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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娛樂化現象引起了廣泛而複雜的社會效應，不僅引起了文化批評界的廣泛關注，更進一步對相關公共政策的制定構成了挑戰。
毫無疑問，五花八門的各式娛樂主要依賴大衆傳媒來表現和傳播。我們甚至可以說，沒有各種形式的“娛樂”與大衆傳媒的“合謀”，就不可能有娛樂的泛化，不可能有泛娛樂化現象的生成。
正因爲如此，泛娛樂化現象對公共政策的挑戰，首先，也主要表現爲對傳媒政策的多方面挑戰。限於篇幅，這裏簡單分析兩個方面。
對傳媒政策構成的兩大挑戰
挑戰之一是關於媒體的性質、定位以及市場化問題。
我國現行的傳媒體制，由於既要堅持“黨管媒體的原則”，堅持新聞傳媒作爲黨的“喉舌”基本定位，又要適應市場經濟，我國的主要傳媒(報紙、廣播電視)實行的是國家興辦、政府經營的“事業單位企業管理”的體制。這一體制使得媒體具有雙重屬性——既有事業單位的事業屬性，也有賺錢營利的企業屬性，隨着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完善，國辦傳媒也需要通過廣告收入等市場手段，不斷提高媒體的產業化程度，並發展其在國際傳媒產業領域的競爭力。事實上，自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廣泛滲透於各個領域的泛娛樂化傾向，就是通過媒體，包括權威傳媒在市場利益的驅動和消費主義的引導下，迎合大衆，適應市場，或者是過度市場化的一種努力或結果。因此，客觀地說，泛娛樂化現象帶來的諸多負面效應，媒體顯然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那麼，在進一步的改革中，我們的傳媒，尤其是主流傳媒到底應當如何定性、定位，究竟需不需要市場化、需要什麼樣的市場化？市場化有沒有必要的限制等？無疑都是推動傳媒體制改革等政策制定者必須面對的問題。
挑戰之二則是指向傳媒的社會責任。
進入一個高度信息化的大衆傳媒時代，傳媒的影響力已經毋庸置疑。現代傳媒在改變傳統的文化生產和傳播方式的同時，形成了任何一個別的行業難以比肩的“文化領導權”或曰“文化霸權”。正是傳媒帶來的龐雜而豐富的信息，極大而且迅速地影響、改變着人們關於真與假、善與惡、美與醜、信仰與懷疑、崇高與卑下、生活的價值和意義、道德的準則和界限等基本信念。娛樂、遊戲，固然是人性的自然要求，但是，正如調味品不能替代食物，娛樂並不能滿足人們的精神文化需求，特別是深層次的精神文化需求。長期靠娛樂這種文化快餐或調味品長大的青少年，更不免患上精神貧血症。社會各界對泛娛樂化現象負面效應最集中、最深刻的指認和批判，正是其對傳統人文精神的衝擊和解構。爲娛樂而娛樂帶來的淺薄的狂歡既不能給人予生存意義的解答，更無法緩解現實的痛苦，卻很大程度上麻痹着人們的心靈，遮蔽了現實的苦難。而在泛娛樂化的潮流中成爲時尚的搞笑、無厘頭，佔據主流媒體舞臺、充斥核心文化空間的大量所謂笑星、醜星，剛好成爲了我們這個時代混淆美醜、顛倒黑白、價值混亂的象徵。那麼，擁有“文化領導權”的傳媒是不是也同時必須負起相應的社會責任，比如對社會事件忠實客觀的報道，對弱勢羣體生老病死的真誠關懷，對真、善、美等人類共同價值觀的尊重與維護等等？
公共政策調整後操作困難
我國大約自上個世紀90年代開始，就不斷推進新聞傳媒體制的改革探索並持續推出新的傳媒政策。大體而言，包括了集團化經營、規範和完善新聞單位採編與經營業務“兩分開”政策、可經營部分的企業化改制等。傳媒體制改革和傳媒政策制定是文化體制改革和文化事業發展的重點，其中，對包括泛娛樂化等“低俗之風”現象也提出了明確的抵制要求。
總的來看，鑑於特殊的國情，我國傳媒實行的國家興辦，強調“正確輿論導向放在首位”，“鞏固和發展積極健康向上的主流輿論”等媒體管制格局和政策取向都並沒有隨着改革而改變。此外，現行傳媒政策對媒體市場化過程中產生的問題，對如何真正解放媒體生產力，解放文化生產力，缺乏基本的管理架構調整和細化配套政策，導致宏大的政策目標在實際的操作落實中存在很多困難。
如何應對各種力量的複雜博弈
放眼世界，泛娛樂化的問題不僅是中國的問題，也不僅是現在的問題。作爲發展中國家，如何借鑑發達國家的傳媒管理經驗，正確對待類似泛娛樂化等媒體過度市場化現象，顯然是在進一步的傳媒政策研究與制定中必須加以考慮的。著名荷蘭傳播學家庫侖伯格與麥奎爾指出：“傳播政策源於政府的國家利益訴求和商業/工業企業運作之間的互動，雙方都期望通過特權、規定以及約束來實現各自的利益。”針對媒體過度市場化的問題，發達國家一個普遍的做法是建立公共媒體，即通過建立非營利的、非國有的、全民所有的公共媒體，獨立運作，同時，通過公共法等制度，要求公共媒體在節目內容、經營目標等方面實現決策的公共性和管理的透明性。公共政策的公共性，其實也就是公民的參與性。公共媒體給我們的啓示是，傳媒政策作爲一種公共政策，應當考慮如何在政府和企業之間引入公民的力量，或許只有藉助公民社會力量，通過建立公共的、非營利的傳媒，如公共電視臺等，才能在社會參與的基礎上，釋放大衆被壓抑的心理與文化能量，並提供一種既不同於單純的政治宣傳、又超脫於商業利益至上的文化節目，有效地改變泛娛樂化等低俗文化現象的大面積發生。
挑戰和關於挑戰的應對都正在發生着，其中所體現出的管控與開放、政府主導與市場力量、雅文化與俗文化、個人文化權利與集體權利等的複雜博弈等等，都令泛娛樂化現象成爲解讀當代中國的絕佳視角，而傳媒等公共政策的調整，則進一步深刻地影響着我們這個社會的開放程度與民主進程。或許可以有一個初步的共識，即，僅有管制顯然還不夠，或許更重要的，是通過一種積極的開放和更加寬鬆的環境，進一步解放文化生產力，生產更多更好的更爲廣大人民羣衆喜聞樂見的精神產品，以置換、替代、佔領泛娛樂節目已經佔據的傳媒空間和文化心理需求空間。
泛娛樂現象的生成既有市場的力量，也從某種角度表達了日益成長中的公民社會的民主化需求，簡單地否定限制或完全的放任自流都是不可取的。構建民族核心價值觀、重塑文化理想、加強審美教育、提高全民素質、不斷推進傳媒體制的改革，引入社會力量參與媒體產業，建立公共媒體等，或許是順應時代潮流所應採取的媒體政策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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