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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非常值得警惕的問題是，當按照培養成本收費，實際上就由民眾承擔了大學的商業經營風險。很多年來，中國的大學不同程度地具有了公司化特征，很多大學已經不像是大學，而更像是賓館、酒樓、商場、商務中心、夜總會、工廠，叫賣聲取代了讀書聲。大學的這種商業性轉變並不就等於贏利，而且也意味著航行在了商業風險的大海裡。這種商業風險與大學整體的經營成本必然具有一體化的趨勢，從而也就涉及到大學生的培養成本。這種情況的商業詭計在於，當商業贏利時並不會降低大學生培養成本，而當商業虧本時則必然會轉化入大學生培養成本中，從而把商業風險轉嫁給了大學生。』
——這是我在一篇討論大學生培養成本的文章裡特別提醒的。最近兩個公布於媒體的案例印證了我的這一擔懮。一個是天津大學使用億元資金炒股導致巨虧，一個是南開大學4億元資金在違規使用中被貪污、挪用和形成巨額債務。在相關報道中，兩個案例的責任都歸結到了相關個人身上，天津大學案件處理了前校長單平，南開大學案件的嫌疑人天津南開允公集團有限公司原總裁楊育麟則已經外逃。但是，如果僅僅以為這是個人責任，就會陷進嚴重誤區，就不能認識到大學公司化所導致的商業風險成本。
這方面的問題，我早在1990年就有很切身的體會。當時，我在檢察機關從事反貪偵查工作，應上海某著名大學黨委和紀、監部門的請求，帶領幾名助手進駐該大學，進行比較深化的反腐調查，除了對貪污賄賂罪案進行偵查，更花了大量精力指導整頓招生、後勤及三產經營中的違規問題和現象，這在中國是首例。雖然工作中不得不把很多問題和現象歸結為個人責任，但這一長達一年的經歷更使我認識到，今天中國大學無論是貪污賄賂罪案的主要特征，還是經濟運作中違規問題和現象的主要特征，都不僅是一個個人問題，而且更是一個大學的經濟運作問題，是一個大學的公司化問題。
記得我在給該大學全體教職員工作法制報告的時候，曾以很無奈的心情從側面指出:『正在大學中滋生的經濟方面的犯罪違法違紀問題，不僅僅是個人的問題，而且也是體制與政策問題，是社會與管理機關的問題。』十多年來愈加嚴重的事實印證了我的這一說法。一方面，由於我國財政在教育方面的投入嚴重不足，即使資金向大學進行了特別傾斜，但在投入不足的大前提下，大學總體上依然面臨著經濟困境，解決這種困境的現實方法就只能是走公司化道路，試圖從經營中尋求彌補資金不足的空間。另一方面，現行體制只會導致大學中行政權力的膨脹，而經濟權主要屬於行政控制，因此，經濟權以及經營權就自然得到膨脹，在大學系統中超越教師這一大學主要群體的監督，教師群體成為被動的祈求掌握經濟主導群體發獎金、給課題費乃至分配課題的附屬方。
問題在於，即使大量的教授轉向經營，但是，知識並不造就天然的運用者，即使大學研究、傳播經營理念和知識，但大學並不是經營實務人纔天然的孳生地，更不用說市場面前任何人都可能是輸者的客觀風險規則，當大學公司化，從事經營，便意味著一定的虧本概率。當天津大學校長單平將億元資金投向股市的時候，我想，他並不是要讓證券公司強行平倉掉的，而是做著為學校多賺點錢的夢想，甚至可能抱著因投資股市贏利，而可以給學校全體教職員工多發點獎金的善良願望。南開大學楊育麟所管轄的公司被審計部門認為『沒見過這麼混亂的賬目』，這只能是長期積累的問題，更證明了大學在經營監管方面具有嚴重的幼稚性，突出體現出了大學作為本質上非經營性的單位，在公司化方面存在著特別的避風險劣勢。
當大學因公司化而贏利，至少在大學管理階層可以是皆大歡喜，但當大學因公司化而虧本，由此而出現的虧本問題如何解決？虧本資金將由誰成為最終承擔者？『楊育麟拿學校的錢做貸款擔保，南開當時有10億元授信額度，說是用來做學校建設用。在得到大概2億元之後，楊育麟就跑了。這些貸款對現在的南開來說也是不小的負擔。』這是南開大學一位知情者的話。但是，在中國，像南開大學這樣的學校是不可能因為債務而關門的，因此，債務終究要由國家和社會買單。因為債務，培養大學生的總體成本便增加，這一增加的成本既要由政府教育資金填補，也將向收費暗度陳倉，以彌補本就短缺的教育資金的不足。這是大學自然會選擇的化解風險的道路。(文/顧則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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