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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週來的每一天，對中國人民大學政治學系主任、博士生導師張鳴來說，都是緊張的“24小時”。
3月12日，張鳴在博客上發表《也許，我將被迫離開人民大學》一文，自述“自去年五月份以來，我和人大國際關係學院院長李景治先生之間，發生了一點在他看來非常嚴重的衝突”。他認爲，衝突的導火索，是在教授職稱評定會上，自己兩次不理院長先生的打斷，觸怒了對方。
隨後，張鳴接受了《新京報》記者的採訪，進一步指出，他曾於去年暑假，向某媒體記者證實了人大國關學院剋扣碩士、博士論文答辯費之事，從而被戴上了“搗亂者”的帽子。“李景治認爲我對他沒有起碼的敬畏之心。”張鳴說。
“說良心話，我跟李景治先生之間，沒有絲毫的個人恩怨。在去年職稱評定會之前，我和他有一些分歧，主要是在學科問題上，完全是學校內部的事務。但關於職稱評定以及之後的種種風波，已經超出了學校內部事務的範圍，具有很廣泛的公共性，實際上涉及了當前的學術評審，涉及教育的行政化、官僚化的問題。
“去年稱評定前夕，評委的名單公佈之後，我問院長：爲什麼職稱評定的評委要由院長辦公會，也就是院長來定？爲什麼不由學術委員會討論？院長回答說：因爲職稱評定，不僅僅是個學術問題，連學術委員會，也是院長辦公會決定的。”
此次職稱評定，張鳴力挺蕭延中先生，因爲“他夠格”。早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蕭關於毛澤東思想的研究就蜚聲海內外，而那時大多數評委，包括李景治和張鳴，都還沒有著作。近年來，蕭又在中國政治思想史、毛澤東政治思想研究等方面發表論文18篇，並參與了多部書籍的編撰工作。“但院長認爲，唯一的名額只能給科社的人，因爲在學科歸屬上，他是科社專業的。”張鳴說。
“從這個事件中，我們看出，一場所謂的學術評審，從一開始，就跟學術沒有多少關係，行政權力，在其中起着絕對的操控作用。”張鳴忿忿地問：“我們的大學，現在還是一個學術場所嗎？”
“從大的方面講，大學分爲廳局級大學，副部級大學，博士點，碩士點，一級學科、重點學科的評審，沒完沒了的評估檢查。所有的學術評審，評委的選擇，只看官階，不看學術地位，官大學問大；從小的方面看，一個學校分校、院、系三級，層層上級任命，多數大學裏，教師連選個沒有實權的系主任的權力都沒有。學院的學術委員會，是由院長決定的，即便如此，這個委員會一般也沒有事做，三年能開兩次會就不錯了。學院的所有事情，都由院長副院長決定，院長還私下將自己的弟子聘成院長助理。所有的會議，都是院長先講，然後副院長講，然後助理講。教師，即使你是大牌，也一點說話的權力都沒有。新生入學典禮，臺上坐的是以院長爲中心的領導班子，從來不想着把自己所謂名牌的教授展示一下。這樣的大學，跟官場有區別嗎？院系是大學教學研究的基本細胞，如果連細胞都行政化官僚化到了如此田地，那麼大學的衙門化程度已經深入骨髓。
“學術評審，如果只按長官意志，那麼正常的學術激勵就完全權術運作，如果觸動了一點這種行政學術的禁忌，就會遭到嚴厲懲處。這樣下去，我不知道外界對我們的學術，還有沒有起碼的信任？”
一位名叫“亦忱”的網友，自稱只是“張鳴寫的那些膾炙人口的歷史隨筆的忠實讀者”。他認爲，張鳴事件可謂“逆淘汰”的註腳。他認爲：“在當代中國，無論在官場、企業或是在學術機構，都廣泛存在着‘上級皇帝化，下級奴才化’的現象，張鳴不知天高地厚，要公開地挑戰自己的頂頭上司，不合時宜地去打破這種人人都司空見慣、普遍接受的現象。實在是犯了在中國爲人處世的大忌。”他由此推斷張鳴必然“前途不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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