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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雲的業績與風範長存――爲紀念陳雲同志逝世一週年而作
陳雲同志離開我們已經整整一年了。去年的今天―――4月10日，陳雲同志病危，我心緒不寧，急於想見陳雲同志一面，中午便匆匆趕到北京醫院去看望他。我習慣地走到他病牀的右邊，他睜開眼睛望着我，頭腦很清楚，但不能講話了。他打手勢，要我走到他病牀的左邊來。他的右耳有些背，左耳聽力是好的。我見他病成這個樣子，心情很沉重。我說：陳雲同志，大家都很想念你。他像往常那樣，仔細地聽我講話，面部不時露出微笑。有些話他沒有聽清，便示意身邊祕書再重複一遍。我不便久留，向他告別。他擡起頭來，依依不捨地目送我離開。我見他神志異常清醒，擔憂這是迴光返照。果然，這次見面，竟成永別，當天下午就傳來了陳雲同志逝世的噩耗。
當我參加完陳雲同志治喪活動之後，幾次想寫點什麼，卻一直沒有寫成。痛失摯友的悲哀和對50多年交往的回憶，使我一時不知從何說起。這篇紀念文章，也只能略表我對陳雲同志的崇敬和深切的懷念。
一
我同陳雲同志是1943年11月相識的。那時，我從敵後太嶽根據地到延安，準備出席黨的七大。這是我入黨以來第一次到中央。第二天，毛主席派車把我從楊家嶺接到棗園，同我進行了長時間的談話。隨後，我分別看望了中央其他各位領導同志。陳雲同志當時任中央組織部長。我去看望他時，他很客氣地站起來歡迎我。我連忙說，不要這樣。他說這是應該的，並補充了一句：毛主席對來見他的人，也總是要欠欠身子的。
在延安，陳雲同志同我長談過幾次，涉及的內容很廣泛，至今仍記憶猶新的，有這樣兩件事：
一件是談學習。陳雲同志和我都是大革命時期先後加入中國共產黨的，都曾經歷過由於中央主要領導人所犯的右的和“左”的錯誤，致使革命事業幾次遭受嚴重挫折的磨難。陳雲同志告訴我，他經常思考這樣一個問題，就是陳獨秀、瞿秋白都是有學問的人，李立三、王明唸的書也不少，這些人爲什麼會犯錯誤呢？這個問題他一直沒有得到滿意的答案。1937年11月，他從新疆到達延安後，曾三次向毛主席請教。毛主席一再對他說，主要是馬列主義水平不高，思想方法不對頭。爲了幫助他深刻認識這個問題，毛主席要他讀點哲學著作，學點唯物辯證法。陳雲同志按照毛主席的意見，在中央組織部組織了一個學習小組，潛心學習哲學，一直堅持了幾年；認真學習了毛主席的主要著作，研究他處理中國革命問題的立場、觀點和方法。陳雲同志一再說，這件事比什麼都重要，使他受益很大。對此，我深有同感，並簡略地介紹了我們在北平草嵐子監獄提出把監獄變成學校，只要環境許可，就堅持不懈地學習，獲益匪淺的情況。他聽了直點頭，接着說，過去我們犯錯誤，主要是因爲不根據客觀實際辦事，主觀與客觀相脫離。當然，犯錯誤的人，也不是對實際情況一點都不瞭解，只是他們瞭解的情況是片面的，不是全面的，而片面的情況就不是真正的實際。他還說有些人只知道書本上的詞句，卻不會跟實際聯繫起來，使之成爲行動的指針。毛主席就講過，有人通讀了《資本論》，卻講不清楚邊幣與法幣的關係。陳雲同志的這些話，聽起來很平常，但卻說明他通過學習和實踐，已經掌握了馬列主義的精髓，即實事求是。我和他一起工作的時間很長，對這一點體會很深。許多複雜的經濟問題，他都是堅持用辯證唯物主義的觀點去處理的。他把他的體會精闢地概括爲兩句話：“學習哲學，可以使人開竅；學好哲學，終身受用。”
另一件是講“養生之道”。我初到延安時，陳雲同志還不到40歲，身體就不太好。他說，他是“木炭汽車”，走走停停，走幾里路，就要停下來，加加“熱”，修理修理，有時還要有人推一推。但他懂“養生之道”，受毛主席哲學思想的啓發，想通了多做和少做、工作和健康之間的關係，很好地處理了這一對矛盾，活到90高齡，並因此而爲黨爲人民作出了更多的貢獻。我78歲那年，陳雲同志(時年81歲)爲我手書條幅一幀，昇華爲“多做就是少做，少做就能多做”這富有哲理的12個字。他的經驗之談使我心嚮往之。遺憾的是，我始終做不到。“非不願也，是不能也”。一種歷史的責任感使我覺得要抓緊幹，特別是應該把自己在中央領導下親身經歷、知之甚詳的大事、要事、經驗、教訓趕緊寫出來，留給後人，作爲殷鑑，以便把我們這個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國家建設得更好。
