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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在“十一五”期間將有很大的發展
1983年到1992年曾憲梓擔任廣東省政協委員，在任省政協常委的十年間，他從來不請假，堅持認真學習、提高自己的參政能力。1992年他當選全國人大代表，1994年當選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
談到即將召開的十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曾憲梓說，我是香港代表，香港迴歸十年來取得了許多成就，我將在大會上將向全國的代表做介紹。
1997年7月1日，在香港主權交接的現場，曾憲梓振臂高喊“祖國萬歲”。回憶起當時的這一幕，曾憲梓依然滿懷激情。他說，香港被英國管制了150多年，能夠順利、平穩、和平地回到祖國的懷抱，當時很振奮人心，也是非常激動的一件事情。世界上有六七千個新聞記者在香港，他們想看亂子，但是他們想不到我們交接的時候非常順利、非常平穩。什麼原因？一句話：祖國強大了！只有強大的祖國，才能夠使英國將香港交回我們手中。很多香港同胞、參加見證的很多華人華僑都非常激動，當時整個會場都沸騰了，是一個難得的歷史時刻，現在回憶起來情緒都很高漲。
曾憲梓說，香港實行的“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這個政策是鄧小平先生提出來的。鄧小平先生提出的這一思想，我有一個很大的感觸，只有中國敢於在一個國家實行兩種制度，在國內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在香港保持它的資本主義制度，試問在世界上哪個國家敢在一個國家實行兩種制度？只有中國領導人、中國政府有這個膽識、有這個胸懷。
今年香港將迎來回歸10週年，曾憲梓指出，香港迴歸之後“一國兩制”是成功的，包括英國在內的西方國家也對此給予了高度評價。他說，雖然香港曾經先後遇上了亞洲金融風暴、禽流感、非典和經濟衰退，但是香港克服了重重困難，總體發展還是非常平穩的。特別是這幾年來，內地與香港實施了一系列有利於發展的政策，使得香港旅遊、住房、交通、餐飲等行業興旺起來，並帶動了整個經濟蓬勃發展，扭轉了經濟環境。這幾年，可以說香港經濟可以說是迎來了最好的時候。曾憲梓指出，近來，香港的股票市場、房地產市場都健康發展，失業率也降低了，呈現出了一片繁榮的景象，顯示了“一國兩制”的生命力和活力。世界對香港的評估，認爲香港是經濟發展最自由的地方，保持了世界航運中心、經貿中心、資訊中心的地位。他說：“一個小小的香港，在祖國的支持下，取得了很好的成績”。
針對有關“內地經濟發展衝擊香港經濟”的說法，曾憲梓指出，香港和內地經濟是相輔相成、互補互利的，內地的發展有利於香港的發展。他說，內地實行改革開放以後，香港企業界率先到內地進行投資，這個投資對祖國的改革開放和香港企業自身的發展都起到了很大的促進、推動作用。他指出，香港企業界到內地，特別是珠江三角洲等地區進行投資，充分受益於土地、資源、勞動力等方面的成本優勢，取得了很好的經濟效益，同時促進了內地經濟的發展。
香港近年來何以能夠取得良好的發展業績？曾憲梓分析道，因爲香港的地理位置就在祖國的南部大門，有着特殊的地位、特殊的政策，想發展必須靠大後方，依靠祖國內地做後盾。他指出，不要說面對世界市場，哪怕只是擁有內地市場，香港的發展前景都是不可限量的。他強調，中央政府對香港的發展有很多支持，比如零關稅等很多優惠政策，特別是“十一五”規劃第一次將香港金融、貿易、航運列入其中，香港經濟在“十一五”期間將有很大的發展。曾憲梓說，有競爭纔有進步，在競爭中兩邊都能得到發展，內地的大發展一定會支持和促進香港的發展，香港不會因爲內地的發展受“衝擊”。香港迴歸以後，實行“一國兩制”，我對香港評價有兩句話：香港亂不了，香港一定好！
