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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中國改革走過最初所有人都獲利的階段，改革的每一步推進，都意味着可能帶來某一羣體的利益削減。社會諸多領域存在的新老問題，有待於在深化改革中獲得解決或緩解。2006年伊始到2007年中結束的換屆正在進行中，新一輪改革即將啓動。那麼，本輪改革將引發怎樣的利益調整？
換屆直指體制改革
截至去年下半年，全國已有14個省份完成了省市縣鄉(鎮)四級黨委換屆。據悉，剩餘17個省份的換屆工作，將在今年上半年全部完成。種種跡象表明，這次換屆工作不僅僅是一個單純的換屆問題，而是與機構改革並行，貫穿着中央一系列幹部制度的新舉措。
從已完成的換屆看，這次換屆中幹部年輕化的指標之硬超過以往任何一次，中央明確要求省級黨委班子中，50歲以下的要有3名，45歲左右的要有1名。已經完成黨委換屆的省份，在領導班子配備上呈現出“4、5、6”的三級梯次格局：既有上世紀40年代出生的，也有50年代出生的，還有60年代出生的，形成老中青搭配的格局。隨着胡春華、孫政才、周強履新，上世紀60年代出生的官員，也開始進入省部級決策層。
從較早換屆的遼寧到較晚換屆的江西，被媒體熱炒的黨委班子“一正兩副”模式幾成定式。目前全國已換屆的省、市、縣三級黨委內部，除民族地區外，書記、副書記基本上都按照“一正兩副”的要求配備，常委人數基本控制在11至13人。
年輕化和削減副職使得領導班子人數銳減，但不久前中央組織部又專門發出通報，要求各地繼續整體推進領導班子配備改革，加強對領導班子配備改革後新的領導體制和工作機制的探索。這表明，這些改革只是中央爲優化地方黨委領導體制和工作機制而走出的第一步，後面還將有一系列後繼配套運作。
據估計，這次換屆完成後，約有10多萬幹部要離開原有崗位，數量之大前所未有。“這不是簡單的幹部數量減少，而是要進行體制改革。”國家行政學院教授汪玉凱如是說。專家稱“這次機構改革是動真格的”，幹部制度改革成爲政治體制改革的重要環節，並且最有可能成爲深化政治體制改革的新突破口。
在這次地方黨委換屆和十七大黨代表選舉中，有很多擴大民主和黨內民主的舉措，如對新領導班子人選進行全額定向民主推薦，對現任領導班子成員進行民主測評，適當擴大會議推薦範圍，擴大差額選舉的比例，確定代表候選人預備人選之前，要向民主黨派、工商聯和無黨派人士通報並聽取意見等等。力度非常之大。1月20日，《人民日報》又發表評論員文章，提出在黨的十七大代表選舉工作中充分發揚民主。很多人聯想到2006年4月胡錦濤訪美時重複說了兩次的“沒有民主，就沒有現代化”。有分析人士認爲，中央以近期地方黨委換屆和十七大代表選舉爲契機推行的一系列黨內民主措施，是爲十七大政治體制改革奠定基礎。
人事泡沫
副職領導職位過多，一直是我國黨政機關存在的一個弊端，這一點在地方尤其是基層黨政系統中表現得尤其突出。一個縣市乃至一個鄉鎮，正職之外配備七八個乃至十幾個副職的現象，在許多地方都並不罕見。特別是一些窮困縣，因爲不能給幹部好的工資待遇，便想方設法提高幹部級別，有的縣一個小小的宣傳部就有9個副部長。這次換屆嚴格限制副職數量對精簡機構意義重大。
就已完成換屆的省份看，因爲減少副職等政策，領導職數大幅減少，每個鄉鎮領導職數減至現在的8至9名，可以說成績顯著。但隨之而來的問題是，這次換屆，一個縣就需要消化100餘名領導幹部，一箇中等規模的市就涉及1000多名領導幹部的進退留轉。據最新統計，全國已有157個市、2267個縣、32315個鄉完成黨委換屆，市、縣、鄉黨委領導班子職數比上一屆分別減少60多名、960多名、2.28萬多名；黨委副書記實際配備人數比上一屆分別減少280多名、4200多名、3.58萬多名。按此比例，此次地方黨委換屆將有十多萬幹部需要安置。