二
1949年5月，新中國誕生的前夕，黨中央書記處和毛主席決定調陳雲同志主持中央財政經濟委員會的工作。在這以前，他主持過陝甘寧邊區和東北解放區的財經工作，有領導財經工作的經驗。毛主席要我協助陳雲同志工作(那時中央已決定我“列席”中央書記處會議，並要做書記處分配給我的一些工作)。7月，中財委在原中共中央財政經濟工作部和華北財政經濟委員會基礎上組建完成。建國後改爲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陳雲同志任主任，我和黨外著名經濟學家馬寅初先生任副主任，以後又陸續增加李富春、曾山、賈拓夫、葉季壯等同志爲副主任。
中財委成立以後，面臨的全國財經形勢是很嚴峻、很複雜的。我們雖然將官僚資本企業收歸國有，掌握了國家經濟命脈，但小私有經濟和民族資本主義經濟所佔比重很大。投機資本家憑藉他們掌握的足以搗亂金融物價的經濟實力，經常興風作浪。說什麼“共產黨是軍事100分，政治80分，財經打0分。”他們要在經濟上同我們較量。由於物價連年猛漲，人民深受其苦。那時解放戰爭還在廣大地區進行，軍費等開支很大部分是靠發行鈔票來彌補的。由於鈔票發行過多，政府財政赤字龐大。加上過去由於敵人封鎖，各解放區長期分散經營，各有貨幣，各管收支，這種當年行之有效的正確的辦法，已不適應於全國統一的新形勢，不利於集中力量克服面臨的嚴重困難。
1949年7月下旬，陳雲同志親自到解放不久的上海調查研究，並在那裏主持召開了全國財經會議。會後，他集中力量抓了兩件大事：一是平抑金融物價；二是統一全國財經工作。爲了平抑11月那次最大的物價波動，陳雲同志親自主持，從全國調集糧食、棉紗等主要物資，經過周密部署，各大城市統一行動，在幾天時間裏就給哄擡物價的投機奸商以毀滅性打擊。資產階級代表人物也不得不爲之折服，說“中共此次不用政治力量，僅用經濟力量，就能穩住物價，是我們所料不到的”。爲了統一全國財經工作，經中央同意，各大區和各省、直轄市書記均兼任各該區、省、市財經委員會主任，統一財經的工作進展很順利。
陳雲同志從全面的調查研究着手，掌握大量材料，加以分析，找出矛盾，特別是注意抓住帶全局性的問題，有針對性地採取得力措施，加以解決。這種領導經濟工作的方法，就是善於牽住牛鼻子，因而進退自如，疾徐由我，真可謂“運用之妙，存乎一心”了。
到1950年4月，全國經濟狀況開始好轉，出現收支接近平衡、市場物價趨向穩定的可喜現象。記得有一次我向毛主席彙報工作時，說到陳雲同志主持中財委工作很得力，凡看準了的事情總是很有勇氣去幹的。毛主席聽後說，哦，過去我倒還沒有看出來。我又重複講了一遍。毛主席聽了，沒有說話，他順手拿起筆來，在一塊紙上寫了一個“能”字。我問道，你寫的這個“能”字，是否指諸葛亮在《前出師表》裏敘述劉備誇獎向寵的用語：“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毛主席點了點頭。後來，毛主席還說過，平抑物價、統一財經，其意義“不下於淮海戰役”。
三
如何正確引導小私有經濟和民族資本主義經濟，使它們沿着有利於國計民生的方向發展，是建國初期指導經濟工作必須解決的一個重大課題。中央主要領導同志都曾認真加以研究，最後的結論，還是要採取列寧提出的新經濟政策，其中包括對資產階級實行和平贖買的辦法。在醞釀的過程中，陳雲同志曾再三說，在目前情況下，這是最好的選擇。