遺憾的是沒有跟鄧小平見過面
在採訪過程中，曾憲梓反覆提到“沒有鄧小平，就沒有中國今天的進步和富強，也沒有香港的今天”，崇敬和緬懷之情溢於言表。他說，我對鄧小平先生有特別深厚的感情，雖然我非常遺憾沒有見過他本人。
曾憲梓說：“鄧小平以超然的智慧、膽識和人格，創造性地提出了‘一國兩制’的偉大設想，這充分地體現出他實事求是的精神實質。”
“香港順利迴歸祖國，並在迴歸後繼續保持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繁榮穩定，得益於‘一國兩制’方針政策，以及香港基本法。但是，如果沒有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改革開放政策，沒有祖國內地的日益強大，這一切無法想像。”親歷祖國改革開放歷程的曾憲梓特別強調：內地改革開放以來的驚人發展，以及在世界日益增強的影響力，直接影響到香港的順利迴歸，以及香港今天的穩定和發展。他分析說：“祖國內地這個‘大後方’的不斷開放和發展，政治局面的日益安定，增強了香港民衆對迴歸祖國的信心。迴歸以來，香港經歷了亞洲金融風暴，以及非典的重創，但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香港依然是重要的國際金融中心之一，而且成功確立了自己作爲進入內地的金融通道地位；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的實施，‘個人遊’的開放，對香港經濟產生了巨大的正面影響。香港與內地真正進入了相輔相成、共同繁榮發展的最好時期。”
曾憲梓表示，相信隨着時間的推移，香港市民將越來越感受到“一國兩制”的偉大，“說起來，這一切都離不開鄧小平這位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
“10年前，鄧小平先生去世的消息傳來，我十分悲痛。這也是香港市民的共同感受。是他爲香港設計了這麼好的藍圖，香港市民從中看到了一個美好的未來，但就在香港就要回歸祖國前夕，他離開了我們，最終也未能實現他要來香港走一走、看一看的夙願，這不止是他個人的遺憾，也是全體香港市民的遺憾。”說到這裏，曾憲梓滿懷感慨。
“我對鄧小平的敬仰難以用語言形容。他說過這樣一句話：我是中國人民的兒子。他以他的政治作爲實踐着他作爲中華民族之子的責任和忠誠。我相信香港市民會永遠銘記他的豐功偉績。”
“真正偉大的、負責任的政治家，就是在歷史重要時期，敢於作出最實事求是、最正確的抉擇，勇於對歷史和未來交代。鄧小平就是這樣一位偉大的政治家，我們懷念他。”曾憲梓說。
經商之道：勤儉誠信
1968年，曾憲梓憑着僅有的6000港元的本錢，開始了艱苦的創業。幾十年過去了，“金利來”已經成爲家喻戶曉的品牌。在商場馳騁，曾憲梓有着怎樣的經商理念？
曾憲梓用四個字做了回答：勤儉誠信。他解釋說，勤勞可以創造財富，節儉可以節約資金，誠信是商場裏最需要遵守的原則。我經營的是小本生意，從領帶小生意開始逐步做得大一點。在我創業之初我有一個想法，我要報效祖國，怎麼報效祖國？首先要有經濟基礎。如果沒有經濟基礎，怎麼報效祖國呢？我從領帶開始逐步發展，一直堅守“勤儉誠信”這四個字。無論是在經濟，還是在社會活動、政治活動中我都遵循這四個字。他說，不管過去經商還是現在的商人，如果商人沒有誠信終將是曇花一現，誠信是立足點，是根本。凡是做買賣的人都要守誠信。對金利來來講誠信起到了很好的作用。金利來能夠在東南亞、香港、國內發展的這麼好，在華人世界取得這麼好的成績，很重要的就是誠信經營。