對沒到年齡的幹部來說，不能當副書記了，並不意味着離開黨政幹部位置。通行的辦法是，上調到各部門，如鄉鎮一級的副職上調到縣一級的各局任職，有的還能升半格。或者調到人大政協。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因爲幹部越來越多，職位開始不夠安排，一種變通的辦法是，比如副廳級幹部，可能給安排一個正處的崗位，但依然給副廳的待遇。還有很大一部分人被安排到事業單位，如省部級副職安排到省部級高校任副校長。實在安排不開，還有一個過渡性的方法，先去進修一年半載，等有了合適職位再安排。總之，只要沒有犯大錯誤，不會不安排。幾乎歷次的機構改革都是這樣一個套路。
但是，這次換屆面廣人多，涉及全國數以千計的縣和數以十萬計的領導幹部。這麼多的幹部如何安置？從省、市到縣、鄉鎮四級都在進行機構改革，也給幹部的轉移安置增加了難度。同時，事業單位改革也在大力推進，隨着事業單位的分類改革，能接納幹部的空間迅速縮小。
儘管政府越大、官員越多，其效率就越低，但爲了安置幹部，政府部門職位必然越來越多，精簡後的機構終會再次膨脹。隨着我國機構改革在精簡、膨脹、再精簡、再膨脹的怪圈中循環，目前我國有着世界上最龐大的幹部官員羣體，官多爲患。一個省往往有四五十個省級幹部，幾百個乃至上千個地廳級幹部，一個縣有幾十個縣級幹部，用前中央組織部部長張全景的話說，這種狀態可以說古今中外都沒有過。汪玉凱表示，機構膨脹是一個全球性問題，西方國家也沒有完全解決，但是中國的問題更嚴重一些，因爲在定崗定編上並不非常嚴格，隨意性較大。
有關數據顯示，過去幾次機構改革，機構似乎精簡了，但幹部總人數卻呈增加趨勢，平均每次機構改革，財政都要增加15%的開支。這次機構改革雖然動作很大，但是因爲幹部整體數量不會減少，如果沒有進一步的配套改革，將會遺留很多難題。
幹部的利益
在這次地方換屆中，《人民日報》在頭版突出位置發表評論員文章，呼籲領導幹部要講大局，講黨性，樹立正確的權力觀。有分析人士認爲，《人民日報》的文章是在敲警鐘，因爲這次換屆涉及衆多幹部的升遷和安置問題，已經使少數幹部人心浮動。中央黨校“中國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課題組的問卷調查顯示，在領導幹部最關注的改革中，列第一位的是機構人事制度改革，34.8%的領導幹部把其視爲自己最關注的改革。
消息人士透露，機構改革下一步可能會推動一些部門的整合，使政府機構設置更爲合理。這一舉動同樣會涉及幹部安置問題。
爲了解決幹部問題，一些地方模仿企業實行內退，到退休年齡之前先退居二線。也有城市曾經進行過試驗，留下退路後讓一批官員在一定時間內自謀生路，其中有些人在外面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主動不再回到幹部系列內。但似乎都沒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長期以來，我國對幹部的培養和任用，都是“全包型”的，承擔在管理體制中的晉升和保障，沒有位置，想方設法也要安置。去年年中出臺的《黨政領導幹部職務任期暫行規定》等文件，使幹部制度改革向前邁了一大步，嘗試破解幹部能上不能下等長期難題，但是還有很多問題有待解決。
北京大學教授徐湘林認爲，不應該對幹部進行全盤保障，而應鼓勵這些幹部通過民主競爭競得崗位，現有不能勝任的，可以走人。在機構中失去位置的年輕幹部不應該被“養”起來。但他同時也指出，鄉鎮一級幹部人數衆多，而且都是當地的精英，分析能力、判斷能力在當地相對較強，如果強制性要求其中失去位置的人退出幹部系列，很可能導致這部分人和基層的行政體制產生對立，影響社會穩定。
公務員可以分爲政務類和業務類，有專家建議，可以把兩類幹部區別對待，縮小對幹部全包式的保障範圍。
雖然幹部制度改革一直在推進，但社會上對幹部尤其是公務員系列還是存在一種質疑，認爲當工人、農民等社會不同階層爲改革付出代價的時候，這一階層屬於什麼好處都佔的階層，經商熱時可以下海，實行陽光工資就漲薪水，現在還可以變相福利分房，享受公費醫療等等。公務員更被認爲是現在最有安全感的職業，因此近年來報考公務員熱持續升溫。
藉助這次換屆推動機構改革，讓幹部制度改革真正成爲政治體制改革的突破口，恐怕還有一段艱難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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