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儲仲君(原山西大學師範學院教授，1994年被指定參與薄一波回憶錄《七十年奮鬥與思考》寫作組，得以與晚年居於玉泉山的薄一波有一段長達數年的交往)
晚年重視歷史
他晚年住在玉泉山，孩子們週末纔來，平時就一個人，有時女兒從美國回來住一段時間，大部分時間花在總結自己的人生和歷史了。
1994年1月，我在北京第一次見到薄老，他當時86歲了，滿頭白髮，長長的白眉毛，就是民間所說的“壽眉”。
1988年到1993年，他寫了帶有國史性質的《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被認爲是迄今爲止對“文革”前17年最權威、最詳盡的研究著作之一。
這本書完成後，他覺得還有許多事情和許多話沒有盡述，想再寫一本，但畢竟年紀大了，需要幫手。
當時中央專門爲他配備了寫作組，寫作組大約10人，因爲涉及他在山西的經歷，我被抽調參加。
他當時住在玉泉山莊7號樓，我們寫作組住在11號樓，每次我們去見他，他都站起來迎接，我們離開，他又堅持送我們出門。
他每天的主要工作是講述，我們記錄後再整理，上午9點開始，11點半結束，下午3點開始，5點半結束，他打趣說，我們這是名副其實的“九三學社”。
他極其認真，有時，寫了初稿後，他再一遍遍地改，有些甚至推倒重來。
《七十年奮鬥與思考》原來要寫三本，第一本已經出來，第二本也已經寫好，並且開印，後來因故沒有出來。
他也有委屈，有些委屈也沒來得及說出，現在他走了，也不可能說了，恐怕有些人對他有誤解，他本來想寫一寫，說一說話，後來考慮到時機問題，就錯過了。
自己對自己的回顧
老人很機敏，記憶力驚人，年輕時的事情甚至細節都記得很清楚。這種機敏在政治上就是敏感，對“文革”以及批鬥劉少奇他其實早有預見，他當時和我們談了很多。
對自己“文革”期間被批鬥的次數，他都記得很清楚，每次經歷都記下來，鬥了他136次，審訊了206次。那個時候，幾個人掄着他的手腳從牀上往水裏扔，是家常便飯。
他自己也說不清關在什麼監獄，只記得中間轉了很多次。
在困境裏，他非常倔，且堅定，你可以說他就是個“死硬派”，偏要活下來，所有給他吃的東西，他一點都不浪費，掉在地上的米粒都撿起來。
他的房間從這頭到那頭就七步，他就自己給自己編了個七步操，邊走邊想着鍛鍊身體，就是不讓自己垮下來。到了1975年，四人幫想把他支到河南南陽，他不肯，堅持留下來。
粉碎四人幫後，他還沒被解放，纔有些絕望，但即便那種情況下寫給孩子的信，還是很真摯，很動人，沒有一句不合適的話。
他爲人最大的特點是實際，堅持實事求是。他最顯著的例子是與閻錫山達成從事抗日救亡工作的協議，搞特殊形式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山西后來成爲抗日期間最早也是最大的根據地，得到毛澤東的肯定。
他自己在回憶人生時，也很看重這一部分，將其比喻成圍棋中的術語“手筋”，意思是最要緊最關鍵的一步。但遺憾的是，這一塊的貢獻後來並沒有得到充分評價。
傳統還是保守
改革開放後，許多人有誤解，認爲薄老這樣的老同志一定很傳統，很保守，事實上呢？
我舉一個例子，我看到他1980年代初對“傻子瓜子”作出的批示，“市場活躍並不失爲社會主義，我覺得，這幾年我們在搞經濟上確有顯著成績，其中允許私人(個體)僱工帶徒弟經營是個很重要的成功，對此我們應總結經驗，使個體經濟合法化，要定出更合理的法規來。”
在當時提出這些觀點很不容易，阻力非常大。看到材料後面批評僱工人數多的時候，他又批了一句，“僱工多了，是違背政策，但促進了經濟發展，又符合政策。”
薄老還講過另外一件事，1980年代，他到美國波音公司參觀，看到停機坪上只有兩架飛機正待交貨，就問陪同的美方人員，飛機這麼少，貨取走了，豈不是沒有了。對方解釋，我們是定單生產，定一架生產一架，不然就積壓資金了。
薄老很感慨，這纔是真正的計劃經濟，我們以前搞計劃經濟動輒就超額，這是什麼計劃經濟？他參觀回來後，對國外的以市場爲導向而不是人爲導向來發展經濟的做法非常贊同。
晚年
1996年老人家得了一場大病，腸胃出了問題，當時情況危急，後來總算恢復了。之前他的身體一直很好，這場病之後就長期住在玉泉山七號樓。
2006年4月，發現牙不好了，吃東西不好了，他的病就是從口腔開始的。薄老一直相信協和醫院，有什麼病一般都到協和醫院去看。
薄老的愛人在文革中去世，女兒當時趕到火化的地方，聽到火化工人說，景況好慘啊。關於死因，至今仍不得答案，但薄老晚年從來不提此事，我們也不好多問。
晚年去看他的人比較多，陰曆正月初五是他的生日，我在的那幾年每年都很熱鬧，國家領導人都會去看他。
老人不喝酒，不抽菸，喜歡穿中山裝，從不穿西裝，也聽京戲，有一次出去，看看北京，轉了半途，說不看了，他對老北京的許多建築和特色的消失很遺憾。
改革年代的薄一波
薄一波1908—2007 ，原名薄書存，山西定襄縣人。1925年4月加入中國共產黨。
1979年7月出任國務院副總理。同年9月被增補爲中共第十一屆中央委員。1982年5月任國務委員，曾兼任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副主任。同年9月和1987年11月，兩度被選爲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副主任。
2007年1月15日20時30分在北京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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