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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實主義主導兩國關係
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國際局勢發生了自二戰結束以來最大的變化，蘇聯解體，東歐劇變，美國政府帶頭在西方掀起反華浪潮和制裁中國。中美關係跌入低谷，經歷了兩國建交以來最嚴峻考驗。1992年，美國政府宣佈向臺灣出售150架F-16戰鬥機，民主黨政府上臺後執行將人權問題和最惠國待遇掛鉤的政策，對中國施壓。但中國沒有放棄原則，而且繼續深化改革、擴大開放，成爲世界最大的經濟市場，吸引着各國目標，當然也包括美國。
“蘇聯的解體似乎把中美合作的基礎也帶走了。共同的敵人消失了，中美之間互爲對手的狀態又重新出現。但由現實主義主導的兩國關係，註定會在尋求合作而非對抗中前進。”沈丁立說，“因爲中美對抗的代價，無論之於哪一方，都太大。”
高層互訪豐富內涵
隨着中國國力的增強，中國國際地位在1990年代初日益提高。1993年11月和1995年10月，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兩次會晤美國總統克林頓。在中美元首會晤的推動下，兩國關係終於逐步走出低谷，開始向好的方向發展。儘管其間發生過中國使館遭炸和撞機事件，但中美關係仍然向前。
1997、1998年，中美兩國領導人實現成功互訪，爲兩國關係發展注入新活力。1999年11月，中美就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達成協議。2000年，美國國會通過了對華永久正常貿易關係法案。2001年年底布什總統正式宣佈給予中國永久正常貿易關係地位，消除了困擾兩國關係十多年的一大障礙。
如果說，35年前的中美關係僅僅限於對抗蘇聯威脅而結成的戰略合作伙伴關係，今天的中美關係已遠遠超越了對付共同敵人的範圍，從戰略安全與政治外交擴及到了政治經濟、財政金融、科技文化的全方位合作，從亞洲地區擴展到中亞、中東、非洲、歐洲以至於整個世界。
那糾纏不清的人權問題、動不動就拿來卡中國的最惠國待遇問題，以及用《與臺灣關係法》來向中國施加壓力，已經被貿易赤字、人民幣匯率、能源合作、致力於反恐與解決朝核危機等更爲廣泛的合作所取代。從中美關係的內涵與形式來看，也越來越趨於成熟。兩國已經建立了戰略對話的有效機制，華盛頓與北京之間高層交往頻繁密切，能就雙邊與共同關切的廣泛問題進行坦誠交談，達成協議或保持默契。
成爲利益相關者
儘管“中國威脅論”在美國朝野仍有相當市場，但是作爲美國官方對華政策，強調共同利益與加強相互合作的層面是主要的。現在，白宮與國務院對中國的定性稱謂既非“戰略合作伙伴”也非“戰略競爭關係”，而是中性的“負責任的利益相關者”。
2005年9月21日，美國副國務卿佐利克在美國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上就美中關係問題發表題爲《從成員到責任：中國向何處去》的演講，首次提出了促使中國成爲國際體系中“負責任的、利益相關的參與者(stakeholder)”這一思維。
佐利克提出的概念被看作美國對華外交政策轉向的一個跡象，立即引起美中人士熱議。
如今，雖然佐利克已經辭職，但去年4月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訪問美國時，布什本人在致歡迎辭中也親自提到這一概念，這表明佐利克的提法和對中美關係的定位已經獲得布什首肯。而新任美國副國務卿內格羅蓬特剛剛上任，就立即開始中國之行，與中國繼續舉行副外長級戰略對話。
也正是在去年胡錦濤主席成功訪美時，中美雙方就全面推進21世紀中美建設性合作關係達成新的重要共識，確定中美既是利益攸關方又是建設性合作者。這爲中美關係的長遠發展指明瞭方向。
重大國際問題加強合作
中美既尋求當前合作又着眼於未來的防範，但作爲合作基礎，都力求不挑戰對方的重大戰略利益。中美兩國的貿易額從1979年建交時的20億美元增長爲現在的2000多億美元，不到30年增加了100倍。中國的廉價商品已成爲美國保持低度通脹、減少財政赤字與美國家庭開支的重要因素，美國的資金、科技與市場是中國經濟增長、大量勞力就業的重要依託。而且，兩國除了最高領導人之間的交流，其他形式和層次的交流也日益頻繁，已進行了首次戰略經濟對話和三次戰略對話，今年還將舉行第二輪戰略經濟對話和第四輪戰略對話。
中美在重大國際問題上的合作也更加緊密、有效，其中圍繞“朝核危機”的協調與合作最引人注目。2月13日達成協議的朝核問題第五輪六方會談就是一次成功例證，美國國務卿賴斯也特別感謝中方扮演了重要角色。
正如當年爲尼克松“破冰之旅”開路的白宮重臣基辛格說的，“我瞭解我們美國領導人，他們也不希望冷戰。我們兩國關係將會繼續建立在合作而不是對抗的基礎上，因此，中美關係除了向好的方向發展外，不可能向別的方向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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