1950年春夏之交，經濟生活中新出現的問題，就是商品滯銷，私營工商業經營困難，由此而引起工廠關門，商店歇業，失業增加。針對這種情況，中財委黨組召開了一次會議，由陳雲同志主持，專門討論調整工商業的問題。會上我談到，《共同綱領》第26條規定，經濟建設的根本方針，是以公私兼顧、勞資兩利、城鄉互助、內外交流的政策，達到發展生產、繁榮經濟之目的。但是，我們對這個問題研究得不夠，沒有把原則規定加以具體化。陳雲同志贊成這個意見，說，現在黨外人士把《共同綱領》第26條背得很熟，而我們黨內一些同志卻把它忘記了。他建議財經機關每個幹部都發一本《共同綱領》，不但要讀熟，還要照着做。陳雲同志在中財委黨組會上說，現在我國有五種經濟成分，我們的方針是，在國營經濟領導下，統籌兼顧，使之各得其所。這樣才能搞好新民主主義，並進而在將來進入社會主義。爲此，他主張從預算內劃出一部分，叫做“合作費”，給民族資產階級一點“油水”。還說今後國家訂計劃要把私營部分包括進去，這對我們有利。會議同意他的意見。
當時調整工商業採取的最重要的措施是，投放貨幣，收購農副產品，開展城鄉交流，同時由政府和國營企業向私營工廠加工訂貨，扶植那些有利於國計民生的私營企業恢復和發展生產。對待私營商業，則由政府規定適當的批零差價和地區差價，使私商有利可圖。由於採取了正確的政策措施，到1950年秋天，商品滯銷的情況全面緩解，全國城鄉經濟進一步活躍起來了。陳雲同志總結說：6月以前是統一財經，6月以後是調整工商業。“只此兩事，天下大定”。他又說，在中國，農業經濟佔主要地位。擴大農副產品購銷，是目前活躍中國經濟的關鍵。半年來的財經工作完全說明，城市的繁榮是農村經濟轉動的結果。這一條道理，現在我們摸到了。他所說的“這一條道理”，至今仍有重大的現實意義。在我國，對廣大農村，對農業生產的任何懈怠，都將受到客觀經濟規律的懲罰。
四
中財委時期，陳雲同志還緊緊抓住控制基本建設投資規模和合理增加勞動力這兩件事。他的主張是，要把基本建設投資規模砍到國家財力物力特別是農業生產能夠承受的程度。凡是增加職工，他總要看看市場供應怎麼樣。如果物資不夠，就不準增加人。他認爲，把基本建設投資和增加勞動力這兩件事管住了，就不至於出大亂子。那時候，他對農業管得少，要我抓一抓農業問題。到了1952年，陳雲同志開始抓編制第一個五年計劃。他提出，要把蘇聯援建的156項骨幹工程，一項一項地摸清楚，一項一項地向中央彙報。他說，我們應當學習蘇聯的先進經驗，但必須適合我國的實際情況，絕不要照抄照搬。實踐證明，第一個五年計劃是安排得比較好的，是從實際出發，又注意了綜合平衡的。
隨着大規模經濟建設的開始，出現了全國糧食供銷矛盾嚴重的問題。收購的少，銷售的多，購銷赤字還在不斷擴大，不少地方開始出現混亂。毛主席要中財委拿出辦法。這時，陳雲同志因病在北戴河休養，中財委由我主持，會同糧食部，草擬了糧食收購和供應的辦法。其中沒有提到統購，主要是考慮到農村幹部和農民羣衆可能難以接受。草案提交正在召開的全國財經會議討論。
這次財經會議是1953年6月13日開始的，原定半個月，主要討論五年計劃、財政、民族資產階級三個方面的問題，隨後又加了一個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問題。會議期間，高崗、饒漱石利用毛主席對新稅制及其出臺程序的不滿和批評，藉機發難，大搞“批薄射劉”，攪得會議收不了場。毛主席出了個主意：搬兵，把在北戴河休養的陳雲、鄧小平請回來。陳雲同志明確指出，“我以爲，在工作中間個別不同的意見，不能說沒有”，但“不能說中財委內部有兩條路線”。小平同志說，大家批評一波同志的錯誤，我贊成，但不能把它說成是路線錯誤。他們的這些話，把高、饒的所謂“批評”頂了回去。
同年年底，毛主席提出中央分一線、二線之後，高崗變本加厲地搞陰謀詭計，妄圖拱倒劉少奇同志。他找陳雲同志談判，說要搞副主席就多搞幾個，你一個，我一個。遭到陳雲同志的嚴辭拒絕。高崗又找小平同志談判，說少奇同志不成熟。小平同志明確表示，從總的方面講，劉少奇同志是好的，改變這樣一種歷史形成的地位不適當。陳、鄧感到問題嚴重，立即向毛主席反映，引起他的注意。根據毛主席的建議，1954年2月，召開了黨的七屆四中全會，揭露了高、饒分裂黨的陰謀。6月3日，毛主席通知我和劉瀾濤、安子文參加書記處的一次會議。我剛進門，毛主席就說，財經會議和會後一段時間，我們對一波同志是有些誤會的。但是如果沒有高饒反黨集團的揭露，這些誤會還是解除不了的。“路遙知馬力，日久見人心”，一波同志是好同志……。有毛主席這番話，我認爲，我的“問題”就算是解決了。
