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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春節過後，一個旨在建立向農民工提供無償法律援助的全國性律師網絡項目——“推動律師深入參與農民工法律援助”項目將正式啓動。
這個項目由聯合國開發計劃署駐華代表處、中華律師協會以及商務部中國國際經濟技術交流中心共同建立，項目資金由比利時政府提供，爲期一年，總計50餘萬美元。
項目將逐步在全國15個省、市、自治區建立農民工法律援助中心，並對從業律師進行專業培訓。項目還將支持國內已有的7個農民工法律援助中心。在此基礎上，一個遍佈全國20餘個省市的農民工無償法律援助網絡將初步建成
2007年2月9日，這一天距離農曆春節只有一個多星期。
北京市豐臺區望園西里的一個臨街房間裏，十多名農民工正圍着律師訴苦。他們想和其他在京的外地務工人員一樣，收拾行囊回家過年，但他們卻連回家的路費都籌不到。
這一天，在位於豐臺北路的北京市農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工作人員忙得只擡眼望一下推門而入的來訪者，卻顧不上和他們打招呼。由於人手緊張，執行主任時福茂律師也被急迫的農民工三五成羣地圍起來諮詢。
工作站的房間裏瀰漫着一股夾雜着泥土和汗水的氣味，對於工作站的工作人員來說，他們早已習慣了這種農民工特有的氣息。“春節前是工作站最忙的時候，一天要接待五六十個農民工，還要接近兩百個電話諮詢。農民工辛苦了一年，卻拿不到錢回家，那種心情，你在這裏待上一天就能感受到。”時福茂律師對《民主與法制時報》記者說。
“我們的接訪記錄上，工作站一年大約要處理4500件來電來訪諮詢案。”時律師說。事實上，自工作站2005年9月成立以來，受理和接待諮詢的援助案件已經超過7800件，涉及農民工超過4萬人次。但這個數字與等待幫助的農民工人數比起來，可以說是滄海一粟。
聯合國開發計劃署駐華代表處統計，目前已有超過1.2億的農民工進城務工。他們面對着各種困境，例如不公正的勞動力市場、缺乏社會保障和醫療保障、惡劣的工作條件和各種社會歧視等等。據估算，全國1.2億農民工被拖欠工資的總額高達數十億元人民幣。
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高貞處長說：“由於自身缺乏法律知識和其他法律資源，農民工往往不能很好保護自己的權益，從而成爲一種新的處於城市底層的弱勢羣體。”這些掙扎在城市最底層的弱勢人羣，在被僱主欠薪、工傷拒賠之後，有的忍辱負重，有的用“自殺”、“報復”、“示威”等過激手段來給自己出氣，他們中只有很少一部分人尋求法律援助。
掙扎在城市最底層
郭增光就是這很少一部分農民工中的一個。郭增光是河北的農民。2001年10月，河北省定州某建築公司來到郭增光所在的村子招工，郭增光了解到，這是一個叫曲項的個人因承建了位於北京市某紙業有限公司的庫房工程，借用定州某建築公司的名義簽訂了工程承包合同並來招工。
10月11日，郭增光領着67個老鄉來到了北京。見過一些世面的郭增光，三番五次要求曲項簽訂用工合同，但都被拒絕了。工作條件的艱苦讓郭增光等人大吃一驚。郭增光說，工地不僅沒有一點安全保護措施，而且工人在施工過程中受傷了，工頭就給一點止血藥、止疼藥，其他的一概不管，更提不到什麼工傷待遇了；就連生活費有時候也是一個月不發一分錢，一直拖到下個月纔給一點。
忍無可忍的郭增光等人想找曲項結清這段時間共33735元的工資，曲項卻推說，工程現在還沒完工，工資至少要等到年底再說。無奈之下，這68名民工被迫在11月匆匆返回家鄉。此後五年，68名農民工開始了漫長的討薪生涯。
