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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還是民生更重要
CNN記者吉米報道了那麼多次“兩會”，而他覺得“最有意思的經歷”，還是在朱鎔基總理的記者招待會上“有幸提過兩個問題”。他都記不起具體的問題了，但他記得，在那之後，走在北京街頭，“有不認識的中國人跟我打招呼”，還說他提的問題“很好”。
今年的“兩會”中，法國《世界報》記者BrunoPhilip的提問，同樣引起了挺大的反響。他問溫家寶總理是不是“中國在未來的一百年都不需要民主”，甚至被認爲是“挑釁”。
BrunoPhilip告訴本報記者，他還準備了一個關於中國對私有財產保護的問題。而他最後選擇提問民主的問題，是因爲他覺得“這個問題應該會有更多人關心”。而對於溫總理的回答，他覺得“很直接”。
1991年6月，七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時任國務院總理的李鵬第一次召開總理記者招待會，而從1993年的“兩會”開始，總理記者招待會成爲慣例。
而如果說歷次的總理記者招待會有一個持久的變化，那麼，像BrunoPhilip提出的關於政治的問題，則越來越少了，取而代之的是關於經濟和民生的問題。
有這樣的統計，李鵬在“兩會”記者招待會上共回答了124個問題，經濟問題僅佔16%，這一比例在朱鎔基任期內提高到28%，而今年溫總理記者招待會的11個問題中，關於經濟民生的問題佔了5個。
美國《紐約時報》關於中國“兩會”的三篇報道中，除一篇報道“兩會”開幕外，另兩篇報道都是關於物權法。在《紐約時報》的記者看來，物權法是“中國國家發展的一個標誌性事件”。
報道重心從政治新聞轉向的，不僅是《紐約時報》。實際上，今年外國媒體對中國“兩會”的報道，最集中的話題除了“物權法”，就是“政府工作報告強調社會公平”、以及“企業所得稅法”。
CNN記者吉米說，“但是比起免費教育、醫療保障、貧富差距，民主並不能算是普通中國老百姓目前最迫切需要的東西。”
讀懂中國有賴雙方溝通
BrunoPhilip的提問由溫家寶總理”兩會”前在《人民日報》發表的文章而起，此問題引發了“西方記者沒讀懂中國”的評價。不過也有位境外記者評論說，他自己對溫總理文章的理解，和Philip“恰恰相反”。
他尤其提到溫總理在記者招待會上引用的兩句詩：“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去問開花的大地，去問解凍的河流”，一句古詩，一句現代詩，“很值得體味”。
“外國媒體對中國的報道，無論是從數量上，還是質量上，其實都比以前好了。”吉米這麼覺得，“而另一方面，外國記者讀懂中國，也有賴於雙方自由的溝通，無論是官員還是百姓，溝通了，理解才能加深。”
更多的外國記者開始用中文，在總理、外交部長、財政部長的記者招待會上發問。“用外語不能真正地深入中國社會。”日本共同社記者齋藤真說。
而從1995年就開始報道中國“兩會”的一位外國記者也說：“很多外國媒體駐中國的記者，都在中國生活了很多年了，很多外國記者的另一半也都是兩岸三地的中國人，我們學了十幾年的普通話。”
他們還想問什麼
當被問及自己最想在“兩會”期間採訪誰，問什麼問題時，幾位外國記者們給出了各種答案：
CNN記者吉米最想問溫家寶總理，“將如何說服世界，中國的崛起不會導致一個傲慢的、侵略性的超級大國？”
而路透社記者林洸耀則想提問胡錦濤主席，“五年、十年之後，您希望中國會是什麼樣子？”
而日本共同社的記者齋藤真更願意向李長春請教對中國新聞的展望，還想向曾慶紅打聽他下一步工作的計劃。在齋藤真看來，這些問題“比中日關係中的所有話題都重要得多”。
至於法國《世界報》記者BrunoPhilip，他還想問溫家寶總理一個問題：如何保證中央的各項決策都能在地方得到有效的貫徹執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