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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青年報：風險評估是行政程序還是司法程序？
楊誠：這是行政程序，是由移民局決定的。像我前面所說的，如果評估人對結論不滿意，可以提出司法複議，推翻評估，再重新評估，如果對評估還不滿意的話，又得去評估。
中國青年報：這樣循環反覆地評估，難到沒有一個終結嗎？
楊誠：那倒也不是。評估的結論通常會被起訴，起訴後將進行司法複議，如果聯邦法院確認了評估結論，認爲沒有錯誤，那麼，聯邦法院將辦理上訴，之後就可向最高法院上訴，最高法院如不受理，評估又將打回移民局，移民局便可執行驅逐出境了。問題是，評估的結論經常會在司法程序中被推翻，一旦推翻，又得重新評估，之後還要再進行司法複議，這就是無法終結的原因。
中國青年報：法律程序如此耗時費力，是否也由於中加兩國的司法制度和法治理念相差太大？雖然中國法律界(比如您)曾努力做過很多解釋性的工作，但由於積重難返，成效並不大？
楊誠：也不完全是這個原因，主要是由於加拿大司法部門本身的問題，包括法官所接觸的資料。首先是他們從媒體所瞭解的中國人權紀錄的報道，而這些報道中有一些是不客觀的；其次，他們不得不考慮律師源源不斷提供的資料，而這些資料在國際媒體上被大量引用，都是比較負面的。在法官這邊，不管資料是否可靠，都得考慮，考慮就得耗費時間，再加上開庭的時間、評審的過程以及宣判的日期都沒有規定上限，這樣就導致時間拖得很長。
中國青年報：據您所知，中國政府目前是否已經參與這個案子？
楊誠：中方已向國際刑警組織發佈了通緝令，而中加兩國同爲國際刑警組織成員國，加拿大方面已收到中方通報高山外逃的信息。
中國青年報：加拿大是司法獨立國家，該國警方是否對此案無能爲力？
楊誠：是的，警方只能給司法系統提供一些證據。
中國青年報：如果籠統地說，中國貪官熱衷於逃往加拿大，是否可以概括爲這樣兩個原因：第一，加拿大在態度上和制度上對於難民及移民較爲寬容；第二，一旦發現當事人存在犯罪事由，在引渡或遣返的過程中，加拿大的司法程序特別複雜。不知道您是否認同？
楊誠：第一點我比較贊同，第二點還有待商榷。其實加拿大的司法程序並不複雜，只是很消耗時間，手續特別繁瑣。
中國青年報：即使是很耗費時間，也總有解決的一天，這又如何解釋呢？
楊誠：所謂夜長夢多吧。耗費的時間過長，就很可能發生變數。
中國青年報：如果讓您解答一下中國貪官外逃加拿大的原因，您的看法是什麼？
楊誠：我認爲很重要的原因是中國國內的原因。這幫人如何能夠攜帶大量贓款外逃？如果他們逃不走，就不會出現這樣的問題。或是人逃了，贓款帶不走，他們在加拿大也是無法生存的。因爲他們要聘律師，還得將官司長期打下去，好延長在加拿大的時間。他們被放出來後，軟禁或進行保釋，都需要大量的金錢作爲後盾。拿保釋來說，每個月得花八萬到十萬加幣聘請保安公司監管他們。所以，我認爲第一個原因是出自國內，這是最關鍵的。
第二個原因來自加拿大。加拿大在處理外國逃犯事務的法律制度上是有問題的。雖然加拿大政府在處理這些人的立場上很堅定，但效率不高。這在客觀上導致罪犯在加拿大至少可滯留3年到5年。
第三個原因是由於中加之間的法律制度差異太大，以至於雙方的司法人員和辦案人員對對方的制度缺乏信心。中方不少人以爲加拿大故意拖延時間，想讓對方難堪，而加拿大方面又對中國的制度琢磨不透，因爲講的話、辦的事不是在同一個話語體系下的。
中國青年報：難道雙方的司法界沒有交流？
楊誠：交流是有的。我在加拿大十幾年，促成的中加雙方交流的人就不下幾萬人。但隨着交流的深入，問題也隨之暴露出來，這主要是根本理念之間的差異。中國人認爲，貪官判死刑是理所當然、天經地義的；而加拿大人認爲，對非暴力犯罪處以死刑，簡直是天方夜潭。除此之外，意識形態、政治制度、文化傳統的差異等等，都有關係。
如果是歐美等國家與加拿大發生這種情況，就不會出現如此大的差異了。同時，對於加拿大政府來說，長時間的打官司，對人力、物力的耗費非常大，對他們也形成了不小的負擔。而且，出於對贓款免於被凍結的考慮，贓款在加拿大本國的消費並非大頭，而是被貪官們轉移到“安全”並方便他們使用的地方，如東南亞國家。這些錢會由那邊的人利用捐款等各種名目，轉移到貪官手上。
中國青年報：這些錢是怎樣轉移到國際地下錢莊的呢？這是否意味着國內的金融監管系統存在漏洞？對於涉案人員出入境，是否應加強管理？
楊誠：現在國內對於人員出入境已經放開了，不那麼管人了，這是進步。但是，錢是如何被弄走的，國內卻着實不太清楚。國家早已明文規定打擊地下錢莊，公安部也曾專項打擊，但他們仍然很猖獗。
像高山這樣一個分理處主任，竟然在一夜之間捲走10來個億，並且在他潛逃之後才被發現，我認爲這暴露了金融系統千瘡百孔的狀況。大批的外逃分子將鉅額資金轉移走，這在世界各國都是很少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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