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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勵單位自建房，表面上會解決一些人的住房問題，但在更多單位的摩拳擦掌聲中，必然是公權與房產開發關係的越發混亂，越發糾纏不清。鼓勵單位自建房，具有病急亂投醫、逆社會發展潮流而動的嫌疑，很可能會成爲一個飲鴆止渴、開歷史倒車的昏招。
廣州市市長張廣寧近日表示，廣州正着手製訂新經濟適用房管理辦法，將允許符合條件的單位在貨幣分房和實物分房中二選一。據介紹，政策實施需要符合三個前置條件，那就是單位想利用自有地塊建房，地塊需要符合城市建設和土地使用兩個規劃的要求、地塊本身產權明晰且企業擁有自建實力、單位內有未享受實物或貨幣分房的住房困難羣體，這三項缺一不可。(《信息時報》1月26日)
在商品房價居高不下、個人集資房遭遇腸梗阻的當下，鼓勵單位自建房不失爲一個“看上去很美”的新政。作爲“有單位”的廣州市民，無疑會看到了希望之光。然而，這是不是一個破解住房難題的好招呢？
判斷一項政策是否進步，必須從其發展的終極目標入眼，放到歷史背景下考量。社會學認爲，從“單位中國”向“社區中國”轉變，是中國社會化的必然方向。以往大傢什麼都靠單位，“背靠單位好乘涼”，住房靠分、看病單位有醫院、孩子上學單位辦幼兒園，即使是結婚離婚也向單位報告，單位儼然一個“包辦百事”的組織，不管麻雀大小，統統五臟俱全。但隨着國企改革、社會優化資源配置等，一個基本的取向是弱化附加在單位身上的其他功能，學校、醫院交給社會了，住房、汽車搞直接補助了，通過市場、社會力量來解決諸種生活問題，社區正成爲民衆生活的“新單位”，“小單位、大社會”背景下的“公民社區”正在建構。
就如此發展軌跡而言，在各省市紛紛取消單位自建房政策的語境裏，廣州市爲了“緩解住房壓力”，重新想起了鼓勵單位自建房解決職工住房的“高招”，無疑具有病急亂投醫、逆社會發展潮流而動的嫌疑，很可能會成爲一個飲鴆止渴、開歷史倒車的昏招。
首先，社會資源的蛋糕是固有大小的，當政府作出有利於某特定部分羣體的取向時，需要絕對的慎重，避免製造“政策性”不公。雖然有“三個前提”，但對於擅長研究政策空子的國有企業、政府單位來說，有閒置土地、符合規劃的條件，實在是小菜一碟，而“有未享受分房的住房困難羣衆”，更是簡單，怎麼還不能找到三五個來？有錢、有地、能跑來政策……作爲小利益集團出現的單位，爲了本部門員工的利益，會表現出巨大的力量來。土地開發的資源是有限的，鼓勵單位自建房，只會令有限的資源迅速傾斜。此前，有媒體報道說山西忻州煤礦安監局僅有10名工作人員，卻有四五十間帶衛生間的超大面積辦公室，有36套超大面積住房———有錢、有地、能跑來政策，這也算是經典註解了。
其次，大量單位自建房將阻礙、束縛社會的發展。我們爲什麼先後取消了福利醫院、福利小區？那是因爲“小單位、大社會”最符合市場經濟背景下的社會資源利用。自建房分房，形成新的福利區，在多個領域將形成新的傾斜，如此一來，只能讓飽受詬病的灰色收入、隱性福利等得以助長。更重要的是，這將人爲地強化公務員、國有企業在社會上的獨特地位，將公權部門分出三六九等，對於旨在構建市場公平的時代，顯然是不合適的。當下，一些單位變相搞集資建房倒也罷了，政府大張旗鼓地去鼓勵，後果實在堪憂。
有人覺得，單位自建房跟個人集資建房沒什麼差別，實則不然。個人集資建房的跑政策，是建立在人人可以參與、人人平等的基礎上的；單位自建房雖然也算是合作建房，卻是建立在特殊單位的基礎上，單位小集團更有活動能力，但這種能力恐怕已經不是單純的跑政策，更多的是背靠單位特權，跑關係。更何況說，單位自建房首先便剝奪了“人人可參與”的基本平等，住房問題涉及到的是老百姓的基本權利，以不平等的劃分方式來化解難題，固然“單位人”高興了，但又豈能形成更大的社會共識？
鼓勵單位自建房，表面上會解決一些人的住房問題，但在更多單位的摩拳擦掌聲中，必然是公權與房產開發關係的越發混亂，越發糾纏不清。不符合歷史發展潮流、違背基本社會公平、將製造更大亂局的招數，能因爲它符合一小部分“單位人”的利益，便成爲“高招”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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