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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次降價，數百億元金額，爲何還是難覓低價藥？要從根本上遏制‘看病貴’，堅決剎住藥品‘降價死’、舊藥換‘馬甲’現象。否則，今天的降價，就是明天新一輪的漲價。”全國人大代表、福建新大陸科技集團董事長王晶如是說。溫家寶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的醫療服務羣衆不滿意問題，引起了與會代表委員對藥品“降價死”現象的熱議。
降價藥換上新“馬甲”
據發展改革委的數據，自1997年至2006年，國家對藥品的降價次數已有19次，涉及金額近400億元，加上今年的2次降價，降價次數達到21次。但人們市場上很難找到“降價藥”的蹤影。
王晶拿着一疊材料告訴記者：“網上有一則新聞，講的是浙江杭州市天天好大藥房的事。說政府明令降價，或者價錢便宜、療效明顯的藥品，70%早已無人生產。這家在杭州較有影響的平價藥房開業3年來共採購藥品2萬多種，目前只剩下9000多種在正常經營，其中有3000多種藥因降價而不見蹤影，阿莫西林等常用抗菌素藥都進不到貨。”
“這些降價藥到哪裏去了呢？大部分降價藥經過改頭換面，重新流入了市場。這些換了‘馬甲’的所謂新藥，只是改個劑型、換個包裝、變個規格，或者改變一下給藥途徑，價格卻憑空翻了幾倍、十幾倍，甚至幾十倍。”王晶說。
藥品“降價死”三大病因
藥價爲何“一降就死”？爲何換個“馬甲”就能起死回生？代表委員們認爲關鍵原因有三個。
一是流通環節多，流通成本高。全國人大代表、安徽省立醫院院長許戈良說：“據我瞭解，我國的藥品流通環節有6個至9個，而國外一般是2個至3個。藥品從出廠到患者手中，往往加價200%-500%。賣藥的人比吃藥的人多，患者挨宰，藥廠獲利有限，大部分利益被流通商攫取。”以奈替米星爲例，0.1g×2ml的劑型，醫藥公司底價4元，醫院進價19.4元，醫院零售價就達到了24.5元。降價藥利潤空間小，各環節無利可圖，經銷商自然不願意經營。
二是以藥養醫的制度沉痾。全國人大代表、新鄉醫學院教授和瑞芝說：“目前大醫院藥品收入平均約佔醫院總收入的50%至60%，一些基層醫療機構的這一數字已高達80%至85%。在利益驅動下，高價藥和‘大處方’成爲醫院和醫生的必然選擇，而那些利潤少的降價藥，自然被打入‘冷宮’，最後從市場上消失。”
三是新藥審批流於形式。王晶代表說，2004年，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受理了1.9萬種新藥報批，而同期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受理的新藥報批數量僅148種。最近幾年，市場上出現許多藥品報批公司或機構，他們聘請有關官員和專家爲顧問，按月或按項目發放“薪金”。通過這些公司或機構申請一個新藥批文，如同變魔術一樣將至少5年的正常速度縮短到一個星期至幾個月。
值得期待的基本藥物制度
全國政協委員肖建章認爲，依靠行政降價解決“看病貴”已進入死衚衕。他說，衛生部也承認，國家強令的藥品降價措施，已經無法達到降低老百姓購買藥品費用的作用，降價措施只是讓一些低廉而有效的藥品從市場上消失，並沒有達到讓老百姓用上低價藥的目的。
代表和委員們對建立國家基本藥物制度持樂觀態度。據瞭解，這個制度的核心是列出一個國家基本藥物目錄，對列入目錄的藥品實行政府組織的定點生產、統一價格、統一配送。2006年8月，國家藥監局公佈了《第一批定點生產的城市社區、農村基本用藥目錄》。2007年2月17日，國家藥監局披露，我國已確定內地第一批城市社區、農村基本用藥定點生產企業和藥品品種，10家大型製藥企業被指定生產32種城市社區、農村基本用藥。
肖建章說，基本藥物制度既要體現社會義務，又要遵循市場規律。如何讓基本藥物的生產和銷售既能滿足生產者有利可圖，又能讓患者從中受益，是基本藥物制度能否順利實施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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