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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光倒回30年，張鳴尚在東北讀書。一位學長寫了大字報，諷刺學校的鞋匠。鞋匠50多歲還單身，雖然整天任勞任怨地爲老師學生們補鞋，但形象卻十分糟糕，一隻眼，瘸腿，女學生一般要兩人以上結伴去，纔敢面對他。爲了對比強烈，學長還特意嘲諷了鞋匠的花：這麼醜陋的一個人竟然在窗臺上養了幾盆花，可氣的是花兒竟都開放得十分鮮豔、旺盛，這無疑使鞋匠被襯托得更加醜陋。張鳴替鞋匠抱不平，在飯堂裏貼出一份大字報，尊重勞動者的正義，絲絲入扣的邏輯，妙語連珠的文采，竟然出自一個工科小子之手，讓一干學文科的人痛心疾首、顏面頓失。再後來，張鳴也轉向文科，研究歷史。
張鳴看歷史，總跟別人不一樣——讀完《歷史的壞脾氣》一書，許多人都會贊同印在封面上的這句話。一本歷史隨筆，上市一個月就賣出三萬多冊。過去許多史家談及正面人物往往聖賢化，談及負面人物，往往妖魔化。這幾乎成爲一種定式，而張鳴力求把歷史人物還原爲普通人，然後根據史實評論其功過是非。他介紹段祺瑞也有當官不置私產，比較清廉的一面；說到吳佩孚，沒忘了他的“五不主義”(不進租界，不借外債等)，而且着重談了他對“五四”學生運動的聲援。有人評論說，在張鳴筆下，也寫這些人的負面之處，但這些人看着都像活人。
2006年9月，張鳴開始寫博客。一個月後，《曾經有過的高教大躍進》點擊率超過10萬。這篇文章，是在研究了當年的《人民日報》和新華社《內部參考》後寫下的：
1958年夏天，在中國土地上，突然之間冒出了數不清的大學，僅僅比後來的土高爐少一點。……那時候甚至連正規大學的科研成果，都跟土大學非常相似，多快好省，既攀高峯，又放衛星，有多大膽，就有多大產。某大學幾個月內，編出各種教材與專著作95部，其中《水工概論》、《農田水利工程》、《水利工程測量》、《工程水文學》、《水工量測及模型試驗》是10天工夫就寫出來的。最了不起要屬某大學物理系，人家成立了一個攻關小組，要在短時間內破除“舊”的物理體系，把從牛頓到愛因斯坦的所有定理、公式一掃而光，在幾周內“建立世界一流的具有武大獨特風格的新物理體系”。
當年的某大學在大躍進過後，檢討自己的躍進的時候說，“在這種戰線長、任務重、指標高、要求急的情況下，只得採取一壓(批評、加壓力)、二抄(寫論文時東抄西抄)、三擠(擠數字)的辦法”。
正如網友亦忱所預料的，兩天之後的3月16日,張鳴接到學院常務副院長的電話，正式通知他，在剛剛召開的院長辦公會上，他已被多數意見撤去政治學系主任一職，沒有說明任何理由。
此前一天，人大國關學院網頁上，出現了署名院長的給全院師生的公開信：“堅決反對張鳴教授這種處理問題的方式，也堅決反對在媒體上‘打亂仗’的做法。”
3月17日，國關學院網頁上出現致全院師生的第二封公開信。稱“張鳴教授一再在多家媒體上說國際關係學院要逼走他，這完全是沒有任何事實根據的謊言。他到處說自己是一個受害者，實際上由於他在網絡和媒體上發表的言論和許多不明真相的網友的跟帖，學校和國際關係學院以及不少無辜的老師才成了最大的受害者，而張鳴教授纔是真正侵害別人的人。”但這封公開信後面，沒有任何署名。
第二天是週日，張鳴的研究生們，素來有周末到老師家開讀書會的傳統，平時一般有五六個人去，這一天竟然聚了二十多人。“有學生眼淚汪汪地對我說，希望我別離開學校。”
署名“同行”的網友，在張鳴的博客上留言：張鳴同志對學術受到行政嚴重干擾的問題，是講了實話的。任何一個有良心的學者，都應該正視現在學術界出現的類似問題。
張鳴注意到，《新京報》“直通兩會”欄目採訪了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許章潤。許教授說，現在大學的行政首長、學術領袖不是經過大學共同體自發產生的，而是經過自上而下的權力運作出現的。教授成爲完全被動的被管理者，這與現代大學精神，所謂的教授治校、教授通過選擇學校的管理者來治校是背道而馳的。科研經費的申請、劃撥方式完全是行政主導。教學內容的安排，學科體制的確定，教學體例的設定，甚至於研究生招生考試科目的確定，大學教授是沒有發言權的，甚至大學本身也是沒有發言權的。而中國高校普遍存在的問題之一，就是行政人員佔高校人數比例過大，行政人員遠遠多於教學科研人員，他們所佔有的資源遠遠高於教師。由於管理體制的行政化損害了大學的主體性，造成了中國大學及其教授們基於學術獨立、思想自由的學術創發能力的萎縮。
同一篇報道里，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全國人大代表、北京大學校長許智宏也承認，北大也存在行政化的情況，“要不斷的改吧，但是很多改變制約於整個國家體制。”
張鳴推了一下他那厚厚的酒瓶底般的眼鏡，說：“面對向錢看、重效益、善做秀的教育大躍進，我們無可奈何。唯一的希望是，給那些還有心讀書的學生和老師，留一張平靜的書桌，行嗎？”說這話時，他無奈的語氣，全然一副沒脾氣的樣子。而他過去的綽號是：黑李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