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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興惠紗廠的宿舍樓裏，一個滿地積水的房間，盥洗間裏有濃厚的腥臊味，空調呼呼地冒着熱風，有點悶。
陳安東一直在暗處觀察着記者進出，徘徊，在確認安全無虞後，才帶着尷尬的笑，現身了。
法院的離婚判決書上，記錄着他一度離家出走，與女方產生糾紛並“有過肢體衝突”的經歷。
那個家，在離興惠紗廠十分鐘車程的地方，一個通體被馬賽克鑲飾的鄉間別墅，在那裏他還有過一輛價值2萬元的進口摩托車，那是婚前女方送的彩禮，在那場婚姻中他最好的回憶是，載着妻子下班，在夜色裏聽美妙的發動機的聲音。
後來，摩托車被偷了，再後來他離婚了，他被“掃地出門”。
對於曾經的入贅婚姻，陳安東現在的形容是“一場夢魘”，並且承認，這段冤孽般的存在，起於焦灼的慾望，無畏的勇氣，當然還包括一些幼稚和天真。
7年前，大專畢業的陳安東第一次來到蕭山，即便作爲最普通的打工仔，1000元的月薪都頂得上他在老家山西的雙倍。當時的蕭山正以火箭般的速度在全國百強縣的排行榜上飆升，他目睹着紗廠掛上了集團的牌子，前綴從“蕭山”一直擴展到“中國”，意大利的流水線取代了國產的機器，老闆的車換成了寶馬，直至工人的宿舍裏都裝上了空調。
“就是一個充滿機會和財富的新大陸，是誰都想留在這裏。”
也是在那時，1980年代初期第一撥受計劃生育政策限制而膝下獨女的蕭山人，開始或爲家族產業的繼承，或爲傳宗接代而憂慮。
陳安東的面前有兩條路，一是務實地娶個外地媳婦，靠自己的雙手打拼，但那想起來太殘酷，“30年後買房，40年後買車，一輩子就完了。”
另一條便是入贅，他被介紹人告知，一夜之間便可獲得一份當地的合法戶口，一棟有抽水馬桶和冷暖空調齊備的別墅的家，一輛價值2萬元的摩托車彩禮，“當然還有一位談不上感情的妻子”。
“談感情，我還用得着入贅嗎？”陳安東離婚後有了徹骨的總結，“女方被父母包辦，我們則被現實包辦。我高估了自己，也低估了對方和這個環境。”
當時的蕭山還沒有以招贅爲專業的婚介機構，男方的人品和女方的條件全靠工友們口耳相傳。這省去了漫長的考察期。最常見的情形是，一旦雙方接觸，便直奔主題，“你沒有時間深思熟慮，需要的只是勇氣。”
陳安冬有過短暫的猶豫，在蕭山，入贅的代價可能包括孩子隨妻姓，喪失家庭經濟主導權，聽從女方父母的安排，以及周遭有可能出現的異樣的目光。
他承認，即便是明知自尊受損，他仍是希望入贅成功。他的解釋堂皇而篤定，“衣食足方知廉恥”，也就是說，衣食且不足，何懼廉恥。何況，這畢竟是個新時代，也許這並不是什麼問題，也許他根本是在引領風氣之先。
現在，當陳安冬婚姻完結流落集體宿舍之時，29歲的李俊林正打着同樣的算盤，他的理直氣壯，急切，充滿幻想，甚至不惜一切籌碼，與陳安冬相比有過之而不及。
2007年1月15日，記者在蕭山一家婚介所巧遇李俊林時，他已經呆了一個星期，每天租住在10元的街頭旅館。他認同“良禽擇木而棲”的道理，入贅被視爲惟一的救命稻草，“只是尋找幸福的方式不一樣而已，不可以嗎？”
只是在自己也要改姓方面，他出現了猶豫，“姓是父母給的，不能不尊重父母。”但這種猶豫只逗留了片刻，就在介紹人員對其身高才1米60的缺憾的提示下，變得“無所謂了。”
“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如果你硬要說這是利益交換，它是自願的，沒什麼壞處，至少”。
他大度地讓記者拍照，對是否要化名一無所謂，甚至認爲登報等於是做了一次免費的廣告，“何樂而不爲？”
