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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TV《東方時空》3月13日播出節目《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曹建明》，以下爲節目內容。
曹建明1955出生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審判委員會委員一級大法官
解說：2007年3月13日，十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舉行了第五次全體會議，聽取了最高人民法院院長肖揚所做的最高人民法院工作報告。
記者：回顧過去一年，高法和咱們法院系統的工作，您感觸最深是什麼？
曹院長：整個一年，我想無論是審判工作、執行工作和監督指導，司法爲民、隊伍建設和法院改革等，應該說都取得了新的進展。我覺得最高法院也好，地方法院也好，還是做了不少的工作。
解說：2006年對於中國的法官們來說，是頗爲忙碌的一年，各級法院審結的案件數量又創了新高，共計810多萬件。其中地方法院審結一審刑事案件701379件，判處罪犯889042人，比去年同比上升。在依法懲治犯罪的同時，2006年各級法院進一步強調以人爲本、尊重人權的原則，提出了“要嚴格控制和慎重適用死刑”。
記者：今年的報告提出這樣一個說法，要堅持懲罰罪犯和保障人權並重，就是把保障人權提到這麼一個重要的位置。爲什麼？傳遞出一個新的什麼含義嗎？
曹院長：在刑事審判工作當中，堅持懲罰與保障人權並重，我想這是刑事審判工作的兩個方面，不可分割。懲罰犯罪講到底就是爲了保障人權，就是爲了保障廣大人民羣衆的生命、財產和其他的合法權益。但爲什麼又把保障人權放到這樣一個突出的位置呢？實際上它關係到我們辦案的質量，同樣也關係到我們整個國家的法制形象。我們可以看到2004年，我們國家《憲法》修改的時候，就把尊重和保障人權寫入了《憲法》，而且把它作爲一項重要的原則。懲罰犯罪，關係到生死予奪，關係到一個人的生命、財產和其他的權利。所以在刑事審判工作中，我們刑事法官必須非常慎重，要注意人權的保障。
記者：這意味着標準或者數量上有所調整和控制嗎？
曹院長：從目前來看，全國法院在適用死刑標準方面，應該說還是比較好的，但是有時候各地，在有些案件適用上，有的時候會產生差異。比如說盜竊的標準，受賄的標準，貪污的標準，毒品的標準，有的時候標準不盡一致，判決的結果也會有差異。從這個角度來講，我們要進一步統一適用死刑的標準，這也有利於法制的統一。從數量來講，我們當然還要堅持少殺、慎殺這樣一個原則。但是從適用的角度來講，並沒有數量的絕對要求。
記者：我這有一組數字，提到有378名刑事案件的被害人的家屬，還有被害人，得到了780多萬的救助賠償，這是一個新的變化，爲什麼要採取這樣的措施？
曹院長：確實現在出現很多這樣的情況，被害人受害，他的人身受到嚴重的傷害，這樣的話，被害人本身的人身、健康，包括生活失去了保障；如果他生命被剝奪的話，他的家庭也可能失去整個的生活保障。就是說，犯罪分子他應當作出賠償，但又無力賠償，怎麼辦？在這種情況下，人民法院也在探索建立被害人的救助制度，積極爭取有關方面的救助和支持，即給予刑事被害人適當的補償，使他們的生活能夠有所着落、有所保障，這不僅有利於社會和諧穩定，也體現了人民法院的一種人文關懷，包括對社會的一種責任。
記者：會不會增加法院的工作負擔或者是經濟負擔？
曹院長：從這個角度說，這也是法院一項新的工作，必須花費很多的精力，本身要做很多的工作。應該講，去年一年，整個工作整體進展比較好，全國十個高級法院開展了這項工作。今年我們想，能夠爭取更多的社會支持，設立更多的基金，並能夠在更多的法院推開這項工作。
解說:在過去的一年裏，全國各級法院認真貫徹“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共依法宣告1713名刑事被告人無罪。同時，爲維護社會的和諧穩定，各級法院加大了訴訟調解力度。2006年全部審結的民事案件當中，有30.41%的案件是以調解的方式結案。其中民事一審案件的調解和撤訴率達到了55.06%。
記者：爲什麼在調解方面會有這麼大的一個比例？
曹院長：現在我們國家改革發展已經進入了關鍵時期。無論是社會轉型也好，經濟轉軌也好，企業轉制也好，尤其是在改革發展過程中,許多深層次的矛盾都進入了人民法院,這些矛盾如何解決？實際本身是對人民法院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也是一個嚴峻的挑戰。就要求人民法院依法公正判決這些案件。但是我在想，更難的還不是一個簡單的判決，而是對這些錯綜複雜矛盾，能夠予以比較好的解決，或者化解。
記者：你的意思就是說，一個公正的判決，未必意味着矛盾已經解決了？
曹院長：從這個角度講，在審理案件過程中，在判決過程當中，要尋求更好的辦法。調解是我們國家非常好的傳統。調解是化解矛盾和糾紛的一種有效方法，它在化解矛盾、妥善兼顧各方面當事人的利益，徹底解決糾紛，便於各方當事人遵照、執行方面，起到了判決不可替代的作用。應該講，爲越來越多的法官所認識，所接受，也越來越多爲社會所認同。我們調解比例也不斷在上升。