北京市農民工法律援助站主任、曾獲2005年央視年度十大法治人物的佟麗華律師告訴《民主與法制時報》記者：“我親自參與了郭增光案件的辦理，在這個過程中，我深切感受到農民工維權案件的複雜和農民工承受的壓力。68名農民工被拖欠工資3萬多元，爲了要回這筆錢，郭增光先後從河北到北京找用人單位20多次，找過勞動監察大隊14次，找區法院11次、中級法院3次。除此之外，他還找過國家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國家建設部、北京市政府、市人大、北京市勞動和社會保障局、市建委等部門。幾年來他直接支出的交通費、電話費、複印費、訴訟費將近5000元。直到2006年11月，在討薪五年之後，在工作站鍥而不捨的努力和社會各界的鼎力支持下，68名農民工終於和被告達成執行和解，拿到了3萬元。”
農民工法律援助投石問路
在2005年9月8日這一天，作爲全國律師協會法律援助委員會常務副主任的佟麗華律師，將援助郭增光案中的所有感慨轉化爲一個決定，那就是成立北京市農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
工作站成立之初，除佟麗華主任外，只有3個工作人員，辦公地點設在北京市青少年法律援助與研究中心的同一間辦公室內。工作站確立的援助原則是，受助對象爲農民工、勞動合同履行地在北京、發生勞動權益糾紛。對於符合上述原則的農民工，工作站給予無償法律援助。
佟麗華律師說：“我清楚地記得有次接待了兩個河北農民工，當時我給他們倒了杯水，耐心聽他們講述案情，幫他們分析，他們兩位60多歲的男人竟然當着我這個晚輩的面號啕大哭。”農民工在維權路上的委屈和無奈，不接觸他們的人是難以體會的。
時福茂律師說：“農民工揹負着全家人的希望外出打工，省吃儉用，辛苦一年卻空手而歸，有的人還帶着傷病回去。他們覺得沒臉回家，他們怕人在背後對他們指指點點，他們內心的委屈很容易導致情緒失控，激化矛盾。”
據全國律協的統計數據，從2005年9月到2007年1月31日，北京市農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接待法律諮詢案件6458件，涉及金額兩億元以上；直接受理法律援助案件1354件，涉及金額1595萬元以上，其中通過律師調解或司法機關確認的達760餘萬元。除了這些顯性的成績，這裏還有一些無法用數字精確表示出來的社會貢獻。
“我們從高樓樓頂上勸說過想要自殺的農民工，也勸過準備去上訪的農民工，還勸阻過上百個可能製造羣體性事件的農民工。工作站對於羣體性農民工討薪案非常重視，不僅要專人接待專人負責，而且案子辦理意見和進程必須在全體會議上討論。”時律師說。
工作站提供援助的成功案例中，有人數衆多的討薪案，有感人肺腑的童工工傷賠償案，還有一個被工作站所津津樂道的案例，用時律師的話說，這個案例的成功不僅在於爲農民工討回了應得的權益，而且致使企業改革了一項用工制度，惠及千餘人。這就是徐延格等人與肯德基有限公司的勞動爭議案。
徐延格來自山東泰安市東平縣，1994年底他來到北京市肯德基有限公司做倉儲、搬運貨物等體力活。2004年4月份，公司通知全體員工，讓他們與北京時光勞動事務諮詢公司簽訂一份勞動合同。雖然當時很多員工對此提出質疑，但懾於公司的強硬態度，徐延格只好與該勞務諮詢公司簽署了勞動合同。
2005年9月19日，因爲同事請假，徐延格帶病工作，卻因沒清點貨物出現了差錯被記過一次。10月1日，徐延格所在部門的經理告訴他，因爲他的貨物沒貼標籤而差點導致一批貨發錯。徐延格覺得委屈，10天后他因此被解僱。
10月12日，時光勞動事務諮詢公司將肯德基有限公司辭退徐延格的通知書發給了他。徐延格認爲上面所寫的事實不對，拒絕簽字。時光諮詢公司表示，不簽字就要扣除當月的工資。徐延格想要11年的經濟補償金以及應當給他上的保險，時光公司拒絕了他的要求。肯德基公司也拒絕承認他是公司員工。
