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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圖
柴京津作品：邢質斌
事先我們就得知，她“從不接受媒體採訪”，我們沒有畏難，面對我們不同形式的富有誠意的採訪申請(或者騷擾)，她依然堅持原則毫不動搖，一如她的語音的鏗鏘有力，一如她所供職節目的愛憎分明。
事實上，我們甚至沒有直接聽到她拒絕的聲音(她是通過助手轉達的)，我們是多麼想聽到她在生活中的聲音，哪怕這句話只有一個“不”字，可惜，我們只能冀望於晚上7點以後與她在電視上約會，其實，那不是她與我們的約會，那是黨中央和國家領導人通過她與全國人民的約會。
如此，她依然是我們最熟悉的人，也依然是我們最陌生的人。
她，就是全黨、全軍充分信任但全國各族人民又充分不瞭解的新聞聯播播音員，邢質斌同志。
臺裏來了一位“小鋼炮”
“邢老師不想接受採訪。”邢質斌的助理於去年3月曾答覆記者。時值全國政協委員葉宏明剛遞交上《讓“新聞聯播”換換人》的提案，各大傳媒正炒得沸沸揚揚。
在那份提案裏，葉宏明有所指地寫道：“……播音員結構老化已是不爭的事實，體現在屏幕上就是播音風格日益陳舊、沉悶，讓觀衆感到面容疲憊、表情單一、眼神呆滯、缺乏朝氣和活力。”
然而，就在去年11月25日晚，當年近六十的邢質斌步入天津中華劇院舞臺上時，卻不由得令人眼前一亮。
“穿上這樣鮮豔的衣服，還真有點不習慣。”她微笑坦言。其實，身着紅衣面對觀衆，於她早已不是第一次，每年春節期間，主播們都會穿戴喜慶地播報新聞。
這是她首次獲得“金話筒獎”——中國播音主持界的最高獎，儘管她早已是“中國最著名的播音員”。
“得不得這個獎真的不重要，既然得了，那就善始善終吧。”
“首獲大獎”、“善始善終”，種種跡象無疑更加深了關於她今年即將退休的猜測。
“我個人一直比較隨遇而安，當時的機會光顧了我，有伯樂發現了我。能夠在央視這個平臺上幹了30多年，我真的很榮幸。”邢質斌發表獲獎感言時說。
提及當年挖掘邢質斌的一段往事，原中央電視臺黨委副書記宋培福不禁笑出聲來，“這還得從她在北京大興紅星公社做縣廣播員時講起。”
1973年，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國際廣播電臺，與中央電視臺的前身北京電視臺，同屬於廣播事業局，即今天的廣電總局。
宋培福時任電視臺錄音科科長。“說是電視臺，其實裏面只有三名播音員”：從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借來的播音員沈力、在錄音科做配音工作的趙忠祥，以及在文革中被打擊，後來赴美的呂大渝。
按宋培福的話說，手下的兵基本上都是“幕後英雄”，除了趙忠祥曾在早期露臉解說過當天的電視節目外。新聞播報採用的全是錄播形式，先做成錄音帶，然後邊放新聞畫面，邊播錄音。
至於播報的內容，多是典型的文革新聞：鬥志昂揚的“國內新聞”、以反映第三世界爲主的“國際新聞”、由新華圖片社提供的圖片報道；
隨後，趙忠祥去了五七幹校，呂大渝也不在臺裏。播音員一再從廣播電臺調借。
宋培福深爲人手不夠而頭痛，“我主要挑聲源。對我而言，聲音好是首要的。”可惜，播音員相了無數個，就是不盡如人意。另外兩個條件同樣重要：政審合格，形象要好，“就像趙忠祥那樣，根紅苗正，形象端正”。
發現邢質斌的過程頗有意思。
那是1973年年底，宋培福在大興縣的岳父家準備迎接新年。一天，他極爲偶然地聽到了從縣廣播站傳出的女聲，“就跟小鋼炮似的，突突突”，宋培福竭力模仿那陣的感覺。
他馬上揣度這到底是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哪位播音員的聲音，“想來想去，都不像，可是聽上去就是耳熟”。
音質的力度，抑揚頓挫的感覺，都讓他不敢相信，“這真是一個小廣播站播音員發出的聲音？會不會是從廣播電臺轉播過來的？”
時間匆匆，來不及細想，他就與這“小鋼炮似的聲音”擦身而過了，但聲音卻始終縈繞在宋培福的腦海裏。
轉眼到了來年的夏季。一天，錄音科同事李茂福爲宋培福帶來了一個姑娘。宋培福第一眼看去，“頂多二十三四歲，個兒不高、短髮、不算漂亮、也挑不出啥毛病。”