一個星期後，記者發稿前，他又追來一條短信，重複請求，“你能幫忙把我的事情在報紙上報道一下嗎？”
繁榮的城鎮，富裕的農村。城鄉二元結構在蕭山早已模糊。1420平方公里的22個鎮子，幾乎是城市開發區模樣，幾十米寬的公路輻射而出，串起大大小小的工廠，沒有小橋流水青青麥苗，所有的住屋都是三四層的小洋樓，獨門獨院玻璃幕牆，修飾得整整齊齊大概一個模樣。
網絡上隨便搜到的信息，無一不在提醒此地強大的經濟地位。“2001年以來，蕭山綜合實力已連續五年穩居全國縣(市、區)第7位，浙江省第1位”。這是藉民營企業而騰飛的地方，1萬多家企業，民營企業佔的比例是98%。1994年魯冠球的萬向集團成爲中國第一家上市的民營企業的時候，也正是上門女婿之風悄然興起之時。
不管初衷如何，在外來的入贅者表現出開放、通達的情緒時，女方卻始終恪守着某些一成不變的原則。10年來，女方家庭對入贅者的要求似乎沒有什麼根本改變，他們要忠實可靠，能撐起門楣的男子。“新時代新思想”是那些入贅男子秉持的話語，在女方而言，入贅婚姻的要求現實而傳統。
52歲的張建國開了一個機械配件工廠，家裏有四套房子一個女兒。他是蕭山改革開放後的第一撥私營老闆，恰恰也是第一撥實行計劃生育國策的父母。這撥人必須未雨綢繆家族產業的繼承問題，可能還包括傳宗接代。
張建國真正擔心的是，女兒一旦出嫁，自己和老伴晚景的孤單。已經一年了，他委託婚介公司尋找合適的上門女婿，開出的物質條件可謂優厚，“要房子，我有，要車子，我可以買，要事業，我有家產”。
第一個小夥子忠厚踏實，退役後在一家公司做業務經理，父母離異，入贅不存在家庭壓力，張建國甚是滿意。但是一個細節令他心生狐疑。有一次，夜裏12點，女兒致電對方，被告知，正在舞廳跳舞，父親在電話裏聽到嘈雜的女人聲音，猶豫了，“這都幾點了，那女的是誰？”
後來婚介所又介紹了一位長得像謝霆鋒的小夥子，大學畢業後仍在江西工作，只能通過網絡先接洽，爲了不至於前功盡棄，他第一天就叮囑女兒在網絡聊天室裏開誠佈公，包括婚後到蕭山工作，隨岳父母居住，孩子隨女姓。小夥子第二天就明確答覆，沒問題。張建國又不踏實了，尋思着，“怎麼這麼輕巧？他父母就沒意見？”
作爲父親，他急切卻又彷徨，否定時毫不含糊，接納時卻顧慮重重。十年經商沉穩得道的他，現在坦言，面臨着有生以來最大的一筆風險投資，“看不準，不就是引狼入室了嗎？”
爲了控制不可預知的風險，他的理想安排是，以自己的經驗和權威，替代女兒行使穩定家庭的作用，執掌大權，“孫悟空還逃不出如來佛的手掌心呢”。
一系列的安排還包括：戶口必須要遷入女方的駐地，這就像是風箏手中的一根線；必須到自己朋友的單位先工作，好察言觀行。
賭博是不允許的，喝酒是不應該的，抽菸勉強可以，但也要儘量戒。
“他只要看着學着安穩着就好。”
但好吃懶做又是萬萬不許的，“這個家遲早要交給他。”對於“還政”的日子，這位父親留有餘地，視女婿的表現而言，“好的話，三五年，不好的話，只能我這老頭先管着”。
蕭山第一撥的入贅女婿大多爲外來打工者。在瓜瀝鎮一個千人規模的行政村，婦女主任說，入贅的例子不少於20戶。而外來打工者更爲聚集的廠區，入贅比例則更高。
李繼延，7年前辦起了一間以介紹入贅婚姻爲特色的“金點子婚介所”，在他看來，入贅婚姻中女孩子的意見並不重要。因爲“她們”大多隱身在父母身後，由父母做主，溫順、戀家，習慣接納。
葛清是惟一肯接受採訪的女子。因爲招贅考慮，她錯過了一段大學裏的純真愛情，對象是學校的學生會副主席，才華橫溢，這令她大半個大學時代爲女伴們所羨慕。畢業的前一年，還有另外一個公子哥追她，據說家境過億，老是開着一輛血紅的跑車到樓下喊她的名字。
隔着電話，葛清帶着一種近乎炫耀的語氣回顧青春，但她拒絕與記者見面，“如果婚姻幸福，我或許會說，但現在糟糕的狀況，我能說什麼呢？”