五
全國財經會議後，陳雲同志集中精力，深入研究解決糧食購銷問題。他認爲，要解決糧食購銷問題，一定要處理好四種關係，即：國家跟農民的關係，國家跟消費者的關係，國家跟私商的關係，中央跟地方以及地方跟地方的關係。這四種關係中，難處理的是頭兩種，而最難處理的，是國家跟農民的關係。如何處理好這些關係，他反覆考慮過八種方案：一、農村徵購，城市配給；二、城市配給，農村不徵購；三、農村徵購，城市不配給；四、繼續自由買進，自由賣出；五、先自由購買，實在買不到時，再到重點產糧區徵購；六、層層下達控制數字，由村黨支部動員農民認購的辦法，認購不足就不散會；七、訂預購合同，按合同購糧；八、各行其是，不搞統一辦法。經過權衡利弊，他向中央建議採用第一種方案，就是農村徵購，城市配給。名稱叫做“計劃收購”，“計劃供應”，簡稱“統購統銷”。那時陳雲同志下這個決心是很不容易的。他曾形象地說，我現在是挑着一擔“炸藥”，前面是“黑色炸藥”，後面是“黃色炸藥”。如果搞不到糧食，整個市場就要波動；如果採取徵購的辦法，農民又可能反對。兩個中間要選擇一個，都是“危險傢伙”。他強調，糧食不足是我國較長時期內的一個基本狀況，因此採取徵購的措施是不可避免的，越是拖得久，混亂的局面必然越嚴重，我們也就越被動。當時我不在北京(財經會議後，我已辭掉了一切工作，要求下去摸一個大工廠。毛主席找我談話，說，中央還需要你在中央工作，不能下去。天塌不下來。你到外地去跑跑、看看嘛。)就在我乘火車沿同蒲線北上時，陳雲同志打電話找到了我，說爲解決糧食購銷困難，準備實行“統購統銷”。他說，過去英國實行過這個辦法，當時他們遇到的經濟情況與我國類似，實行“統購統銷”成功了，可資借鑑。問我有什麼意見。我首先表示同意，說，我對英國實行統購統銷的情況，完全不瞭解，但過去我被關押在草嵐子監獄時親身經歷過一件事。那時親朋寄來的錢，合計每月在光洋200元左右，但各個監房多少不等，錢多的就拿出一部分來幫助缺錢的。後來黨支部搞了個“生活公社”，改成完全集中統一使用，收入一下子就下降到每月100元了。支部趕快改正，恢復原來的辦法，很快又恢復到每月200元。這說明即使是在坐牢的情況下，對患難與共的共產黨員，也不能把他們的財物“一律歸公”，統得過死。我建議在實行統購統銷時，可否給農民留一些可以自由支配的糧食，比如20%或者30%。陳雲同志說，這個意見要考慮進去。
1954年9月，即糧食統購統銷政策實行不到一年，陳雲同志在一屆人大一次會議上發言，回答統購統銷政策將來是否會有改變時說，計劃收購這一政策，今後要繼續實行下去，因爲由國家掌握重要貨源是保證國家進行有計劃建設所必需的。而計劃供應，則只能是一種暫時的措施，只要消費品的生產增加到可以充分供應市場需要的程度，定量分配的辦法就應該取消。我國的統購統銷政策實行了多年，說明陳雲同志當時的估計是正確的。
六
1956年，我們黨在毛主席帶領下，掀起了探索適合我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熱潮。毛主席聽取了工交、財貿等方面34個部、委的工作彙報後，提出了著名的《論十大關係》。周總理在黨的八大會議上的報告中總結了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基本經驗。陳雲同志也在黨的八大會議上發言，提出了我國社會主義經濟應該是“三個主體”和“三個補充”的構想，即國營經濟和集體經濟是主體，一定數量的個體經濟是補充；計劃生產是主體，在計劃許可範圍內按市場變化的自由生產是補充；國家市場是主體，一定範圍內的自由市場是補充。這對於克服社會主義改造高潮中出現的盲目求純的思想，是一副對症良藥。
