，我們就抓住這句話，在晉軍和西北軍的軍官中做了一些工作，並發展了一些黨員，有的是單線聯繫，有的還建立了黨的組織。儘管當時‘左’傾路線繼續存在，開展軍隊上層軍官工作受到限制，同這些黨員的關係時斷時續，但一直到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中，這些工作還在起作用。我們在山西組建新軍時，就使用了一批當時發展的上層軍官黨員。他在順直省委工作雖然不過4個月，我們談話只有兩次，合起來也不過一個小時，但卻給我留下了比較深的印象。”
1936年10月後，薄一波去山西工作，根據黨中央、毛主席對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指示精神，與山西地方實力派閻錫山建立了特殊形式的上層統一戰線關係。全面抗戰爆發後，薄一波的公開身份是山西“犧盟會”的負責人，奉命率“青年抗敵決死總隊”(約一個團兵力)到五臺山地區建立抗日根據地。行軍到盂縣時遇到朱德，朱德說晉東北地區已有八路軍一一五師聶榮臻部在搞，你就不要去了，我建議你到晉東南去。我們跟日本打的是持久戰，要有根據地，而且必須是多塊根據地。和下圍棋一樣，只有一個眼不行，要做幾個眼。晉東南地區是毛主席選定的一個眼，戰略地位十分重要，現在那裏我們還沒有部隊去。聽了朱德的話，薄一波即率部南下晉東南，行前他主動把搞政權工作的同志留下，讓他們協助聶榮臻開展建立晉察冀根據地的工作，聶對薄的顧全大局一直念念不忘。
1937年平型關大捷後，聶榮臻奉黨中央、毛澤東指示，率一一五師一部留在五臺山區，擴大抗日武裝，建立健全抗日民主政權，堅持敵後抗戰，很快就使根據地從五臺山擴大到冀西、冀中、雁北、察南、平北和冀東等地區，成立了晉察冀邊區人民政府，爲全國敵後抗戰樹立了一個“模範抗日根據地”的榜樣。但是，晉察冀邊區人民政府只有得到國民黨政府批准纔算“合法”。在使邊區政府合法化過程中，薄一波起了重要作用。他回憶：“那時，我們黨同閻錫山建立了特殊形式的統一戰線關係。一天，我正從敵後到閻處，閻的親信樑化之告訴我：共產黨在晉東北成立一個‘晉察冀邊區臨時政府’，來過7次電報，並派人來活動，請求批准。閻先生說：‘我只管一個晉，怎麼能批冀，還有察？’聽了樑化之這一番話，我立即找到閻錫山，對他說：聽說晉察冀邊區要申請成立臨時行政委員會，這是件大好事，應該馬上批。正如你所說，現在兵荒馬亂，正是八仙過海、各顯神通的時候。這個委員會中，有7個委員是我帶到五臺山地區準備在那裏建立敵後抗日根據地的人，他們都是我們的人。你批准了，我們的勢力就可以擴充到河北、察哈爾。不批准是失策。他聽後，覺得有道理，馬上就批准了，並電告國民黨中央政府行政院備了案。”
1940年初，聶榮臻率晉察冀軍區的兩個主力團和一個警備旅，南下到八路軍總部所在地武鄉縣王家峪，支援晉東南和冀西區的反頑鬥爭，並向北方局和總部彙報晉察冀的工作。2月下旬，闊別10年的薄、聶在八路軍總部召開的直屬隊幹部會議再次相會。多年後，薄一波仍對會見時聶的風采記憶猶新：“他在會上介紹了晉察冀根據地建設的經驗。大家被他的講話所打動，對晉察冀工作的成績和取得的經驗十分讚賞。小平同志當時是會議主持人，在作會議小結時，他說：晉察冀工作搞得很好，大家都很羨慕，要向他們學習。”
1945年6月，由薄一波建議、經彭德懷同意，在延安召開華北問題座談會，議題是總結華北敵後抗戰的經驗教訓，參加人員只限於華北各解放區來延安的高級幹部。會議後期，有十幾位在中央和其他地區工作的同志也來參加，使會議偏離了原定的議題。某些人圍繞“百團大戰”問題對彭德懷進行批判，聶榮臻也受到批評。他們認爲，“百團大戰”過早暴露了我八路軍的力量，吸引了侵華日軍的注意力，同時也引起了國民黨對我黨的警惕，康生等人更認爲戰役的主要謀劃者和組織者是犯了“戰略性和路線性錯誤”，指責聶榮臻在“百團大戰”中執行的是“彭德懷路線”，是彭德懷在晉察冀的代理人。
對於在由自己提議召開的會議上使聶受到無端指責，薄一波一直感到不安。但他對聶的處事態度大爲折服：“榮臻同志一方面敢於正視工作中的缺點錯誤，總結經驗教訓，另一方面，他對批判彭德懷同志的過火行爲持反對意見，不贊成把作戰指揮和具體工作中的問題與路線是非問題混爲一談。這表明他堅持實事求是的態度。”
