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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剛，一個拍賣行老闆，3年前因爲涉嫌向某省高院兩位法官行賄，這兩位法官案發牽連到他，隨後被司法機關羈押，要求協助調查。從一個身家千萬的拍賣行老闆淪爲階下囚，胡剛在看守所306天的日子裏，將自己的經歷孕育爲一部小說。
從看守所一出來，他拎着100萬字的書稿走進出版社。
入道
胡剛始終強調自己的知識分子身份。
恢復高考的第二年，他從一個小縣城考上大學，成了一名每天和黑格爾、德里達打交道的哲學青年。當年，爲了辦一本叫《曠野》的詩刊，胡剛四處“化緣”籌集經費。後來他總結，這是培養經商意識的起端。
最初，胡剛的人生之路平淡無奇。畢業後，留校任教，後來轉任人事處幹部。按部就班的生活乏味得讓胡剛常常借酒消愁，惟一讓他欣慰的是，他的幾部中、短篇小說開始在《小說界》、《青年作家》等文學刊物上露臉。
上個世紀90年代初，知識分子下海潮裹挾着胡剛來到火紅一時的海南。“當時一個專門帶人找房、看房的活，一年下來就能賺10萬。”
憑藉良好的悟性，胡剛進入海南的藝術品拍賣行業，並挖到了第一桶金。但這樣的好光景並沒有持續太久，國家宏觀調控擠壓海南房地產泡沫，人氣聚散無定，胡剛決定回鄉發展。
1998年9月，胡剛在家鄉的省城成立一家拍賣公司，從事藝術品拍賣。爲了證明公司實力，胡剛執意把公司設在省城當時最爲氣派、租金最昂貴的寫字樓裏，而他從海南淘金歸來的“大老闆”身份也很快顯示出受人追捧的“暈輪效應”。
藝術品拍賣是新興行當，聚人氣，順潮流，加以電視、報紙的輪番鼓譟，胡剛的拍賣公司很快就聲名雀起，紅火起來。但他很快發現藝術品拍賣標的額小，一般也就是幾萬幾十萬元的生意，賺不了大錢。
經人點撥，胡剛開始把目光轉向法院的委託競拍業務。“法院的拍賣業務，動輒上千萬甚至上億元的標的額，拍賣行最高可以收取買賣雙方10%的佣金，這是個讓人垂涎的大買賣。”胡剛說。
拍賣公司成立好幾個月，沒接到一單法院委託拍賣業務，胡剛很着急。這時有朋友提醒，要想做好拍賣生意就必須去與負責執行的法官打交道，法官手裏掌握着拍賣資源的分配權。
拍賣資源就在法官手裏，法官憑什麼給你做而不給別人？這涉及到行業的潛規則——明規則是，公事公辦，可事情就是辦不了；潛規則，你知我知，只要達成默契，就能事半功倍。
胡剛開始發動同學、朋友、親戚，四處去結交那些掌握着拍賣資源的法官。他還苦練拜會功，一有時間就去“泡法院”，每到一個辦公室，就會順手往法官桌上扔兩包高級香菸或檳榔，動作嫺熟得都讓人無以拒絕。
“第一趟不行，就跑第二趟、第三趟，等到大家混到臉熟後，法官們就不好意思打官腔了。”
“生意”
在胡剛看來，做生意一是做市場，二是做關係。而某些生意似乎也沒有純粹的市場，最後仍不免歸結到關係上去。對於“槌子一響，黃金萬兩”的法院委託拍賣業務，“關係”更是決定拍賣公司生死的要害。
通過一位朋友的搭線引介，胡剛終於結識了省高院執行局的一位姓賈的法官。胡剛和法官的關係是從吃飯、喝茶開始的。起初，賈法官對胡剛還有些戒備心理，幾次飯局後，他覺得知識分子氣質的胡剛談吐不俗，雙方頗感投機。
胡剛斷定，他和賈法官最終關係“混得很鐵”的標誌是他們一起去唱歌娛樂。“法官答應你去唱歌是很重要的信任信號。”胡剛說，因爲幾個男人在包廂裏唱歌，“有點一起做壞事的感覺”，這是一種親密又不越界的舉動。
“雙休日不能休息，手機不敢關機。”胡剛說，因爲你不知道哪位法官會打你的電話，萬一找不着你，他就會給另外一位拍賣行老闆打電話。胡剛說，一旦法官說要用車，就要把公司的奧迪A6車洗好、加滿油，開到他門口。“如果沒有司機，你得拋下一切，親自爲他駕車，還要說自己一點都不忙。”
“剛回省城時人生地不熟，光結交賈法官就用了半年多的時間。”胡剛說，那一年，公司的公關費花了20多萬元。
2000年初，胡剛從省高院這位賈法官手裏攬到了第一筆業務：拍賣省城某農貿市場一層。這個市場最終以720萬元的價格成交，胡剛獲得72萬元佣金。胡剛拿出10萬元給承辦法官送去，“兌現得越痛快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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