畢業後，葛清主動回到了蕭山的一所鄉鎮中學當英語老師，對於這個以犧牲兩樁幸福機會換來的景遇，她並不後悔。葛清知道父母不捨得她遠嫁的心願，而且，她對自己隻身遠嫁的生活也缺乏足夠的信心，聽多了始亂終棄的故事，她依賴父母身邊的安全感。
她的父母原本都是蕭山農民，家境並不好，爲了供她讀書一度舉債。這幾年，蕭山農村越來越多的土地被徵用，年邁的父母雖然因之住上了體面樓房，有了每月兩三百元的最低生活保障，但後續的生活來源卻是個問題。
這個家需要一個頂樑柱，父母堅持認爲，只有男人才堪此任。
現在的丈夫雖是個獨生子，但仍拍着胸脯答應入贅，“愛情才重要”，絕口不問她的家境，並且放棄即將到手的國外居留權於不顧，這讓葛清相信，他忠實可靠。
丈夫是網上相識的，當時他在新加坡務工，回來探親的時候，在杭州見了一面。她覺得說得過去，而且“在國外呆過的人，見多識廣，沒有傳統觀念束縛，撐起這個家還會有問題？”
生活的齟齬往往從最基本的物質生活開始，儘管，這曾是入贅婚姻最終達成共識的關鍵因素。
2002年，陳安冬順利地成爲了一位蕭山入贅女婿，“人生第一次的轉折完成了”。
當時的蕭山一如既往地流金淌銀，陳安東婚後第一年，這座城市已經攀升到百強縣的前三甲了，這一年，曾經作爲奢侈品的寶馬轎車竟成了當地政府獎勵經濟功臣的禮物，而且一出手就是8輛，成了街頭巷議的焦點。
陳安東婚後換了一個車間，工資卻沒漲多少，公司裏每年分來的大學生、研究生越來越多，有的都進了車間流水線，擠壓着他的生存空間。現實擺在眼前，如果沒有足夠可以憑藉的人脈資源，在以家族管理爲特徵的浙江企業裏，異鄉人的前途是灰暗的。
陳安東有了當地的一份戶口，但依然擺脫不了外地女婿的標籤，他已經進到了一個與當地女婿互相參照的座標體系中了，丈人最初還欣慰於他的加盟，婚後常對他說，“好好幹，這個家遲早要靠你來支撐的。”
但財富的差距像是一滴面巾上的水，無聲卻迅捷地蔓延着。
他的鄰居在婚後第二年重新裝修了屋子，換了硬得連鋼釘都留不下痕跡的硬木地板，妻子回來抱怨，你辛苦一年連鋪個客廳都不夠。
他開始被限制零花錢，被勒令戒菸，丈母孃嘮叨起來，“那點工資，糊個口還勉強，還抽什麼煙，應什麼酬？”
在工廠，他絕少參加工友們的聚餐，“付吧，兜裏沒錢，別人不要你付吧，那更難受。”
這裏有發達的經濟，同樣有發達的慾望。貧賤夫妻百事哀，入贅家庭尤是雪上加霜。
葛清現在承認，新加坡來的丈夫求婚時急吼吼的，太草率了。“我對他沒準備，他對入贅沒準備”，結婚的時候他們甚至說不出對方父母的名字，她事後反思，“我們這一代說什麼觀念更新了，其實都是夾生飯。”
婚後她一直試圖體諒丈夫內心的自卑情緒，希望他事業有成。
2004年，丈夫嫌棄打工工資太低，覺得炒股見效快，葛清說服父母拿出了大半輩子的積蓄計20萬，結果熊市蔓延，錢打了水飄，沒了聲響。
母親那會正好看到報紙上一則不良入贅女婿騙了女方錢後一走了之的新聞，心裏不踏實，有一次問女婿，結果爆發了一場口水衝突。
女兒出生後，經濟狀況更是每況愈下，孩子吃的奶粉、用的護膚品，都能成爲鄰里攀比的對象。
葛清自己不以爲意，但這阻止不了父母晾給丈夫陰沉的臉色，包括鄰里中有好事者背後“沒有出息”的指摘。
丈夫終於鐵了心，想出去闖闖，他看中了一個寵物用品的項目，爲了維持獨立的尊嚴，他決定回自己的家鄉，藉助自己家族的力量。
葛清和父母不得不擔心，“回去了，還回來嗎？”
儘管小夫妻加小孩子的核心家庭已經成爲大城市家庭的普遍模式，但是在蕭山，入贅家庭鮮有離開父母單過的，因爲最初的約定使然，也因爲傳統家庭模式的強大。
瓜瀝法庭一個法官說，正是因爲家族的介入，才使得原本夫妻分歧攙雜進代際價值觀的差異，男方的弱勢才明顯，最終矛盾不可調和。