工作站決意向徐延格提供法律援助。律師申請勞動仲裁後，在調查了其他26名員工之後，向法院提起了肯德基公司不當使用勞務派遣的訴訟。肯德基公司在後來的和解中，不僅確認了徐延格等三人的勞動關係和勞動權益，更令人振奮是，2006年8月8日，肯德基所屬的百勝餐飲集團中國事業部首席法務長伍小翠女士宣佈，百勝中國在全國範圍內將逐漸取消勞務派遣用工。
低成本違法高成本維權
“其實，很多農民工在討薪、工傷維權過程中，不是不想求助於法律，而是求助無門。農民工與用工單位簽訂合同的例子非常少，一旦發生勞動糾紛，按照我國的法律必須先經勞動仲裁，確認事實勞動關係。仲裁費300元，農民工掏不起；等到了法院，法院不予立案，建議他們找律師。法院門口有很多律師事務所，農民工一問，諮詢費50元，寫個仲裁申請書、起訴書100元起，農民工就這樣被維權的高成本嚇退了。”時福茂律師說：
時律師告訴記者，工作站每受理1000件案子中，屬於討薪的案件超過900件，屬於工傷賠償爭議的案件只有幾十件，但工傷賠償爭議案件的複雜程度遠遠超過討薪案。農民工討薪案件的平均討薪數額是2000元，但工作站對於每個農民工法律援助案件的核定辦案費用就達到800元，這還只是農民工維權成本中的很小一部分。佟麗華律師曾經進行農民工維權成本調查，在他主編的《誰動了他們權利》一書中，他寫道：農民工討薪1000元的綜合成本至少是3000元，工作站所受理的17個典型案例中，每個案例的綜合維權成本均超過1萬元。
和辦案經費相比，農民工維權案件的時間成本和繁瑣程度也不容忽視。“一打就打上幾年的官司太多了。勞動爭議和其他財產糾紛不一樣，我國的法律規定優先適用仲裁程序，所以很多案子都是反覆仲裁。先就事實勞動關係經過仲裁，再確認賠償數額仲裁一次，任何一方對仲裁不服再提起訴訟，原來的材料都要重新來一遍。”工作站朝陽分站站長陳星律師說。
“不管是討薪還是工傷案，涉及到建設承包工程的案子幾乎都有一個模式，就是層層發包。當我們到發包人那裏調查取證的時候，他們不配合律師，不提供承包合同，所以我們不知道下一層的承包人是誰，也就是法律上說的適格被告是誰。往往是到了開庭的時刻，對方纔拿出承包合同說被告不當，我們只好重新起訴。很多案子不是隻有一層承包關係，所以可以想象，經過這番折騰等真正找到確定被告的時候，已經消耗掉多少時間。”時律師無奈地說。
時律師認爲，農民工維權案件之所以難辦，關鍵在於用工單位違法成本太低，而農民工維權成本卻過高。例如郭增光的案子，郭增光個人支出的成本就接近5000元，工作站爲此投入的成本也有幾千元，而68個農民工共獲得的賠償只有3萬元。
佟麗華律師做過統計，在已結辦的案件中，通過訴訟、仲裁和律師調解方式得到確認的款額有351710元，其中大約51%的款項實際拿到農民工手裏，還有幾乎一半尚未執行。然而即使這部分得來實屬不易的賠償款，也不過是用工單位本該支付的部分。
佟麗華律師和時福茂律師在從事農民工維權案件的工作中，一直想推動一項“違法成本分擔機制”的改革。“我們提出改革違法成本分擔機制，讓違法用工單位在賠償外還要支付罰款，加大違法成本，這樣纔有威懾力。現在誰在承擔違法成本，是農民工，是政府，是社會，不是用工單位在承擔。用工單位違法後的最嚴厲後果，也不過是補上本該支付的那部分。”時律師說。
法援之路越走越寬
現任工作站朝陽分站站長陳星律師這樣描述他的一天：“早上從豐臺工作站到昌平法院開庭，下午再趕去平谷法院立案。這一週我一共開了三個庭，立了兩個案。律師少，案子多，每天都加班辦，前幾天就是想趕在春節前，能多辦完一個案子就多辦一個。”
北京市農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剛成立的時候只有4個工作人員，除佟麗華主任外，只有兩名正式律師從事專職援助工作。工作站成立一週年的時候，專職律師發展到4名，現在正式律師有5名，實習律師4人。當然，與日益增加的農民工維權案件比起來，工作站律師的發展顯然不成比例。
