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誠黨的創新理論的楷模方永剛
方永剛教授精幹敏捷，大嗓門，儘管身患重症，依然激情四射。甫一接觸，記者便被他昂揚之氣所吸引：他生命力爲何如此蓬勃堅強？
“我是黨的創新理論與實踐的直接受益者，我對黨有着發自內心的深厚感情”
——方永剛
直到現在，方永剛的夢境，還會出現兒時的貧困時光。
1963年4月22日，方永剛出生在遼寧省朝陽市建平縣蘿蔔溝鄉水泉村。那地方水土流失嚴重，土地貧瘠，十年九旱。他記事時正趕上“文革”，父親要陪地主挨批鬥，又要下地勞動，一個勞動日工值7分錢，加之兄弟姐妹七個，人多糧少。方永剛的母親做飯時愁得直哭：咋才能讓孩子吃飽啊！
1976年粉碎“四人幫”，1977年恢復高考，激發了方永剛通過考大學改變自己命運的雄心壯志，開始發奮讀書。當時家裏沒有電，全家只有一盞油燈，母親做飯、縫針線要用，方永剛只有充分利用白天在校時間抓緊學習。兩年高中讀得十分辛苦，家裏困難，他只好和一個同學合夥買菜吃，兩個人一個月只有4元菜金，買不起菜就用醬油將就。饒是如此，他一天要學習14個小時，硬是以優異的成績考上覆旦大學歷史系。
到上海報到那天，父親送方永剛去火車站，路上不斷地叮囑：“這輩子不要忘了鄧小平。”提起這事，方永剛說：“鄧小平同志逝世時，我哭了一個禮拜。因爲他給我指出了通向未來的光明大道，我是帶着感激的心情在哭。”
在大學裏，他平生第一次看到那麼多的書籍，感覺自己掉進了知識的海洋。學校給他救濟被，給他救濟錢，給他甲等助學金，每個月23.5元，使他安心讀書。這一切讓方永剛極其感激，把時間精力盡情用在學習上。
方永剛大學畢業旋即入伍，成爲海軍大連政治學院的一名政治理論教員。父親拿着他參軍的喜報給全村展示，逢人便說:這個時代太好了，現在的這個路線是真正的好路線，如果現在再過不好生活，不怨黨不怨國家，只能怨自己。後來方永剛家裏有好幾個人入了黨，還出了好幾個大學生。他老父親到去世都感謝這個社會。
由此，人們不難理解方永剛這句話:“我是黨的創新理論與實踐的直接受益者，我對黨有着發自內心的深厚感情”。
記者在他的部分藏書中，看到一本1983年出版的《鄧小平文選》，書已破損，封面中間手指抓握的地方已快磨穿，泛黃的紙張上寫滿心得。而今20多年過去，方永剛一直珍藏着這本文選。
1983年版的《鄧小平文選》早已被方永剛翻破。
書中隨處可見方永剛的批註與體會。
一書本，浸透方永剛對黨的創新理論濃濃的情感!
方永剛把自己忠誠黨的創新理論的心路歷程，歸納爲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在感恩中跟進；第二個階段是在知責中奮進；第三個階段是在快樂中奔跑。他說：“如果用一句話來概括我的心路歷程，就是10個字：與時代同步，與真理同行。”
方永剛幾乎是以奔跑的速度追趕黨的理論創新的步伐。能在最快的時間裏講解黨的創新理論，他都會特別興奮，心情也特別舒暢，講起課來就更加得心應手。
20多年了,他對黨的每一次重要會議、中央領導的每一次重要講話，都及時學習和研究，儘快理解和掌握。
20多年了,只要有新的理論書籍出版，他都以最短的時間買到手，以最快的速度消化和吸收。
近10年，他堅持天天看報、上網、看電視新聞，及時瞭解國際國內時事變化和理論動態。
2003年7月底一個凌晨1點多，正在網上查詢資料的方永剛突然發現，胡總書記在全國防治非典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提出了“全面”發展、“持續”發展、“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等重要觀點。這個發現令他興奮不已，隨即抓起電話向教研室徐明善主任彙報，準備第二天就把這個新思想帶進課堂。談話聲驚醒了熟睡的妻子：“又沒有打仗，深更半夜的有啥重要事要說？”而方永剛越說越帶勁，直到徐主任答應爲止。第二天，科學發展觀的內容成了學員們一道豐盛的“精神大餐”。