1948年5月9日，根據劉少奇(當時任中央工委書記)的提議，經中央批准，晉察冀、晉冀魯豫兩區合併成爲華北解放區，兩區原中央局也合併組成華北中央局，兩個軍區合併成立華北軍區，兩個區的人民政府合併成立華北人民政府，任命劉少奇兼任華北中央局第一書記，薄一波和聶榮臻分別任第二、三書記，劉瀾濤任常委，華北軍區由聶榮臻任司令員，薄一波任政治委員。劉少奇雖然兼第一書記，但劉少奇一再講，掛個名可以，但工作還是由你們做。於是，聶榮臻側重軍事工作，薄一波主抓地方工作，二人進行了密切的合作。
根據黨中央的指示，薄聶先後建立健全了各級行政機構，這些機構特別是華北聯合行政委員會(後改稱華北人民政府)，具有全國新政權機構的雛形。進城以後，中央人民政府的工作機構基本上就是在華北人民政府工作機構的基礎上擴編起來的。爲了適應新形勢發展的需要，迅速培養訓練大批幹部，薄聶接受中央的委託，着手創辦大黨報、大黨校、大軍校，以及華北大學。他們建議中央任命張盤石任《人民日報》社(後改爲黨中央機關報)社長，劉瀾濤任黨校(後改爲中央黨校)校長，葉劍英兼任華北軍政大學校長、政委，吳玉章任華北大學校長。這些學校的創辦，爲各條戰線培訓了大批幹部，緩解了缺乏幹部的矛盾。
在薄聶共同主持下，統一的華北解放區成爲我軍的重要後勤保障基地。薄一波曾自豪地說過：“那時，我們除了爲華北3個野戰兵團作好後勤保障外，還盡力支援中原、華東、西北等各野戰軍。劉鄧大軍離開晉冀魯豫挺進中原後，我們把支援劉鄧大軍作爲‘支前’的重點保障對象。爲了完成艱鉅的任務，我們總是努力想辦法把工作做得更好些。榮臻同志肩上的擔子更重，工作更忙。我們先後動員一批又一批的民工，在運輸工具落後，只能靠馬拉人扛的情況下，把大批彈藥、糧食、被服、藥品不斷運往前線，保證了前線作戰需要。”
薄聶的鼎力配合，使華北解放區的軍事鬥爭成績顯著。每當有人提到這些，已屆百歲的薄一波仍如數家珍：“軍事鬥爭方面，我們集中晉察冀和晉冀魯豫留下來的部隊，組成華北軍區第一、二、三兵團(後改爲十八、十九、二十兵團)，總兵力有46萬餘人。自1948年5月開始，華北軍區分別組織了內線和外線一系列戰役，殲滅了大量敵人。6月11日，遵照中央軍委指示發起了晉中戰役，由徐向前指揮一兵團等部隊在晉中進攻太原周邊閻錫山部。晉中戰役歷時40天，殲敵10萬。華北形勢大好，人民子弟兵縱橫馳騁，所向皆捷。當時，黨中央、毛主席的戰略意圖是把全國解放戰爭的突破口首先放在東北，要求華北我軍儘可能多吸引敵人，以保證我軍戰略決策的實現。榮臻同志在有時作戰條件並不具備情況下，也盡最大努力保證中央軍委決心的實現。爲了牽制傅作義集團，不使其出關增援東北敵軍，榮臻同志組織三兵團西出緩遠。由於時間倉促，後勤保障根本來不及落實，毛主席告誡部隊‘要準備餓三天肚，吃兩天草’。榮臻同志親自到三兵團作動員，我在地方多方動員，給部隊送去10萬大洋做應急保障用，使三兵團在極度困難的條件下，圓滿完成了戰略牽制任務。”
1948年11月，中央決定彭真和葉劍英具體主持北平的接管工作，劉少奇不再兼任華北局第一書記，由薄一波任第一書記，聶榮臻任第二書記，劉瀾濤任第三書記。北平解放後，華北局和華北人民政府搬進北平辦公，聶榮臻擔任平津衛戍區司令員，薄一波是政治委員。1949年6月，聶榮臻搬進中南海辦公，協助兼總參謀長的周恩來工作，但華北局、華北軍區方面的事，仍由薄聶共同協商辦理。
毛澤東指定薄聶好好做傅作義及傅系董其武部的工作。爲了減少犧牲，集中力量向西北、西南和東南進軍，黨中央決定對董部採取政治解決的新策略，即“綏遠方式”。起初，綏遠問題是由賀龍負責，因中央決定將綏遠地區劃歸華北局領導，改由薄聶負責。爲促使綏遠問題早日解決，毛澤東決定派傅作義、鄧寶珊赴綏遠做工作。在傅和平起義前，聶榮臻曾同傅多次打過仗，擔心這是不是“放虎歸山”？毛澤東問薄一波：“你看怎麼樣？”薄答：“我看不會跑！”毛澤東說：“對頭，北平和平解放，傅作義交出二三十萬軍隊，立了大功。傅作義哪裏會跑！就是跑掉了，又怎麼樣！”爲了幫助傅作義提高思想，毛澤東多次找他談話，薄一波參加過的就有5次之多。在傅動身前往歸綏的頭一天，8月22日，毛澤東又找他以及鄧寶珊談話，薄聶作陪。最終，在毛澤東的關心下，薄聶具體主持的綏遠問題圓滿解決。
建國後，薄一波和聶榮臻工作分開了，聶的主要精力轉到了軍委和總參謀部。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成立後，徐向前任總參謀長，聶榮臻任副總參謀長。徐向前因病休養後，實際上由聶榮臻主持總參謀部工作，後又代理總參謀長。薄則列席書記處會議，擔任中央財經委員會副主任，協助陳雲抓財經工作，華北局工作實際由劉瀾濤負責。工作不在一起了，但薄聶仍不時交往，仍和以往一樣，互相支持，主動配合。