我在黨的八大會議上的發言，根據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實踐經驗，講了正確處理積累和消費關係的三種比例，即國民收入中積累部分的比重不低於20%或者略高一點；國民收入中國家財政預算收入的比重不低於30%或者略高一點；國家預算支出中基本建設投資的比重不低於40%或者略高一點。1957年1月，陳雲同志在各省、自治區、直轄市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中，表示很贊成我的這種研究，認爲尋找這些比例關係是完全必要的。接着他說，他想從另一個角度，試圖尋找一些制約的方法，來防止經濟建設規模超過國力的危險。他提出的方法是，財政收支和銀行信貸都必須平衡，而且應該略有結餘；物資應該先保證必需的生產和必需的消費，然後再進行必需的建設；人民購買力要有所提高，但是提高的程度，必須同能夠供應的消費物資相適應，等等。他強調，建設規模必須和國力相適應。適應還是不適應，這是經濟穩定還是不穩定的界限。像我們這樣一個大國，經濟穩定極爲重要。由此可見，當時黨內的調查研究和探索求實的氣氛，確實是十分濃厚的。而陳雲同志在這方面所做的工作，也是卓有成效的。
但是，也就在這個時候，我們黨在發展經濟問題上，開始出現冒進和反對冒進兩種不同的指導思想。1955下半年，在農業合作化問題上，不適當地批判所謂“小腳女人”走路之後，在反對右傾保守的氣氛下，第二年各條戰線都出現了基本建設規模過大、生產指標過高、信貸突破計劃過多等冒進傾向。針對這種傾向，陳雲同志同少奇、恩來等同志一起，提出反對冒進，重點發展和適當收縮的方針。在陳雲同志主持下，1957年的綜合平衡工作搞得比較好，當年財政收支平衡，略有結餘；商品貨源顯著地大於社會購買力，補足了上年的虧空。
1957年1月，毛主席召開小範圍會議，座談1956年經濟工作。陳雲、李富春、李先念同志和我都發了言，一致認爲1956年經濟建設上“冒”了。先念同志從財政角度說，“冒”了30億到35億元。我列舉了基本建設投資過多、擠了市場等十種表現。毛主席作了記錄。但是，他實際上不同意反冒進，認爲反冒進會給羣衆的積極性潑冷水。毛主席一向珍惜羣衆的積極性，這是十分可貴的，但他對經濟建設要按照客觀規律辦事則考慮不夠。毛主席批評反冒進，在1958年初召開的南寧會議上達到了高潮。陳雲同志因病沒有到會。周總理作了自我批評，表示由他承擔主要責任。自那以後，陳雲同志被錯誤地認爲“思想右傾”。50年代末、60年代初，當經濟建設遇到挫折的時候，毛主席又把陳雲同志請出來，解決存在的困難問題。然而，陳雲同志實事求是的作風，同當時“左”的急於求成的做法是不可能合拍的，在他主持解決了急待解決的問題之後，他的意見又不被重視，靠邊站了。這時，他就潛心研讀馬列著作，以彌補工作繁忙時讀書讀得少的缺憾。當組織上需要他出來工作時，他又立即全身心投入，盡職盡力。例如，1959年的鋼指標，經過武昌會議和上海會議，已分別降到1800萬噸和1650萬噸。但毛主席仍然放心不下，特地委託陳雲同志進行研究。陳雲同志帶領財經小組成員，連續聽了冶金部的六次彙報，經過認真計算和綜合分析，提出“1959年鋼的生產指標就是1300萬噸”。5月15日，他在給毛主席的信中，針對有的同志認爲鋼材定爲900萬噸太少的提法，勇敢地提出：“說把生產數字定得少一點(實際是可靠數字)會泄氣，我看也不見得。正如少奇同志在政治局講的，定高了，做不到，反而會泄氣。”他的這個意見得到了毛主席的贊同。
七
1960年冬，黨中央和毛主席開始糾正農村工作中的“左”傾錯誤，並且決定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1962年召開“七千人大會”，初步總結了“大躍進”中的經驗教訓，開展了批評與自我批評。會後，在少奇、恩來、陳雲、小平等同志主持下，又相繼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西樓會議)、國務院擴大會議、中央財經小組擴大會議和中央工作會議，如實地分析嚴峻的經濟形勢，深入地研究克服困難的具體措施。
