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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1月，綠色和平組織和農業生物技術應用國際服務組織先後在北京召開新聞發佈會，一個高調反對轉基因水稻商業化，另一個則高調呼籲中國政府批准轉基因水稻商業化。
這樣的“針鋒相對”與一個決議有關。2006年11月，國家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委員會(下稱安委會)再次擱置了商業化生產轉基因水稻的申請。從2004年起，轉基因水稻商產的申請每年都在安委會的會上討論，都因分歧太大無果而終。
不過，專家透露，轉基因水稻已獲批進入最後的生產性實驗階段。
支持派暗戰反對派
1月29日，農業生物技術應用國際服務組織(ISAAA)主席Clive James(以下譯爲詹姆斯)來到北京，發佈年度轉基因技術的全球報告。報告高度評價中國在轉基因農作物種植中取得的成就，並稱中國是全球農業生物技術應用的領頭羊。
“在2006年，中國有680萬小型農戶種植了350萬公頃的抗蟲棉，佔到全國棉花種植總面積的66%。”詹姆斯說，除了在棉花種植中應用生物技術外，中國的安委會還在2006年建議批准了抗環斑病毒的轉基因番木瓜，“中國正在考慮批准轉基因水稻的種植，而且有望在頒發了生物安全證書、並獲得品種審定、種子生產經營許可證後，轉基因水稻的種植將通過審批”。
詹姆斯這番高調的“針對性”十分明確。
此前，1月10日，綠色和平組織在北京公佈了一份名爲《轉基因稻米全球市場報告》，報告公佈了世界各地稻米企業普遍抵制轉基因稻米的公開聲明和民意調查報告。美國加州稻農協會主席謝普世親臨北京，向公衆介紹美國農民反對轉基因稻米的情況。該報告被各大媒體轉載，而之前的2006年11月，安委會再次擱置轉基因水稻商業化生產的申請。
這些不利的因素挑動着轉基因水稻支持派的神經。仍在研發推動轉基因水稻商業化生產的中國科學家，以及ISAAA這樣的轉基因技術代表組織自然不會沉默。
轉基因水稻商產的支持派和反對派針鋒相對，更體現在“民意調查”上。綠色和平組織提供的報告中說，根據“民意調查”中國消費者中有50%傾向於非轉基因食品(僅有26%願嘗試轉基因食品)；而支持派中的中國科學院農業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員黃季焜提供的民意調查則是：有61%的消費者表示接受轉基因食品，有24%的消費者表示中立，僅有9%的消費者反對轉基因食品。
可抗蟲的轉基因水稻
不僅是國際組織存在支持和反對兩派，在科學界，兩派的“戰爭”也從未平息過。爭論的焦點主要是，轉基因水稻的食用安全性和轉基因水稻對環境是否存在污染。
轉基因水稻，是根據某種特殊需要在水稻中引入特殊基因。復旦大學教授、安委會委員之一的盧寶榮告訴記者，現在申請商業化生產的是幾種抗蟲的轉基因水稻。其中一種Bt轉基因水稻，是在水稻中引入一種特殊基因後，產生一種蛋白，這種蛋白會讓食用了這種水稻的常見害蟲渾身潰爛並死亡。正是這樣特殊的抗蟲功能，可以使水稻田的農藥使用量大大減少。
中科院農業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員黃季焜認爲，轉基因抗蟲性水稻可減少80%的農藥使用量，從而大大減少農藥尤其是劇毒農藥對人體和土地及環境的傷害。此外，轉基因抗蟲性水稻的畝產量也比常規水稻高約6%。
黃季焜算了一筆賬，認爲如果我國推廣種植抗蟲轉基因水稻，不僅能大大減少農藥使用量，一年還能爲農民增收200億。“如果轉基因水稻能夠商業化生產，意義不會亞於袁隆平的雜交水稻。”黃季焜說，目前國內還在研究一種抗旱的轉基因水稻，如果能夠研製成功，將是“革命性”的。
抗蟲轉基因水稻能減少農藥使用、保護耕地和爲農民增收，但三年來都沒獲批生產，也是因它的抗蟲性，這種轉入的抗蟲基因使它長久地陷入了安全爭議。
轉基因水稻是否危險
“轉基因水稻如果被大面積種植，一些基因可能通過與其野生親緣種間發生逃逸，即發生基因污染。”國家環保總局的主要技術支持專家薛達元教授是最早公開質疑轉基因水稻安全性的專家，他認爲不僅可能存在基因污染，轉基因水稻商業化還將帶來以下風險：生態平衡的破壞，一類害蟲壓下去了，其他的害蟲就起來了；害蟲對轉基因抗蟲作物可能發生抗性進化；轉基因水稻危害非靶標生物，比如轉基因稻的花粉、稻穀、稻草或根系分泌物也可能對稻田生態系統中的昆蟲、鳥類、野生動物、根系微生物等產生影響，產生不可控制的後果。
最重要的問題是，人長期食用會有不良後果嗎？在這一點上，也沒有十分保險的答案。支持派黃季焜和中國農科院生物技術研究所黃大昉研究員認爲，轉基因水稻所產出的大米安全性高於常規大米，“轉基因大米接受過嚴格的實驗檢測，對人體沒有危害，因爲大大減少了農藥的食用，安全性還要高於常規的大米，常規的大米沒有接受過嚴格的科學實驗。”黃季焜說。作爲安委會委員的盧寶榮認爲，抗蟲轉基因水稻產生的特殊抗蟲蛋白只對昆蟲有作用，在人畜身上沒有“靶點”，也就是人食用後應該沒有問題。
綠色和平組織綠色和平項目主任馬天傑則反對：“大米是主食的一種，是人需要長期食用的，誰能保證這些大米在10年後或者時間更長不會對人體產生不良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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