儘管本地的男孩子結了婚分家單過是尋常事，但是女孩子卻始終在父母的遮蔽之下。何況，這原本就是家族意識濃厚的地域，也正是家族之力而使得諸多民營企業得以壯大。
當然也有一些入贅男和女方家庭保持着良好的關係。這些特例往往擁有一份穩定甚至受人尊重的工作，有的還具有較高的學歷。
安明就是其中之一，他從安徽一所大學畢業，學機械，從浙江萬向集團的辦事員一路做到中層領導。他承認，自己是特例，這個特殊性在於女方家長爲人不錯，而且自己的事業發展順利，從弱勢漸成強勢，實力決定發言權。
安明是被大學時代浙江同學一句“娶不起，不如嫁出去”的戲言所提醒，1997年最終接受入贅時，基於以下利益考量，包括，一、住房問題；二、孩子撫養問題；三是女方在當地的人脈資源——這第三條顯示了他的眼光，他入贅的女家當時並沒有漂亮的樓房，卻有長遠的紮實的人脈關係。
那時安明說，像入贅這樣一舉三得的好事哪裏去找？
結婚10年，他的結論有些封建但又似乎擊中要害，“其實我們還是更習慣男權強勢的家庭。”
入贅女婿們會經歷“兩怕”。最怕的就是別人說，“哦，你是外地人啊。”等到孩子出生，最怕的話又變成了別人問，“你家小孩叫什麼名字啊？”
衙前鎮一所中學的蘇老師有一段時間和妻子全家鬧得夠僵，都快到離婚的地步了，就是因爲孩子的姓氏問題，最終雙方妥協，以父母的姓合爲複姓，在村裏婦女主任看來，“取了個日本名字”。
即便是婚姻一帆風順的安明，在孩子起名的問題上還是動了腦筋，他將中間的一個字換成了自己的姓，“給自己一個心理安慰”。
儘管當初決定入贅時曾以“新潮流新觀念”標榜自己，但總要事到臨頭，女婿們纔會發現，所謂新觀念其實何其脆弱，深藏自己內心的男性傳統尊嚴，依然強壯無法泯滅，而且，會帶來巨大的折磨。最終這很容易演變成這基於女方利益的父權思想和基於男方的父權思想的一場衝突。
還沒生育前，陳安東也曾試着和妻子商量孩子的姓氏，妻子劈頭蓋臉一句，“隨你姓，我們還要你上門幹什麼？”
最後衝突以妻子一方的勝利而告終。平心靜氣下來，陳安東開始自我反省，“當初以爲能做到，其實只是自我欺騙。 ”
陳安東最終感覺，在這個家庭的生活覺得像是在遛狗似的，讓他尊嚴掃地。
每次在親戚面前露臉，酒席上，才舉杯，丈人會旁若無人地呵斥，“小孩子，學什麼喝酒？”別人知趣地讓步，討厭的是有時會跟上一句，“你家教好嚴啊”。
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是2004年6月陳安東的舅舅去世，他要去奔喪，被女方父母拒絕。當時夫妻關係已經很緊張，而他每個月除了幾十塊零花錢之外，身無長物。
這徹底激怒了他，“我還是個男人嗎？”
和陳安東終於甦醒發作的男人意識相比。徐愛民是乖巧的。他改隨女方姓了羅，當初入贅時說好的，自己的姓也要改，雖然“事到臨頭，摸摸胸口，我原來有點在乎”。
當着妻子父母的面時，記者都能感覺到他言辭笨拙，欲言又止，待到送記者出門，他才說，很孤獨，怎麼也融不到當地人的圈子裏。在陪記者穿越村莊的差不多二十分鐘的路程內，他竟沒與一個同村人招呼，低着頭，步伐很快。
他應該是那類被掃地出門的入贅男子的典型，在當地的一篇報道中，這個人羣被形容爲“他們往往來自外地農村，本身學歷比較低，沒有固定工作也沒有一技之長，好吃懶做，甚至還沾染上了賭博等惡習”。
徐愛民承認自己沒什麼本事，結婚後一直沒有找到合適的工作，靠手藝打零工掙錢，有時閒在家裏修理修理摩托就一天，最初聽到有人背後議論他“好吃懶做“，還會心生不快，現在也無所謂了。
能忍的都忍了，習慣了之後，除了心裏憋得慌之外，他坦言，他其實願意過這種至少不爲生活奔波的省心日子，按時上下班，衣食至少不愁，“大事父母拿主意也蠻好”。
