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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弼時同志是我們黨內以毛澤東同志爲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主要成員之一，是對中國革命有大功的人。可惜建國伊始，年僅46歲即已病逝。由於逝世過早，如今的許多人不很瞭解他。今年是他百年誕辰，大家緬懷他的豐功偉績，是很必要的。
弼時同志是我黨的早期黨員，出色的馬克思主義宣傳家和組織家，黨和人民軍隊的傑出領導人。他對中國革命的重大貢獻是多方面的。這裏，我想特別提出的是，他在確立毛澤東同志在全黨領導地位的過程中，是立了功的。中國革命曾長期在黑暗中摸索，這主要是黨還處在幼年時期，又深受教條主義之害，不能把馬克思主義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直到遵義會議前後逐步形成以毛澤東同志爲首的成熟的中央領導集體，全黨逐步認識並接受毛澤東同志爲自己的領袖，中國革命才走上勝利的道路。這個過程是曲折的，痛苦的。在這個過程中，黨的高層包括弼時同志在內的一部分覺悟較早的同志，發揮了極爲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大家知道，中央蘇區時期，毛澤東同志曾受到王明“左”傾錯誤的打擊，被迫離開紅軍的領導崗位。當時，弼時同志剛到蘇區，許多情況不瞭解，甚至有些誤解。不過弼時同志有一個長處，注重實事求是。這使他很快從實踐中認識了這種錯誤。在後來的工作中，他一直強調學習毛澤東、朱德建設革命根據地的經驗。在長征途中他同張國燾分裂主義的鬥爭，抗戰初期同王明右傾錯誤的鬥爭，都說明他旗幟鮮明地站在毛澤東同志的正確路線一邊，堅決維護以毛澤東同志爲核心的黨的團結和統一。記得在延安整風中，他在中央高級學習組回憶這個時期的經驗教訓時，懇切地剖析了自己的認識過程。
我想就弼時同志在克服王明爲代表的右傾錯誤的鬥爭中，所發揮的重要作用多說幾句。
王明曾是對中國革命危害最爲嚴重的“左”傾教條主義的代表人物，抗日戰爭爆發後，又走到另一個極端，提出“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的右傾主張。這實際上是要黨放棄獨立性，一切聽命於蔣介石。以我與閻錫山建立特殊形式的統一戰線的體會，深知這樣做只能重蹈1927年大革命失敗的覆轍。
1937年11月，王明受共產國際委派，從莫斯科回到延安。他自1931年離開上海到共產國際，脫離國內工作整整六年，回來不首先了解情況，就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就洛川會議以來中央政治局在統一戰線問題上的許多正確觀點和政策提出批評，指責黨過分強調獨立自主，提出要“一切經過統一戰線”，“八路軍也要統一受蔣指揮”。毛澤東等同志不同意王明的觀點，雙方出現嚴重分歧。由於王明自稱他傳達的是共產國際和斯大林的指示，不少同志一時難以明辨是非，產生了某些思想混亂。不久，王明又到武漢長江局，推行他錯誤的一套，公開與黨中央的正確路線唱反調。在這種情況下，1938年3月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派任弼時同志赴莫斯科，向共產國際報告我黨的情況。弼時同志1938年4月抵達莫斯科後，先後以書面和口頭的形式，兩次向共產國際執委會作出報告，詳細介紹了中國抗日戰爭的形勢，闡述了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政治路線、軍事戰略方針及相關政策，包括毛澤東、朱德等同志的正確主張。弼時同志的正確說明，對共產國際影響很大。6月11日，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經過討論，作出《關於中共代表報告的決議案》，肯定：“中國共產黨的政治路線是正確的”。“共產黨的鞏固，它的獨立性及它的統一”，是發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爭取對日戰爭勝利的“基本保證”。7月，王稼祥同志回國，由弼時同志接替他擔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行前季米特洛夫同王稼祥和弼時同志談話，明確指出：應該承認毛澤東同志是中國革命實際鬥爭中產生出來的領袖，請告訴王明，不要競爭了吧！在我們黨還受共產國際領導的情況下，共產國際及其領導人的支持，爲全黨否定和糾正王明右傾錯誤，承認毛澤東和中央政治局的正確路線提供了重要條件。
