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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種觀點認爲，毛澤東制訂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與曾國藩的《愛民歌》是借鑑與被借鑑的關係，甚至是從後者演變來的。這種說法對嗎？本文在詳細考察“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產生過程的基礎上對此作了回答
今年是建軍80週年，關於軍史的一些話題頗受人們關注。其中之一就是“三大紀律八項注意”與曾國藩《愛民歌》之間關係。本文就此談點看法。
關於二者關係的三種觀點
觀點一：借鑑說。認爲“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直接淵源於《愛民歌》，二者有極強的借鑑與被借鑑的關係。持這種觀點的主要有宋樹理、劉金元、王泉初等學者。宋樹理在《毛澤東評點曾國藩》一書中說，毛澤東“效仿曾國藩治軍的《愛民歌》，制訂了‘三大紀律八項注意’，顯示出了二者極強的聯繫性與借鑑與被借鑑的關係”。可是，宋樹理在強調二者的聯繫和借鑑時，沒有列出任何具體的史實。劉金元、王泉初在《曾國藩家府收藏的歷史性貢獻》一文中寫道:“在第一師範求學時，毛澤東曾將曾氏多則經典語錄抄於讀書筆記《講堂錄》上，他曾經也從蔡鍔編輯的《曾胡治兵語錄》中吸取愛民、愛兵、重視思想政治工作(精神教育)的精華，曾國藩曾作有《愛民歌》”，“毛澤東制訂了《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細細比較，二者從中有着借鑑與被借鑑的關係。”然而，這裏說的細細比較，只是二者字面上的比較，也沒有提出史實根據。
觀點二：參照說。比“借鑑”說更進一步的，是“參照”說，即毛澤東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參照了曾國藩《愛民歌》。
觀點三：影響說。與上述兩種觀點不同，另一些學者從中國傳統文化、湖湘文化對毛澤東的影響角度來討論問題，只認爲《愛民歌》與“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之間存在某種可能的聯繫或文化上的影響。例如，國內著名的毛澤東研究專家李銳在《三十歲以前的毛澤東》一書中探討早年毛澤東的思想發展過程時關注到了毛澤東與湖湘文化的代表人物曾國藩之間的某些聯繫。他說:“毛澤東是一個土生土長的中國人，沒有豐富的中國文化作養料(包括曾國藩的言行)，就產生不出他這樣一個善於將馬克思主義原理同中國實際結合的偉大革命家來。”但李銳只是概括地指出毛澤東對中國傳統文化養料的吸取，並未作無端推測，這表明他治學的嚴謹。歷史學者王子今在《毛澤東品題曾國藩》一文中探討曾國藩對毛澤東的影響時說話也很慎重，他認爲毛澤東爲紅軍制訂“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很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曾國藩治軍經驗的某些影響。”王子今的這些話很注意分寸，同樣沒有作無端推測。
提出和制訂“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完全是根據當時軍紀的實際需要，一些條文是從當時的具體環境中產生的，並不是從《愛民歌》中來的
從以上諸種觀點看，如果認爲“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是從曾國藩的《愛民歌》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具有直接的繼承性，那武斷的成份就太多了。而從湖湘文化對毛澤東的影響角度來討論《愛民歌》與“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二者之間存在某種可能的聯繫或文化上的影響，方法是嚴謹的。至少，從毛澤東從事軍事活動的歷史過程來看，提出和制訂“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完全是根據當時軍紀的實際需要，並且隨時進行修訂，一些條文都是從當時的具體環境中產生的，並不是從《愛民歌》中來的。
據老紅軍李立在《革命搖籃井岡山》一書中的回憶，“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形成過程可追溯到三灣改編時期。李立說:1927年10月中旬，“我們的隊伍到遂川縣的大汾時，突然遭到地主武裝襲擊，隊伍一時被衝散了，戰士們又累又餓，有的同志看見老表們種的紅薯不管三七二十一扒起來就吃。還有少數戰士行動散漫，不聽指揮，甚至還亂拿羣衆的東西，又犯了舊軍隊的老毛病。針對上述情況，毛澤東同志又爲部隊制訂了革命紀律，向戰士們作了重要的講話。”10月24日，毛澤東同志向大家宣佈了工農革命軍的“三條紀律，第一，行動聽指揮；第二，不拿羣衆一個紅薯；第三，打土豪要歸公。”1928年1月底，工農革命軍主力在遂川城裏過春節時，“毛澤東同志又向戰士們提出了六項注意:第一，上門板；第二，捆鋪草；第三，說話和氣；第四，買賣公平；第五，借東西要還；第六，損壞東西要賠。”“以後，戰爭更加頻繁，俘虜就更加多了，少數戰士違犯政策，搜了俘虜的腰包。有的戰士在村邊的小河裏洗澡，引起了羣衆的不滿。毛澤東同志把六項注意又改成爲八項注意，添上了‘不搜俘虜腰包’和‘洗澡避女人’兩項。