他自謙地說，我不懂做生意，也從來沒有讀過經濟學、工商管理學，我這一套是自己創立的。如果講這方面我能夠說很多。做買賣首先一點是你的對象是誰，是顧客。顧客需要什麼？需要好的、漂亮的商品，質量好、製造精工、有名氣的商品，這些商品就會得到顧客的青睞。金利來爲什麼能夠常勝不衰呢？從創業到現在，我們品質不好的商品不允許上市。現在我們的商品是現金買賣，不放帳。爲什麼現金買賣呢？我要保證顧客的利益。金利來的顧客買到我的商品，你認爲不滿意，可以隨時退錢，換成你需要的商品，總之要保證顧客不受到損害。在與渠道合作過程中，金利來堅持將更多的利潤空間讓給代理和零售環節。曾憲梓說，我賺很少的錢，你們多賺點兒錢，所以很多客戶願意和我合作。
生活之道：用省下來的錢幫助更多的人
12年前，曾憲梓患上了腎衰竭，但他從來沒有被病魔壓倒。在日常生活中他也非常簡樸，一日三餐經常吃的是青菜、白飯。他坦承自己並沒有什麼特殊的養生之道。“他我腎衰竭12年，我天天靠透析維持生命，但是我很樂觀，面對現實，所以沒有感覺身體有什麼不好，我精神還是挺好的。在香港我天天游泳，每天游泳一個半小時。如果我不告訴你，你看不出來我有腎病吧？”
曾憲梓自己也要省吃儉用，用省下來的錢幫助更多的人。在香港44年，他沒有到過夜總會、舞廳，不喝酒、不賭博、不抽菸。生活和50年代差不多，“我的鞋穿了7年還沒有壞，耐穿我何必換呢？等穿壞了在換，我的生活很簡單。我不願意到外面吃飯，家裏一餐一點肉、半碗飯，一點青菜，不用十塊錢，不是吃的很好嗎？我在商會開會，出去吃飯一個人就150塊錢，我回家吃飯省下140塊又可以幫助很多窮人了。出去吃飯我不浪費，剩下了儘量吃完，吃不完的帶回去。”
“不是共產黨員的共產黨員”
多年來，曾憲梓在內地建立和資助了許多所學校，針對每所學校他都要求加強對學生的愛國主義教育，要求學生首先學會唱《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說到這裏，曾憲梓滿懷神情地唱起了這首歌。他說，《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是我勞動時唱的第一首歌，我的孩子也會唱。他自豪的介紹說，我夫人十幾年一直在參政議政，她一直是全國婦聯的委員，香港婦協的副主席，長期從事婦女工作，她支持了很多學校，資助了許多窮苦的孩子。我大兒子在公司當顧問，第二個兒子是全國青聯的副主席、香港青聯的主席，帶領港澳臺的年輕人到國外交流。第三個孩子在做金利來的工作，我要求他們要用實際行動體現愛國情懷，他明年準備拿出一兩百萬捐贈希望小學，到祖國最貧窮的地方去。
我們要建設好祖國，就要永遠跟着共產黨走，這是非常重要的。我經常強調“共產黨的領導好”。1921年共產黨成立，經過28年的奮鬥建立了新中國；1978年鄧小平先生總結了過去成功的經驗，制定了改革開放的政策，中國迎來了大發展的好時期。誰在領導？是中國共產黨在領導。我常和別人說從中國的歷史到現在，沒有一個黨能夠把我們的祖國領導好，只有中國共產黨才能夠把我們的國家領導好、建設好。改革開放需要黨的領導，在今後的經濟建設、國家富強都需要黨的領導。
曾憲梓說，我始終有一個基本的思想，終生報效祖國。不管幹什麼，我畢生都要盡最大的努力維護國家，維護黨的利益。我畢生忠於黨、忠於祖國，我要求自己要做一個“不是共產黨員的共產黨員”，這是我在有生之年爲之努力、奮鬥的，直到最後生命的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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