時律師說，由於農民工反映問題時情緒激動，爲了不影響青少年法律援助中心的工作，也爲了照顧身體受傷的農民工，工作站特意將辦公室搬到了一層，開闢了接訪中心，爲此每年多支出12萬元的房租。“這筆支出增加了，我們在辦案的其他成本上就要節省一點。”他說。陳星律師說，律師外出辦案原則上交通工具是公共汽車和地鐵，特殊情況下可以打車。他自己掌握的尺度是，時間緊迫的話，費用不超過50元的可以打車。
危險、冷眼和被歧視是農民工維權律師最常碰到的。時福茂律師和陳星律師在一次與用工單位談判時被幾十個統一着裝的年輕人團團圍住。在一次深入工地的夜間談判中，時律師的妻子因爲擔心他的安全，一直守候在工地門口。與這些比起來，更讓工作站律師不能忍受的是誤解和歧視。“作爲律師去有關部門調查取證，常常受冷眼；而作爲同行，一些律師也對農民工律師頗爲不屑，覺得我們業務素質低。”
工作站的專職律師月收入是2500元，實習律師更少一些，在2000元左右。“雖然投入的時間和精力絲毫不少，但收入不能和其他商業律師相比，所以說這個工作需要奉獻精神。能在這麼浮躁的社會環境裏耐住寂寞，這不是光嘴巴上喊一喊口號就可以的。”時律師說。
令人欣慰的是，他們的奉獻終於引起了社會的良好反響。2006年1月，國務院審議通過《關於解決農民工問題的若干意見》，明確指出，對於農民工申請法律援助，要簡化程序，快速辦理；並且針對“討薪”和工傷賠償案件，不再審查農民工的經濟困難條件。北京市農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的律師們，顯著地感受到法院、勞動仲裁部門在辦理農民工維權案件時向弱勢羣體傾斜。
從資金上，2006年年初，中國法律援助基金會承諾，在兩年內將100萬元資金專門用於農民工法律援助工作。佟麗華律師作爲全國律師協會法律援助委員會常務副主任，也在進行全國農民工法律援助站的推廣工作。除北京工作站作爲全國第一家示範性援助機構外，石家莊也建立了同類援助站。此外，河南、山東、重慶、湖南、福建、天津六省市建立了“中國優秀學子法律援助項目”，選派優秀大學生進行培訓，專門從事農民工維權工作。
2007年伊始，由比利時政府提供資金，由聯合國開發計劃署駐華代表處、中華律師協會以及商務部中國國際經濟技術交流中心共同建立的項目，將在全國15個省市建立專門的農民工法律援助機構。由此，全國將有超過20個省市建立此類專門機構，初步形成農民工無償法律幫助網絡。
從技術上，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高貞處長提出，將推動律師援助專職化，建立律師輸入地與輸出地協調機制。一方面要培訓現有的法律援助機構律師，另一方面要發動、組織、培訓社會律師從事專門的農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特別鼓勵年輕律師加入，這部分力量將成爲新的重點。
北京市農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執行主任時福茂律師，每當辦案受挫的時候，都喜歡到會議室看看牆上疊了五六層的錦旗和堆起來直到屋頂的厚厚卷宗。每一面錦旗和每一份卷宗都代表一個故事，代表着得到法律援助的4萬人次農民工。這些故事給工作站的律師們以信心，也給會議室外那些等待着幫助的農民工以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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