後來，因爲情況不斷變化，又作了一些修改，例如把‘籌款要歸公’改成了‘一切繳獲要歸公’。把‘不拿老百姓一個紅薯’又改成了‘不拿老百姓一個雞蛋’。長征到陝北後，又改成了‘不拿羣衆一針一線’”。李立記得，1928年3月工農革命軍進到湖南桂東縣的沙田村，毛澤東向戰士們明確宣佈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有如下內容:“三大紀律是:一，行動聽指揮；二，不拿工人農民一點東西；三，打土豪要歸公。八項注意是:一，上門板；二，捆鋪草；三，說話和氣；四，買賣公平；五，借東西要還；六，損壞東西要賠；七，洗澡避女人；八，不搜俘虜腰包。”
李立的這些回憶資料是珍貴的，不足的是把1928年4月3日毛澤東在沙田圩“三十六擔丘”田邊的土臺上，向工農革命軍和地方赤衛隊頒佈“三大紀律六項注意”誤記成了“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時間也不準確。
“六項注意”是怎樣變成“八項注意”的
對於六項注意怎樣變成八項注意，陳士榘(1927年隨毛澤東上井岡山，建國後被授予上將軍銜)的說法是:“1929年初，工農紅軍第四軍離開井岡山向贛南、閩西進軍。在開闢新根據地的過程中，毛澤東根據當地羣衆的風俗習慣，將‘六項注意’改爲‘八項注意’，新添兩條是:洗澡避女人，大便挖廁所。以後又改爲:缸滿院淨，挖衛生(廁所)。”對於八項注意的豐富和最後改定，陳士榘的記憶是:“從1929年以後，戰鬥更加頻繁，勝利一個接着一個，俘虜大量增加，毛澤東將‘八項注意’中又增加了兩項新內容，優待俘虜和進出要做宣傳工作。最後改定的‘八項注意’，其內容更爲豐富與概括。例如，‘打土豪要歸公’改爲‘一切繳獲要歸公’；‘不拿工人農民一點東西’改爲‘不拿羣衆一針一線’。”
不過，對於從“六項注意”發展而來的“八項注意”，其新增兩條的具體內容還有一些不盡相同的說法。例如，有文章認爲:“1930年5月以後，毛澤東和朱德又對六項注意作了修改，增加了‘七、不得胡亂屙屎；八、不搜敵兵腰包’，從而發展爲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並寫進了9月25日紅一方面軍頒佈的《紅軍士兵會章程》中。1931年，中共中央代表歐陽欽在向黨中央報告中央蘇區情況時，具體地報告了紅一方面軍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此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條文措詞略有改動，併成爲全軍和地方武裝的紀律。”
不僅如此，對於“八項注意”中後兩條增加的提出者也有不同說法。例如，饒道良、李春祥在《“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前身》一文中說:有老人回憶說，那後面兩條是林彪加的。1969年8月底，林彪帶葉羣、林立果、吳法憲等人上了井岡山。8月31日下午，葉羣、吳法憲等人到井岡山革命博物館(當時叫“毛主席創建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紀念館”)參觀，在看到陳列品中有一塊紅軍寫有三大紀律六項注意的揹包布時，吳法憲說:“毛主席開始只提出了六項注意，後來徵求其他人的意見，都說不出什麼來，只有林副主席又提出了兩項，就是:洗澡避女人，大便找廁所。主席聽了，同意補上去，這樣就成了八項注意了。”
顯然，“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形成、發展經歷了一個較長的時間過程，最初從1927年10月三灣改編時提出的“三大紀律”，最後到1947年10月10日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關於重行頒佈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訓令》，前後經歷了20年才最終定形。從軍事實踐對軍事紀律形成的決定作用來看，它完全是在實際中產生和豐富起來的。這一點，還可從紅四方面軍也曾產生過與“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相似的軍事紀律得到證實。
由此看來，毛澤東雖然受過曾國藩的思想影響，但不能說“三大紀律八項注意”與《愛民歌》之間有借鑑或模仿關係，因爲缺乏史實依據。(作者爲中共中央黨校哲學教研部教授胡爲雄)
相關鏈接：曾國藩《愛民歌》(節選)
“第一紮營不要懶，莫走人家取門板；……莫踹禾苗壞田產；莫打民間鴨和雞，莫借民間鍋和碗；……第二行路要端詳，夜夜總要支帳房；莫進城市佔鋪店，莫向鄉間借村莊；……無錢莫扯道邊菜，無錢莫吃便宜茶；更有一句緊要書，切莫擄人當長夫；……第三號令要嚴明，兵勇不許亂出營；走出營來就學壞……或走大家訛錢文，或走小家調婦人”。(曾國藩:《愛民歌》，《曾國藩全集》，嶽麓書社1986年，第429-43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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