在劉少奇同志主持的西樓會議上，陳雲同志首先發表了講話，大家三言兩語插話作補充。少奇同志建議召開國務院全體會議，請陳雲同志再展開講一講，以便統一大家的認識。陳雲同志接受了這個意見，並建議擴大到各部委黨組成員，同時請富春、先念同志也一起講講。2月26日，陳雲同志在國務院召開的擴大會議上，作了《目前財政經濟的情況和克服困難的若干辦法》的報告，受到與會同志的熱烈擁護。會後，毛主席、黨中央批轉了陳雲同志的報告，同時批轉了李富春、李先念同志的報告，發到各省、自治區、直轄市黨委，反響很大。各地要求擴大傳達範圍，毛主席、黨中央同意這一要求。陳雲同志的報告起到了使大家瞭解全局，統一思想，步調一致地貫徹落實毛主席、黨中央關於調整國民經濟的決策的作用。
當年陳雲同志建議中央採取的關係全局的措施，主要有三項：一是動員城市2000萬人下鄉。那時糧食很緊張，解決的辦法有四條：(一)調整農村政策；(二)工業支援農業；(三)進口糧食；(四)動員城市人口下鄉。他經過反覆比較，認爲這四條中，第一條是根本的，第二、第三條有時間和數量的限制，第四條是非採取不可的。後來毛主席在談起這一條措施時很感慨地說：“我們的人民好啊！幾千萬人招之即來，揮之即去。”二是通過幾種高價商品回籠貨幣60億元。1962年貨幣流通量達到130億元，而社會必需流通量只要70億元就夠了，怎麼辦？就是按照陳雲同志的意見，搞了幾種確能收回一大批鈔票的高價商品，哪裏鈔票多，就在那裏投放高價商品，一下子收回60億元，市場物價就穩定了。三是堅決調整工業生產建設的高指標。陳雲同志說，重點是“傷筋動骨”這四個字。因爲在當時，增加農業生產，解決吃穿問題，保證市場供應，制止通貨膨脹，是第一位的。這些措施，對於迅速扭轉當時的嚴重經濟困難的局面，起了關鍵的作用。
八
1976年，爲解決“四人幫”的問題，陳雲同志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當我在“管制”中得知“四人幫”被粉碎的消息時，真是心中大快。1977年3月，陳雲同志在中央工作會議上鄭重提出粉碎“四人幫”後面臨的兩件大事：一是要重新認識1976年的天安門事件；二是鄧小平同志與天安門事件無關，應該讓鄧小平同志重新參加黨中央的領導工作。他的發言反映了廣大黨員和人民羣衆的願望，得到與會同志的熱烈擁護。這就使我黨撥亂反正的工作邁出了堅實的步伐。
第二年11月，陳雲同志又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率先站出來，要求中央認真平反歷史上的幾個重大的冤假錯案。他指出：薄一波同志等61人所謂叛徒集團一案，“他們出反省院是黨組織和中央決定的，不是叛徒。”
“文化大革命”期間，康生之流炮製了所謂“六十一人叛徒集團”案，目的在於藉此打倒劉少奇同志，同時殘酷迫害一批老幹部。他們一面精心策劃，把一些自願反省出獄的人與53名經黨營救出獄的同志混在一起，湊成61人之數，以混淆視聽；另一面則嚴密封鎖消息，誰也不準說毛主席、黨中央知道這件事。就這樣，這批堅貞不屈的同志沉冤莫白，遭到了長期的監禁，我更因此被關押、管制達12年之久。
1978年底，我和其他一些同志得到平反後，陳雲同志很關心我的工作和身體。有一次我見到他，他對我說，許多同志對犧盟會和山西新軍不大瞭解，是否可以寫篇文章介紹一下。按照陳雲同志的意見，我請山西新軍史料徵集辦公室寫了一篇文章：《抗日戰爭中的犧盟會和山西新軍》，於1985年9月刊登在《人民日報》“學點革命史”專欄裏。陳雲同志和其他一些領導同志看後，都說這篇文章把犧盟會和山西新軍的問題說清楚了。後來，陳雲同志見我工作甚爲忙碌，又特意書贈條幅，寫了上文提到的“多做就是少做，少做就能多做”這兩句話。條幅上有他的手澤，彌足珍貴，但更值得珍惜的是他對我的殷殷關切之情。我一直把它掛在我的臥室裏，朝夕相對，如見其人。
九