抗美援朝戰爭爆發後，中國人民志願軍迎頭打擊美帝國主義侵略軍，取得了節節勝利。但是，隨着戰事發展，我軍的後方保障越來越困難。爲了全力支援志願軍，周總理親自抓後勤保障。那時除東北地區外，華北地區所負擔的後勤供應任務最重。聶榮臻在總參主要協助周總理處理抗美援朝事宜，因後勤供應問題和薄常有聯繫，彼此關心。對此，薄一波印象深刻：“記得首批志願軍入朝，比較倉促，又臨近嚴冬，官兵過冬的棉衣還沒有解決，榮臻同志非常焦急，多次打電話跟我商量怎麼辦。根據他的要求，我在華北全區進行動員，發動羣衆晝夜趕製，很快就爲出國部隊解決了大批棉軍裝和被服。還有一次，榮臻同志找我說，爲了禦寒，能不能請華北區給志願軍解決10萬斤辣椒麪。當時，周總理也很關注此事。10萬斤辣椒麪今天看起來不算什麼，但建國初期，一下子籌集起來可不是那麼容易的。我們千方百計想辦法，終於在短期內完成了任務。爲了贏得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榮臻同志嘔心瀝血，忘我工作，常常通宵達旦，不顧休息。1952年9月的一天，他因積勞成疾，突然暈倒在辦公室裏。我趕忙到醫院去看他，他見我來了非常高興，一再表示謝謝，謝謝。”
1955年，薄一波率領由工業交通部門人員參加的大型代表團訪問蘇聯，考察學習蘇聯建設的經驗。回國後，薄向中央建議成立國家建設委員會、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和國家經濟委員會，均被採納。在醞釀各委員會領導人選時，薄先是推薦黃敬出任科學技術委員會主任。黃敬很願意做這一工作，但爲了提高這一委員會的份量，改爲建議推薦聶榮臻。1956年11月，中央任命聶爲國務院副總理，主抓科學技術工作。1958年10、11月，聶又分別兼任國防科學技術委員會主任、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主任。
就自己推薦聶主管科技工作一事，薄始終認爲是得意之筆：“榮臻對於他主管的科技工作，表現了極大的熱情和高度的責任心。在他主持科技工作的10年裏，他幾乎傾注了自己全部精力和心血，爲我國的科技事業奠定了一個很好的基礎。他親自參與制定遠景規劃，組建科研機構，領導科研攻關，組織全國大協作，因而在國防尖端科技領域裏，短短几年，‘兩彈一星’就研製成功，打破了帝國主義的核壟斷和核威脅。在指導研製常規武器和民用科研項目方面，也取得了顯著成果。在科技實踐中，榮臻同志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貫徹羣衆路線和自力更生、大力協作等方針，特別重視對知識分子的培養和使用，善於調動和發揮科技人員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尊重和愛護廣大知識分子，爲他們創造良好的工作條件，充分發揮他們的作用。特別值得一提的，還吸收了不少國外專家、名流參加工作。1961年，爲了糾正當時知識分子工作中‘左’的錯誤，榮臻同志主持制定了《科學十四條》，小平同志稱之爲‘科學憲法’。”
無論是烽火歲月、和平年代，還是政壇浮沉、“文革”浩劫，薄聶的友誼都沒有變色。最能體現二人戰友情深的，是薄一波經常回味的夕陽之情、暮年之感：“1982年，有一次我去看他時，當面約定，以後每年去看望他一次。每次見面半天，他問我答，談得很融洽。有一年，我因身體不好和工作繁忙，間隔的時間稍長了點，他的夫人張瑞華同志給我來電話說，一年多了，未見你來，榮臻天天盼着見你。我趕緊去了，還了願。榮臻同志是傑出的、忠誠的無產階級革命家、軍事家，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締造者之一，長期擔任黨、國家和軍隊重要領導職務的卓越領導人，無論在軍事鬥爭方面，還是在科研戰線上，都作出了重大的貢獻。
至於他的爲人品德，也是人所樂道的。毛澤東同志生前曾說：‘聶榮臻是個厚道的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