徐愛民已經三年沒回四川老家了，因爲女方父母覺得路太遠，花費太大，真實的原因可能還包括妻子並沒有打算在一個廁所還只是糞坑的地方住上哪怕短暫的幾天。
“其實誰都無法改變”
婚介所牆上關於相識-戀愛-婚姻三步曲的指南已經泛黃，他仍試圖勸慰心急如焚的應徵者們，愛情多麼重要。
2005年初的一則以“富家女”和“招贅”爲關鍵詞的新聞，讓浙江杭州青年時報的熱線幾乎被打爆了，那條新聞說：蕭山富家女苦等上門女婿。
在蕭山本地人眼裏，入贅早成平常事，大部分人還是願意將之看成婚俗觀念變革的好徵兆。
楊麗卻一度陷入煩惱，“那麼多趨之若鶩地直奔財富、住房的應徵者，究竟是嫁給愛情，還是嫁給麪包？”
她曾在數百名應徵者中，促成了8對至少看似般配的男女結成派對，這種般配用世俗的解釋是：男方爲外地人，學歷高而能力強，苦於經濟困窘且無事業基礎，而女方則擁有殷實家底，眼光高卻學歷淺，期待財富與學識的強強聯姻。
兩年過後，這八對沒有一對結婚。待到2006年中，另一則關於招贅婚姻的新聞再度出現時，她幾乎帶着一絲預言成功般的喜悅，“果然如此，果然如此”。
這篇新聞說的是，蕭山瓜瀝鄉鎮法院竟在一年之內受理了不少於20起的招贅婚姻離婚案，這個比例令主審法官驚歎，並覺得有義務公告天下。
在瓜瀝法院，記者嘗試着撥打更多的離婚男方的電話，無一不是停機就是空號。法官說，他們大多選擇了離開蕭山，一場與本地家族的爭鬥後，哪還有容身之地？
瓜瀝法院的法官們有時異常同情這些異鄉的女婿們，徐愛民正被女方起訴離婚，法院還在調解，法官們多少要考慮這個因素：如果他離了婚可怎麼活？有一個上門女婿死活不同意離婚，當着法庭發誓，哪天離婚，哪天就殺了女方全家。這樣的情形令法官們異常爲難。
“這個時候，纔會知道，感情基礎對於婚姻的重要。”一位法官說，“殘忍點，說白了雙方都是咎由自取啊。”
陳安冬在經歷了長達一年的利益爭奪後，最終以索回6000元補償金的結局接受婚姻破裂，他依舊忐忑地留在蕭山，因爲不願意失去工作，如今他既處處小心着被人報復，又像敵人一樣攻擊着前妻家裏人，
“哪是女婿，就是一個童養媳，什麼不虧待、一視同人，全是說說而已。我真的就是一個炫耀門面、傳宗接待的工具而已。”他說。“誰都以爲可以改變什麼，其實誰都無法改變。”
這樣的話，無疑有着泄憤的味道，他也承認，幸福的入贅婚姻並不少，在他宿舍樓附近的一個小餐館，記者請他吃飯，他小聲地指着老闆夫婦，“你看人家也是入贅婚姻，過得多好。”
葛清和丈夫迄今維持着兩地分居的狀態，最近的一次電話裏，她以離婚要挾丈夫，明年一定要把廠子搬回來。她想着的是，男人經濟地位高了，也許一切都不成問題了。
蕭山寧圍鎮的前任婦女主任說，所謂入贅女婿離婚潮，多半是那撥最早的入贅婚姻者。現在，本地人招贅越來越慎重。
2007年1月，本文開頭提到的一心入贅的李俊林，揹着婚介所偷偷給一戶招贅人家寫了一封信，總計8頁，他說，“自己的人品是經得起檢驗的”，並附上了身份證複印件，希望對方到他老家派出所去核實其人品狀況。
尷尬的是，對方父母拿着信質問婚介所，“他拿什麼養活老婆孩子？”
李繼延的“金點子婚介所”依然生意興隆。現在他的桌面上，像李俊林這樣的資料已經有一米多長，其中不乏大學老師、碩士、博士，甚至外國留學生，都會在蕭山縣城轉上半天，找到需要轉過好幾道逼仄昏暗樓梯的這裏。李繼延能敏銳地察覺到，這世道人情的變與不變。
婚介所牆上關於相識-戀愛-婚姻三步曲的指南已經泛黃，他仍試圖勸慰心急如焚的應徵者們，愛情多麼重要。
(文中部分人物爲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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