1978年12月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是建國以來我黨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中心點是從以階級鬥爭爲綱轉到以發展生產力爲中心，從封閉轉到開放，從固守成規轉到各方面的改革。”(《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269頁)爲了實現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戰略決策，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建立了新的領導集體，這就是黨的第二代領導集體。在這個集體中，我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同志處在關鍵的地位，是全黨公認的“領班人”即核心。陳雲同志支持小平同志提出的改革開放新政策。隨着年齡的增高，他的健康狀況越來越差，已不可能像五六十年代那樣從事領導工作了。
1979年3月，陳雲同志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談到過他今後工作的問題。他說，要我當財政經濟委員會主任是有問題的，一是體力上完全不行，二是經驗還很有限。解放初期的經濟規模比現在小多了。現在這麼大的規模，這麼複雜的情況，應付不了。還說，要我做工作，我也只能量力而行。他的這番話，現在聽來，其真誠依然是很感人的。他根據自己豐富的政治經驗，及時指出在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前進道路上，以及新形勢下在黨的建設、特別是黨風建設方面，應該注意和研究解決的新問題，使社會主義中國能夠經受住各種考驗。陳雲同志針對權力下放以後，某些方面存在過於分散，尤其是中央財政連年出現赤字的現象，指出在搞活經濟中，中央應該集中必須集中的權力，尤其是中央的財力。他強調，中央的政治權威，要有中央的經濟權威作基礎；沒有中央的經濟權威，中央的政治權威是不鞏固的。對此，小平同志讚賞說：“前一段我提出黨中央的權威必須加強。陳雲同志講，各路諸侯太多，議而不決，決而不行，各自爲政。這個批評是正確的。”至於陳雲同志常說的，無農不穩，無糧則亂；一要吃飯，二要建設；執政黨的黨風問題是有關黨的生死存亡的問題，等等，都是我們應該認真對待的問題。更爲難能可貴的是，陳雲同志雖已高齡，仍能跟隨改革開放實踐的發展，不斷提高自己的認識。1992年7月，他在《悼念李先念同志》一文中說，“這幾年，深圳特區經濟已經初步從進口型轉變成出口型，高層建築拔地而起，發展確實很快。現在我們國家的經濟建設規模比過去要大得多、複雜得多，過去行之有效的一些做法，在當前改革開放的新形勢下很多已經不再適用。這就需要我們努力學習新的東西，不斷探索和解決新的問題。”這些發自內心的話，同樣體現了陳雲同志實事求是的精神。
陳雲同志在從事中國革命和建設事業的一生中，能夠從實際出發，堅持實事求是，我想，這主要是因爲他總結了一套正確的思想方法。我們從他留下的著作中，不僅可以看到他對這些思想方法的專門論述和反覆倡導，還可以看到他在研究解決各種複雜、困難問題的時候，是怎樣運用這些思想方法的。這些思想方法，可以說是唯物辯證法的具體化，也是毛主席倡導的實事求是的具體化。陳雲同志爲我們黨留下了許多寶貴的精神財富，我們向陳雲同志學習，這是首先應該學習的。
斯人已去，風範長存。正如江澤民同志在紀念陳雲同志誕辰90週年的講話中指出的：“陳雲同志的業績和著作，他的思想、品德和風格，屬於我們偉大的黨，屬於我們偉大的國家和民族。他永遠是我們學習的楷模。”全黨同志特別是各級領導幹部，應該認真學習和研究陳雲同志的著作，尤其是他的經濟著作和黨建著作，從中吸取歷史經驗和重要思想。
讓我們在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和黨的基本路線指引下，緊密團結在以江澤民同志爲核心的黨中央周圍，更好地推進我國的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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