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工作上要當一把劍，爲科學發展保駕護航；對待人民羣衆我願意做一頭牛，爲他們耕田種地；對環保系統的這些環保工作者，我願意做一把傘，爲他們擋風遮雨。周生賢如是說。
周生賢出身平民，從寧夏大羅山腳下的一位中學老師，一路走到正部級崗位。
《小康》記者，遠赴千里之外的西海固，並專訪了周生賢，探尋他從中學老師到國家環保總局局長之間的歷程。
從大羅山出發
同心縣，位於寧夏自治區中部，地處六盤山系北麓。1936年紅軍長征到同心，在這兒實現了紅軍三大主力的會師。周生賢就出生在同心縣東部的韋州古鎮舊莊村。
周家一共7個孩子，兩男五女，周生賢是長子，排行老三。周家原住在百餘公里外的金積鎮，因生活貧困解放前逃荒到韋州鎮。甚至到周生賢出生的時候，還沒有自己家的房子。
周的小學同學彭海強對《小康》說“小時候周生賢學習非常好，經常考第一，而且作文寫得好。”“一些學習不好的學生爲了交作文，會拿白饅頭來，求周生賢替他們寫。”另一位同學回憶道。
韋州鎮回民佔90%以上，所以那兒的小學都是阿拉伯語學校。小學六年周生賢學的都是阿拉伯語，到現在周仍能說一口流利的阿拉伯語(出訪摩洛哥時，周純熟的阿拉伯語，讓摩方和隨行人員都很驚訝)。
公社“挖”走老師
1965年9月周生賢考入寧夏回族自治區吳忠師範學校。1968年，師範畢業的周生賢回鄉務農，一年後作了韋州中學的老師。如果不出意外，週會在教師崗位上一直做下去。
78歲的老人楊兆岐，時任公社書記，向《小康》講述了周生賢被發現的經過。當時楊看到一份韋州中學的工作總結報告，發現這篇文章寫得非常好。於是就調查是誰寫的，調查發現是周生賢(此時周還常在《吳忠日報》、《寧夏日報》發文章)，於是公社決定把這個人“挖”過來。“但是工作了幾個月，我們發現，周生賢不僅文章寫得好，工作能力還特別強，工作方法有一套，能解決基層問題。於是沒半年又提了公社副主任。”
兩年後，周從副主任的位置調任下馬關公社黨委書記。公社距毛烏素沙地南緣只有幾十公里。上任後，周就承擔了國家林業部的“防風固沙樣板林”項目。
“當時我們搞了154條林帶，1000多公里。中間是楊樹和柳樹兩行，這叫‘楊柳沖天起’，兩旁是沙柳，‘沙柳補空隙’，下面植草，‘雜草苜蓿拔地起’。”周生賢對《小康》談起當年的植樹工作，依然興奮。
憑藉自己的鑽研以及同仁們的共同實踐，樣板林取得了成功，成了西北地區的樣板。周還被林業部安排在人民大會堂介紹了經驗。“當時的林業部長羅玉川，接見了我，跟我照了一張相，激勵了我前半生，但是我當時絕沒有想到我會成爲羅玉川的接班人，這個我沒敢想。”
口碑的力量
回顧周生賢在寧夏走過的路，楊兆岐老人給《小康》總結道：“周生賢在韋州是文章好，工作方法好，能解決基層問題；在下馬關是林業搞得好；在西吉是民族工作做得好。”
當記者問到“爲什麼老百姓跟周生賢有這麼深的交情？”楊兆岐說：“那是他爲老百姓做了很多實事。”
1995年春夏大旱襲擊了西海固地區，當地建設“集雨節灌”工程，時任自治區副主席的周生賢將工作思路概括成簡短易記的口訣，“深掏井，多打窖，節水灌，九字傳，千古鑑”，“修梯田、打井窖、鋪地膜，九字不忘，脫貧有望”。採訪中《小康》記者發現直到現在還有不少人記得這口訣。
離開西吉縣的時候，周生賢怕影響羣衆，決定早晨五點鐘離開，而那時天還不亮。可是剛剛四點多，周就被外面的聲音吵醒了。起來一看發現院子外面已經是擠滿了人，街上也擠滿了人，老百姓手裏舉着自己做的標語，有歡送周的，也有挽留的。
同樣的場面也發生在同心縣。1984年周生賢考上了中央黨校的研究生，離開同心去上學時，路也是被老百姓圍得水泄不通。
1999年，原本傳聞要到西藏任職的周生賢被一紙調令，調到了北京。此前，組織部門已找過時任寧夏常務副主席的周生賢，周隨後也做好了赴西藏的準備。時隔不久，西吉縣忽然發生大規模械鬥事件，作過西吉縣委書記的周被派往一線去解決問題。在上級的指導下，憑藉多年的羣衆基礎和威信，以及對複雜問題的把握，周生賢很快制止了械鬥，平息了事態，隨後被調到北京。
寧夏一位官員回憶說“周生賢走的時候，場面很感人。好幾千老百姓開着手扶拖拉機啊，農用三輪車啊，早早就趕到機場去等着送周主席去了。”羣衆到了，說明了情況，擠進了機場，最後把飛機圍得水泄不通，飛機也因此晚點40多分鐘。
2003年7月的一天上午，位於和平里東街的國家林業局門前人頭攢動，80多位頭戴白色小帽的回族同胞圍聚在大門前，用當地語言與林業局傳達室的同志說着什麼，每個人的臉上都洋溢着激動和興奮之情。他們乘汽車再轉火車從寧夏千里迢迢來到這裏只爲看一個令他們驕傲的家鄉人——在國家林業局任局長的周生賢。周生賢當時正在開會，一聽說這個情況，也很激動，他立即接待了這些也是他日思夜想的家鄉人。家鄉人還是那麼樸實，並沒有因爲他進京做了官就這事那事的求他來了，什麼事也沒有，就一個目的，看他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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