記者：對這個理念的追求，是不是意味着法官的工作量要比以前大，對法官的要求要比以前高了？
曹院長：這要求我們法官必須花費更多的時間；這要求我們的法官，必須學會做羣衆工作，學會理順羣衆的情緒；這要求我們的法官，必須要有大局觀念，要學會妥善兼顧各方面當事人的利益；同樣要求我們法官必須增強自己的息事寧人、定紛止爭的能力。
解說：執行難一直以來是社會關注的問題。2006年，中國法院系統進一步加大了“執行難”問題的解決力度。在去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全國開展了集中清理執行積案活動，僅用六個月的時間共清理執結78萬件積案，爲債權人追回2160億元。
記者：採取這麼大規模的清理執行積案，這在以前有過嗎？
曹院長：應該講，去年爲期半年的清理執行積案的活動，範圍之廣，力度之大，是這些年來前所未有。但是像去年整個半年的清理執行積案的活動，並不是簡單的就事論事的清理積案。我在想，去年爲期半年的清理執行積案活動，最關鍵的是在清理積案過程中，注重建立一種機制，建立一種長效制度。就是希望從根本上，來解決執行難的問題。比方說緊緊依靠黨的領導，建立執行的領導協調機制；比方講，我們對重大的執行案件進行督辦，對一些違法抗拒執行，阻撓執行的，建立重大典型案件的通報制度。當然，我們也加強了自身建設。所以去年一年，執行還是取得了比較好的效果。
記者：這是不是傳遞出一個信息，以後我們會加大執行力度，讓法律白條越來越少？
曹院長：我想，解決執行難的問題，不僅僅是人民法院追求的一個目標。黨的十六大和六中全會文件都提出了明確要求，所以也是我們全黨共同的努力目標。我們將一如既往地在這方面加大力度，做好工作。
解說：2006年，全國各級法院進一步落實司法爲民的工作機制，加強信訪處理機制，暢通信訪申訴渠道，最高人民法院全年辦理的涉訴信訪件同比下降4.71%。地方各級法院辦理的涉訴信訪件同比下降11.18%。
記者：去年最高院和地方各級法院，涉訴的信訪量同比下降，而且是兩位數以上的下降。
曹院長：爲什麼能出現這些下降的趨勢呢？當然首先按照中央的要求，始終強調要高度重視涉訴信訪的重要性，第二個方面，注意從源頭上減少涉訴信訪。源頭是什麼？就是要下大氣力提高一審、二審案件的質量，要下大氣力做好調解工作。案件質量提高了，雙方當事人自行和解了，涉訴信訪肯定就會減少。第三，強調責任，建立涉訴信訪的責任制，分工負責，不能互相推諉。第四，重大的涉訴信訪案件要進行督辦。經過努力，應該說整個涉訴信訪總量、勢頭在逐步下降。當然，應該實事求是地說，在這個方面，我們任務仍然非常重，我們還要繼續努力。
記者：我們報告中指出在2006年的時候，咱們各級法院開始推行人民法庭直接立案這樣一個制度，有6520個人民法庭可以直接立案，佔法庭總數的60%，是不是意味着老百姓告狀更容易一些了呢？
曹院長：對廣大老百姓而言，特別是在廣大農村偏遠地區的老百姓而言，他們打官司主要是在人民法庭。但是有一個問題，他打官司在人民法庭，他要起訴，要立案，按照規定，都要到縣法院，那麼這對廣大的偏遠地區、交通非常不方便地區的老百姓來說，到縣法院去起訴、立案，很顯然是非常不方便，這些年來，最高法院非常重視怎樣在司法爲民方面做好工作。人民法庭直接立案制度，也是人民法院堅持司法爲民、方便羣衆訴訟實行的一項新的重要的舉措。
同期：報告
解說：2006年中國法院系統在做好審判工作的同時，最高人民法院更加註重審判作風和廉政建設，去年共查處違法違紀人員292人，和去年的報告對比減少了86個人；追究刑事責任的109人，比去年有所增長。
曹院長：法院違法違紀總人數的下降，說明什麼呢？說明這些年來，人民法院在加強法院隊伍建設，規範司法行爲，嚴格執行違法違紀審判責任追究制度方面的整體效果已經開始體現。另一個方面，我在想，追究刑事責任人數增加，也說明我們加大了查處的力度。我們特別強調要從最容易發生徇私舞弊、權錢交易的崗位和環節上查起。這個崗位和環節就是法官所處的崗位和環節。從這個角度講，也體現了我們力度是大的，決心是堅定的。在新的一年中，我們還要繼續按照中央要求，堅持反腐敗，堅持司法廉潔，堅持搞好自己的隊伍建設。
解說：在展望2007年法院的工作時，肖揚院長在保證審判權和執行權的正確使用中，特別提到了要規範法官的自由裁量行爲。
記者：這是爲什麼？
曹院長：說到底，就是爲了堅持法制的統一。在允許法官自由裁量的情況下，往往就會發生這樣一種情形：不同的法官，對同一類型的案件進行裁判，往往可能會發生兩種不同的判決結果。我們可以看到媒體也時有披露，也產生了一些社會爭議。
曹院長：要規範法官的自由裁量權，我感覺還是從兩個方面做起：一個方面，積極推進立法，包括最高法院依法做好司法解釋，包括建立案例指導制度，統一司法的尺度，統一裁判的標準；另一方面，又必須要求我們所有的法官，必須始終堅持司法公正的理念。在法律規定的範圍內，當他要自由裁量的時候，不受任何權力、金錢、人情的影響，確保每一起案件經得起歷史的檢驗。
記者：有人可能會從另外一個角度看這個問題，規範法官的自由裁量權，是不是意味着壓縮了法官尋租的這樣一個機會呢？
曹院長：當然，如果有了更加明確規定，應該來講，要想避開法律的規定去判決，這種空間肯定會更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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