這個被宋培福形容爲“很本色”的女生，就是邢質斌。邢質斌高中畢業後，下到大興縣插隊，後又到縣廣播站播音，大興縣方面正極力向李茂福推薦她。
貌不驚人的邢質斌甫一開口，宋培福迅速捕捉到那個久違的聲音，正是他當初在岳父家不期而遇的。
雖說是向大興縣廣播站借人，但宋培福一借就要了半年，而且走的全部是正式調用的程序。當時他遞給了邢質斌一張人事表格，只見她在上面填寫道：北京師範大學附屬中學畢業；父母是教師，男友姓樸，朝鮮族，“就在航天部下屬單位工作，離她插隊的地方很近”。
基本上，政審也過了關。
兩個月後，宋培福悶不作聲地從臺裏調來一部小車，直接去往大興縣廣播站，爲邢質斌辦理調動工作，“二話沒說，連行李帶人全給她拉回家了”。
宋培福依稀記得邢質斌的家，“在宣武區一條很寬的衚衕裏，車開進去很方便”。家裏人見到邢質斌回來都很吃驚，以爲她遇到什麼事了，邢質斌也是一頭霧水，“等我說明情況，要她正式來臺裏報到時，她家裏人都很高興。特別是她父母，好像這孩子一下子就找到了金飯碗。”
她曾想去當記者
1975年，北京電視臺通過微波向全國20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傳送電視節目，同時也開始轉播部分省、市電視臺的節目，一個以北京爲中心，連接全國各主要城市的電視播出網初步形成。
“1976年3月29日，全國電視工作會議在北京前門飯店召開。創辦全國電視新聞聯播節目就是會上的一個話題。”中央臺原新聞中心主任章壯沂回憶說。
7月1日，北京電視臺向全國十多個省市電視臺傳送信號，《全國電視臺新聞節目聯播》開始試播，當天的節目內容如下：
戰鬥在車間的黨支部(5分鐘)、小靳莊在鬥爭中(5分鐘)，敢鬥修正主義的先鋒戰士(4分30秒)；朝氣蓬勃的黨支部(5分10秒)；陳錫聯副總理會見尼日利亞青年代表團(1分40秒)；谷牧副總理會見埃塞俄比亞政府貿易代表團(1分5秒)；朝鮮人民軍協奏團訪問紅星中朝友好公社(8分15秒)。
微燙的髮梢、黑色的老款西服、打褶的垂簾背景，以灰、黑爲主的色調。這就是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邢質斌的電視形象，卻不見身邊的搭檔。
1981年7月，邢質斌首次與趙忠祥以男女主播、相互搭檔的形式正式出鏡。
“趙忠祥口語較重，不適合當新聞主播。”中國傳媒大學播音系的老教授張頌說。
這位邢質斌最早的搭檔，自1985年轉軌做了專職主持人，其後與邢質斌合作的有薛飛、羅京、張宏民、楊柳、王寧……
女主播們增加了來自北廣的李娟，從中央人民廣播電臺調來的劉佳、還有科班畢業的杜憲、李瑞英、以及後來的李修平。
“別看邢質斌那會兒人年輕，可她心裏是很有數的。”
剛進電視臺時，她是以可塑性強、天賦好而著稱，“聲音穿透力強，那個大方氣派，吃辣椒都沒事。吐字好比機關槍，從沒出過錯。”
可她很快就意識到光憑這些是絕對不夠的。“學歷偏低，理論知識不行。這都是她的薄弱環節，既是她的壓力，也是她的動力。”央視原副臺長洪民生稱她是真正的自學成才。
論過目不忘，播音員中屬她與羅京功夫最過硬。“有時必須要播出從中央直接下達的文件，可等到新聞已經開播了，稿子纔拿來。上面勾勾畫畫，飄滿了紅氣球，看得我們都腿發軟。可他們就能鎮定自若，掃完一遍後，一字不差地播出來。”章壯沂對此翹起了大拇指。
其他呢？“和普通人一樣囉。”除了播音，邢質斌彷彿再沒給兩位前領導留下更多回憶：
“做播音組組長時，極其認真，每個字音念什麼，她都要考證一番後，再告訴全組的人。”
“如果輪到她隨領導人出訪，別人都想外出多逛逛，只有她貓在旅館裏睡大覺。”
“私下裏，她的話還是多的。聊起社會上的八卦新聞，一說就是一個多小時，眉飛色舞。”
“平常不愛和領導多接近，但爲人心直口快，開會時小青年們自覺資歷淺不吭聲，就她敢發表意見。”
“不喜歡多管事，只想做好本職工作，然後回家照顧生病的母親。如果在小事上對組員有不滿，頂多背後嘀咕兩句。但在大事原則上，頭腦很清楚。”
播音組裏杜憲、薛飛走了，楊柳也離開了《新聞聯播》。唯有邢質斌，三十年如一日，“中規中矩”。
“你讓她做什麼呢？讓她去主持綜藝節目？顯然不合適。轉行做其他的，更不可能。”洪民生透露90年代中期，臺裏曾有人提出新聞主播應換換面孔，最終不了了之。
面對大批後起之秀，邢質斌的心裏無疑充滿了壓力，“她還是有想法的。早在十多年前，她正在社科院新聞學院進修。她就問過我，如果不做《新聞聯播》的播音員，她還能做什麼？”