這樣的事，在方永剛教學生涯中不勝枚舉。他時刻關注着理論的前沿動態，每次黨中央重大政策出臺，方永剛總是率先將其充實到自己的講稿中。
方永剛說，讓學員在第一時間學習掌握黨的最新理論，是政治理論教員義不容辭的責任！到大連艦院政治系21年，方永剛講課的門類是最多的，從最先的黨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鄧小平理論，到現在的政治學，共有10多個門類，連年獲評A級。最近5年，方永剛在完成本職工作的同時，還高質量攻克7項國家和軍隊重點課題，主編16部理論專著，發表100多篇學術論文，演講數百次。
做這麼多工作，激情從哪兒來？方永剛說：我是馬克思主義、共產黨的堅定信仰者。宣講我黨的創新理論，哪怕是五分鐘的課我也充滿激情。激情從哪兒來？激情從熱愛中來，從使命責任的感悟中來。
“每個人來到這個世界上，都有推託不掉的使命，我的使命就是講好每一堂課”
——方永剛
復旦校友劉季平至今還記得方永剛苦讀的情景：“當時我們住的6號樓，寢室裏每天晚上10：30準時熄燈，走廊上的照明燈徹夜不滅。每晚熄燈後，總能看到他捧着書本，就着走廊上昏暗的日光燈夜讀。”
大學時代，方永剛認真通讀了馬恩四卷、列寧四卷、毛澤東四卷。他喜歡從理論高度思考中國命運的問題，把主攻方向放到中國近現代思想史。他窮根追底:洋務運動試圖從物質、產業方面改變中國的命運，沒有成功；戊戌變法、辛亥革命試圖從制度方面改變中國的命運，也沒有成功;辛亥革命以後，特別是馬克思主義傳入以後，我們從思想理論層面、文化層面認清了中國，找到了改變中國命運的答案，這是爲什麼？
方永剛是個至孝之人。2007年2月，解放軍210醫院幹部病房裏，躺在病牀上的方永剛含淚對記者說：“如果說我這輩子有遺憾，最大的遺憾就是沒有學醫，如果學了醫，我就可能延長父母的生命。”本科畢業時，本來準備考研的方永剛，走進考場，在自己的卷子上寫上名字後，又走了出來——他不能爲了自己的發展而不顧父母的辛勞。工作以後，他把第一個月的工資原封不動寄到家裏。他父親整整一個星期沒有去取，而是拿着匯款單給鄉親們看了又看。方永剛是他家唯一的大學生，承載着父母的希望，肩負着家族甚至老家村、鄉的重託。
他與妻子迴天燕談戀愛時坦白相告：“你嫁給我要有吃苦的準備，要準備和我的父母一起生活，要準備我的兄弟姐妹無數次地到咱們家裏來，不僅要給錢物，還要住在家裏。”
1995年，對於至孝的方永剛來說，是一個“檻”——“國”與“家”的選擇。其時他母親剛剛去世，父親來到他這裏，又有重病；他的兄弟姐妹在農村老家，生活困難，有的哥哥還沒娶上媳婦，都需要他幫助。方永剛無奈之下，提出轉業。當時學院徐莉莉院長問他：“你爲什麼要轉業？”他說:“我非常喜歡部隊，非常喜歡我的事業，但是我現在可能要被經濟壓垮了！我的家人爲我付出了太多，10年了，我沒有給他們多少回報……”方永剛想以他的智慧和學識，投身商海，賺錢爲家人解憂。
方永剛十分矛盾，他說：“大學畢業以後，中國社會正處於逐漸從計劃經濟走向市場經濟的時期。可以說，經濟的問題，對我產生了極大的衝擊。但同時，另一個重大問題的出現，也促使我冷靜地思考自己的職業。”
方永剛所說的“另一個重大問題”，指的是東歐劇變、蘇聯解體，國際共運陷入低潮。有的人迷茫：中國能不能在西方和平演變和新的世界格局中屹立不倒，中國人民能不能將改革開放的偉大事業繼續向前推進……一系列關乎國家前途命運的重大理論和現實問題，歷史地擺在了廣大政治理論工作者面前。
方永剛明白，蘇東劇變，根本原因是精神支柱動搖。而黨的理論是我們整個民族、國家和軍隊的指導思想、靈魂和精神支柱，作爲黨的理論工作者，怎能只顧家族的利益，不去宣傳、捍衛黨的理論!強烈的使命感，使方永剛在“大家”與“小家”之間毅然選擇了前者。
他對組織說：“我還要我這張辦公桌，我就屬於這張辦公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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