1940年3月，弼時同志從莫斯科回到延安，隨即參加了中央書記處的工作，不久，又擔任黨中央祕書長，負責書記處常務工作。他協助毛澤東同志領導了延安整風和黨的七大的準備工作。黨的六屆七中全會又委託他主持起草《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1945年4月23日，弼時同志作爲大會祕書長，代表主席團宣佈黨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幕。我至今還記得，他在開幕詞中特別指出：“在24年的奮鬥過程中，我們黨產生了自己的領袖毛澤東同志。毛澤東同志的思想，已經掌握了中國廣大的人民羣衆，成爲不可戰勝的力量。毛澤東三個字不僅成了中國人民的旗幟，而且成爲東方各民族爭取解放的旗幟！”這次大會，總結了黨的歷史經驗，制定了正確的路線，選舉產生了以毛澤東同志爲首的中央委員會。弼時同志是以全票當選的中央委員之一。在黨的七屆一中全會上，弼時同志與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同志一起當選爲中央書記處書記，弼時同志還任中共中央祕書長。這是黨的歷史上第一代具有很高威望的堅強的中央領導集體，弼時同志是它的主要成員之一。
我在自己的革命生涯中，也多次和弼時同志接觸，每次都受益匪淺。使我終生難忘的，是自己在黨內的兩次重大工作變動時，都是弼時同志代表中央和我談的話。弼時同志思想敏銳，談話一針見血，又語重心長。其景其情，至今仍記憶猶新。
1945年8月，日本宣佈投降。中央決定調我到晉冀魯豫中央局和軍區工作，任中央局副書記和軍區副政委。那時，我正在延安，參加了延安整風和黨的七大。臨行前，弼時同志和我談話，說：中央決定調動你的工作，毛主席要我來跟你談談。毛主席和中央對你的要求是，協助劉、鄧做好工作，其中重要的一條是多做團結工作，搞好地方與軍隊的團結，搞好軍隊原一、四方面軍幹部之間的團結。他還強調說，日本侵略者已被打垮，宣佈投降，但我們不能有和平麻痹思想，要準備蔣介石國民黨進攻，來奪取抗戰勝利果實。只要大家團結一致，我們就能戰勝任何強大的敵人。弼時同志的這個談話，一下子使我的工作方向十分明確。日本投降，時局正處在轉折關頭，需要我們清醒地應對。晉冀魯豫軍區的底子是一二九師，是以原紅四方面軍爲主，加上原紅一方面軍及其他部隊的部分人員組成的，來自不同的“山頭”。在延安整風和七大時，毛主席曾反覆提出：要承認“山頭”，照顧“山頭”，消滅山頭主義。我當即向弼時同志表示了堅決完成任務的態度。後來的事實證明，我們對毛主席和黨中央的這一指示貫徹得不錯，保證了各項任務的順利完成。
另一次是建國前夕。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此後第三天，我率華北局機關進入北平。3月25日，毛主席和朱德、劉少奇、周恩來、任弼時等同志率領中央機關和解放軍總部人員，由西柏坡遷到北平。4月初的一天，中央書記處開會，弼時同志通知我列席會議。他說：“中央決定，讓你以後列席書記處會議。”那時，毛主席、黨中央剛到北平，還住在香山。華北局、華北人民政府則在北平城內。我想，華北局在“天子腳下”，研究有關工作時，叫我參加一下，是很自然的事，便說：“可以。我隨叫隨到。”弼時同志看出我沒有領會他的意思，又強調說：“是列席書記處會議，是要你參與書記處的工作的。”他的話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七大後的中央沒有設立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是中央最高決策機構，責任重大。我一時不知說什麼纔好。沉思半晌，覺得實在難以擔此重任，便說：“這個決定，我覺得不合適。我不夠格。”弼時同志解釋說：“中央考慮過了，你夠格。”我回答說：“恐怕中央對我估計高了，其實不副。”那時，弼時同志的病情已很嚴重，看得出來，他是強支撐着工作，我不便多談下去。想不到，這竟是我們的最後一次談話。此後，直到1953年夏季財經會議的4年多時間，我一直列席中央書記處會議，參加了中央一系列重大決策的討論與制定。對會議的內容，我曾作了大量的記錄。1965年，毛主席的祕書田家英來信，要我提供50年代初毛主席最初提出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的有關材料。我根據自己的筆記本，致信田家英，擇要敘述了這一過程。可惜，“文化大革命”中，這些筆記本在造反派抄家時全部被抄走了，至今下落不明，實爲一大憾事。
弼時同志是個黨性很強的人。他生性率直，又爲人謙和，善於聯繫羣衆。如今半個世紀過去了，每每想起他不幸早逝，我總難以自已。今天，就以這簡短的文字，寄託我對這位我黨可敬可親的英才和領導人物的深情緬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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