章壯沂當時無言以答，“這是羅京、李修平他們將來也要面臨到的難題。”
聊起換人，中國傳媒大學播音系老教授張頌有點氣不打一處來，“據我所知，央視內部居然曾有人提出來讓相聲演員去播報新聞……這簡直是胡鬧。”
“邢質斌一去電視臺就讓她播新聞，以她的氣質、聲音、形象，她也最適合播新聞。所以臺裏沒讓她到別的崗位，也就沒給過她機會，你怎麼知道她不能做別的？主要是時間一長，思維定式，習慣定型，她到了別的場合會拘謹啊。”
自從80年代初，邢質斌與張頌認識，兩人一直亦師亦友。她向張頌傾訴過自己的苦惱：她想走，想從《新聞聯播》退下來……
“三十歲以前是播音員的幼年期，三十歲以後纔是他們的成熟期。他們正處於黃金時期呢。”
張頌大爲吃驚地問，“你現在退下來做什麼？”
“那我不管了，我想去當記者。”那時，邢質斌四十剛過，一臉憧憬。
“她具有記者素質，新聞語言能即興發揮。怎麼可能真去圓記者夢呢？恐怕《新聞聯播》早就成了她生命的第一囉。”張頌輕輕嘆道。
穩重有餘頓挫不足
1990年初，邢質斌辭去播音組組長職務，而由業務突出，資歷比王寧、李修平高的羅京與李瑞英接替。
其後，她又鬧出了名人做廣告的風波：據說，那次是因爲人情難卻。她爲一條減肥腰帶做了廣告宣傳，有人購買，結果大呼上當……違反央視不許播音員做廣告的明文規定，結果，她被停止一個月的主播工作。
她不是一個從無情緒的人，偶爾也會嘮叨幾句。心裏難過時，頂多點到爲止。“她這一生算是比較平穩，家庭很幸福，兒子很聽話。”張頌說到此處，話音一轉，“她也有不足。”在這位播音界的權威看來，邢質斌形成自我風格的速度不快，“穩重有餘，頓挫不足，跳躍感不夠”。
“但不要簡單地下定義，說新聞主播就是一羣沒出息、一味照稿唸的傳聲筒。”張頌隨手拿起一份報紙，反覆念起了其中某段。
“你聽聽，同樣一段話，我有多種語氣感情的發表方式，仔細聽絕對能揣測出其中內涵。邢質斌他們全是在自己理解下，把握政策分寸發出了自己的聲音。”
“沒有侷限性，哪有創造？他們就是一直用聲音在一個侷限的空間裏翻跟頭，這就是創造。”
新聞聯播的包袱
去年6月初，央視新聞中心播音組組長李瑞英突然接到上級通知，5日那天的《新聞聯播》，播音員要換作來自《晚間新聞》的康輝與《國際時訊》的李梓萌。李瑞英當即問道，這是在徵求我們的意見，還是已定通知？
“答覆是，這是既定通知。但在康輝他們播完後，要換回羅京與邢質斌。”一位熟悉新聞聯播的播音界人士透露。
爲何讓“一對新人”登陸新聞聯播，又爲何只讓他們登臺亮相一天？康輝給記者的答覆是，這全部是臺裏的安排，其他他一概不知。
李瑞英的老師、中國傳媒大學播音系教授張頌猜測，這可能是響應政協委員葉宏明提案的一次嘗試，也不乏央視讓新人試鏡新聞聯播之意。
而至於康李二人爲何最終又下來，其中原因央視沒有公佈。可以設想的一種情形是，在新聞聯播這樣一檔有着中國政治晴雨表之稱的節目上，穩定壓倒一切是根本的方針。
1958年，中央電視臺在創辦《電視新聞》前夕，上呈國務院的報告中寫道：新聞節目的指導思想就是要儘可能反映當前國家和人民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事件，報道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就。報告中特別強調了“儘可能”三個字。自從1981年7月1日，《新聞聯播》正式推出，其內容編排上基本保持着國內政經要聞，時政報道，文化、體育、科技簡訊，國際新聞四大塊。
“形式單一、稿件呆板。主播們無可奈何，如履薄冰。播報中如果出了一次大錯，他們在《新聞聯播》的職業壽命就完了。”
“泱泱大國，堂堂大臺。八億人的眼睛都盯着他們，他們肩上的壓力可想而知。”張頌說。
很明顯，他的觀點與電視系的朱羽君教授不謀而合，“對於換掉邢質斌和羅京的提案，我有自己的看法。我認爲他們是由《新聞聯播》塑造出來的，就像棋盤上的棋子。換掉某個主播不是問題所在，關鍵在於《新聞聯播》內容要不要換。”
下午五時，張頌的辦公室昏暗。此時，邢質斌正開着她的白色本田趕往中央電視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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