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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是8%。3月5日，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十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上作政府工作報告，連續第三年爲中國經濟設定8 %的增長目標。
2006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的實際增長是10.7%，這個數字大大超過了8%，創下中國經濟十多年來的最快增速。實際上，這也是中國連續第四年實現兩位數的經濟增長：2003年中國經濟增長10%，2004年增長10.1%， 2005年增長10.2%。
中國經濟令人矚目的表現在國際上引發了兩種截然不同的反應。樂觀派認爲，如果中國經濟能夠在2007年保持增勢，那麼中國經濟規模的絕對值最早將在2008年超過德國，成爲全球第三大經濟體。如果這種增勢能保持上7年之久，那麼有望越過日本，成爲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悲觀派則認爲，中國經濟眼下的增勢“難以阻擋”，但也“難以持續”：中國政府有能力繼續管理和保持如此高速度的經濟增長嗎？一些人甚至認爲，泡沫經濟的幽靈已經在中國徘徊。
在中國國內，對中國經濟未來的增長潛力也有不同的判斷。中國從2004年開始不斷加碼的宏觀調控措施，是否應該“適可而止”？2007年中國經濟是否存在出現“拐點”的可能性？中國是否應該尋找新的增長模式，新的增長動力？
襪子廠的發展策略
2006年，中國的經濟增長仍然保持着對“出口”這架馬車的高度依賴——去年貿易順差增長達到破紀錄的76%，但是與此同時一些風險也在積聚。
中國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出口商，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壓力。劉訊林是浙江泰榮針織公司的總經理。泰榮針織坐落於浙江諸暨，諸暨的大唐鎮和草塔鎮以出口襪子聞名。但今年開春，企業主們卻都犯了愁，劉訊林就是其中一個。
難題之一是，勞動力成本在急劇上升。工人的底薪已經從去年的每月800元上浮到了1000元，但還是招不滿人，當地的大量工廠年後一直開不了工。難題之二是人民幣升值的壓力。去年一整年，劉訊林和當地企業家們在喝茶時議論最多的話題就是人民幣升值。升值使得這些企業家不敢接訂單，擔心接一單虧一單。
作爲應對之策，劉訊林已經把他在柬埔寨的襪廠的產能擴大了20%，他計劃把更多的訂單拿到柬埔寨去生產。劉發現，目前在中國生產襪子的總體成本已經高於印尼、越南、柬埔寨等東南亞國家了。但也有人認爲，針對上述難題，也進一步將迫使襪子企業向高附加值環節轉變，推動企業和產品的升級換代。這也是個“機遇”。
劉訊林和他的襪子廠只是中國面臨發展難題的出口行業的一個微小的縮影。發改委宏觀經濟學會副祕書長王建對中國經濟對出口的高度依賴憂心忡忡。他是少數大幅度調低了對中國經濟2007年增長預測的中國經濟學家之一。他預測，2007年中國經濟增長的區間只在6%-8%。
“如果遇到內外緊縮雙碰頭，美國經濟衰退，並對伊朗發動戰爭的話，中國今年的經濟的增長率可能只有6%。”王建說。
不過大多數經濟學家對中國經濟增長的外部環境並不悲觀。他們認爲，美國經濟增幅的下滑雖然似成定勢，但會不會發展爲衰退以及會不會馬上發展爲衰退還難以確定，此外歐盟和日本目前的經濟增長仍然比較強勁，對中國來說這些都是有利的因素。
諸如高盛、雷曼、匯豐這樣的國際金融機構普遍預測2007年中國經濟增長率將在9%以上，世界銀行甚至更爲樂觀地預測中國2007年經濟增長率有望達到10.7%。
投資預計仍將增長
投資仍是2006年經濟增長的最大推動力，全年投資月均增速是24%，只是到了12月份，才下滑到13.8%。
王建表示，他之所以大幅調低了對今年中國經濟增長的預測，就是認爲推動2006年中國經濟增長的兩大動力——投資和出口——均有低走風險。
“去年鋼鐵業的新增投資甚至出現了全年的負增長，這說明2002年以來，由最終消費需求傳導到基礎工業和基礎領域的整個投資增長週期已經逐步完成。”王建說。他的判斷依據是，中國煤炭、鋼鐵、電力、鋁冶煉等前幾年高速增長的基礎重工業部門，正在出現供給過剩，投資也開始逐步放緩。
但與王建的判斷恰恰相反，北大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教授、高盛高華證券特別顧問宋國青，則在最近將他對中國經濟增長的預測調高了0.5個百分點，從而達到10%。宋國青估計，2007年與上年經濟增長之間的波動將非常平滑，並且這種穩定增長還將持續到今後幾年。
他的依據是，隨着中國基礎設施和基礎工業供給能力的不斷改善，中國經濟的潛在增長能力將得到顯著提高。宋國青援引2007年1月的最新數據說，1月的數據表明，中國人民幣新增貸款增速比上年有0.8個百分點的回升，這顯示銀行在資金充裕的情況下，貸款意願重新增強。
法國巴黎百富勤董事副總經理兼總經濟師陳興動也對王建的判斷表示了很大異議，他預測中國今年的經濟增長率將維持在微降1個百分點的水平上。陳興動認爲中國經濟的增長速度與新建項目增速的關聯不大，因此過分強調新建項目的增長速度下滑，難以反映中國經濟的前景。
尋找房地產業之外的動力之源
要判斷2007年中國經濟的走勢，很關鍵的一點還要看中國房地產業的發展情況。房地產業在此輪經濟增長中堪稱原動力，引發了整個重工業的增長。2006年，中國房地產與工業投資一起佔到中國全部城鎮投資的一半多、房地產本身佔中國全部城鎮投資比例則超過了20%。
2006年房地產投資在繼續加速，投資增速超過了21%，比上年提高了2個百分點，中國70個大中城市的房價則上漲了5.5%。
對於樂觀者而言，這是房地產行業繼續強勁增長的關鍵數據，而在悲觀者看來，這只是房地產商在完成以前年度開工的項目，背後是新開工項目在2006年下半年的不斷下滑。
“我們今年的新開工項目總量和去年基本持平。”杭州本地市場份額最大的濱江房產副總經理朱立東介紹說。濱江房產今年新開工面積約45萬平方米，而2006年大約是47萬平方米。“我們要充分考慮到行業景氣和國家政策可能發生的變化，要留有餘地。”按朱的解釋，留有餘地的關鍵，就是不能把資金的弦繃得太緊，只能用80%的力氣。
深圳房地產商的投資擴張衝動也有所收斂。深圳至祥置業總經理周瑋發現，由於受土地供應限制、土地價格高企等因素的影響，深圳市場的新開工商品房項目確實在減少，而中小開發商則在逐漸退出市場。
這些情況表明，在這一輪持續數年的經濟增長中，由房地產引發的中國經濟“重型化”——或言“第二次工業化”、 “工業化深化”——的高潮，正在逐漸退去。中國經濟增長必須尋找新的動力之源。
農村消費開始擡頭
這個新的動力之源，或許應該來自“內需”。
2006年帶給人們的驚喜之一，或許正是農民消費能力的提高。
儘管大中城市節節飆升的房價給城市居民帶來了無數煩惱，但是繁榮的城市房地產卻使部分農民受益。在陝西省貧困縣華縣的顏塬村——一個遠離縣城的“臺塬型”村莊，農民顏立法一家的生活，就大大受益於房地產市場。
37歲的顏立法幾年來一直在城市做建築工人。數年前他每天只能掙到二十多元錢，而現在他每天能掙至少50元人民幣，偶爾活急加班，日收入甚至能上百。在他的夥伴們中，月入一兩千的相當普遍。
更重要的是，顏立法的家鄉不僅免除了農業稅，還對種糧農戶按畝進行補貼。這些，爲他的小家每年隱形增收不下千元。此外，合作醫療在村裏也已經普及，每人只需交8元，住院可以享受大約50%的報銷。
按照顏立法的鄉親們的計算，這一兩年收入增長的幅度，遠遠超過了以往十年。因爲心裏高興，今年春節，消失了多年的扭秧歌和打腰鼓又在顏塬村和附近村莊出現了。
去年中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13.7%的增長，人們認爲，除了中高收入者，似乎農民的貢獻比較突出。
分析人士認爲，如果在通過新農村建設和減免農業稅等措施提升農村人口消費能力的同時，中央政府通過加強社會保障等舉措解決城市中間階層的後顧之憂，將有助於內需的擴大，從而爲經濟增長提供新動力。
“中國經濟增長取決於我們的應對能力”
2001年以來，中國經濟增長結構中的不合理因素，早已爲人們注意：儲蓄率和投資率不斷攀升，2005年達到了創歷史紀錄的47.9%和48.6%，而居民消費率則下降到38.2%的改革開放最低歷史水平。而日本在1952～ 1973年的工業化階段，平均儲蓄率和資本形成率僅爲34%和33.48%，最終消費率高達66%。
根據經濟學家吳敬璉的研究，中國本世紀頭三年每增加1元錢國民生產總值需要的投資數量是5元，最近三到五年是5-7元，而美國、德國、法國和印度等國家僅僅需要1-2元。
現在看來，中國經濟的一些結構性問題，如消費結構、增長結構、地區結構、收入分配結構的不合理，正在成爲中國經濟新一輪穩定發展的制約因素。
而在政府的邊界之內，政府能管得最好的，正是這些深嵌在整個社會經濟結構深層、市場本身難以自動糾正的結構性矛盾。解決這些問題，既是政府的職責所在，也正是中國經濟長期穩定增長面臨的最大問題。
此前，在2006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中國領導層把經濟增長的目標，首次從“又快又好”調整爲“又好又快”，經濟增長質量首次被置於高於速度的位置上。
溫家寶總理更在“兩會”之前發表的《關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歷史任務和我國對外政策的幾個問題》一文中回答了各方的疑慮：“改革開放28年，中國經濟持續快速增長，這是一個奇蹟。今後，中國還有沒有這樣的機遇期，還能有多長時間？我說有，多長時間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我們自己的內外政策和應對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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