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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爲他，中國的小麥產量猛增150億斤，本刊專訪2006年度國家最高科技獎得主
李振聲，不願做科學界的英雄
2007年2月27日，隨着國家最高科技獎得主的揭曉，李振聲先生原本平靜的科研生活被打亂了。一撥又一撥媒體費盡九牛二虎之力想要與李老近距離接觸，卻被生性低調的他一一拒之門外。
但轉過身，他卻一再叮囑助手，與研究所學生的座談一定要儘快落實，他想和學生們多多接觸，儘可能地將自己50餘年的研究成果拿出來與他們分享。李老也並不是絕對的“鐵面無情”，在記者多番懇請下，他終於答應在第二天的座談前給記者留出一些時間。
50萬元捐款風波
3月6日，北京學院南路一棟普通的高層民宅裏，記者敲開了李振聲的家門。眼前的李振聲頭髮花白、一臉慈祥，低沉的嗓音露出疲憊。簡單寒暄後，李振聲習慣性地坐到電腦前，而我們的話題，自然由這次獲獎開始。
按照慣例，國家最高科技獎獲獎者能拿到國家授予的500萬元獎金，其中50萬元屬個人所得，其他部分爲科研經費。於是，每年都會有許多人帶着無比豔羨的眼光，想要看看這些科技精英們怎樣支配這筆“鉅額財富”。今年，就在獲獎的當天，李振聲便公開表示，“榮譽歸於集體，這次獎金也應歸於集體。所以，我已和單位說好了，將這次獎金全部捐給單位，作爲學生的‘助學基金’，對經濟困難的學生助一臂之力。”此言一出，激起千層浪。
贊成者將李振聲視爲偶像，而反對者卻說，李振聲的這一舉動，會擡高人們對獲獎者的期望值和人格標準，使今後獲獎者在獎金處理上陷於兩難境地。甚至有人公開質疑，認爲李振聲純粹是爲了出風頭。
“我覺得這樣的討論真的很沒有必要！每個人的情況都是不一樣的！”
躲不開耳邊的紛擾，李振聲一臉無奈。他怎麼都想不到，這樣一個在自己看來再正常不過的舉動，竟會引來爭議。“事實上，攢點錢也不容易，要是自己經濟拮据，我也絕對不會捐。而我每個月工資有1萬多元，老伴是研究員，也有3000多元的月薪，除去日常的開銷，不需要花什麼錢。如果這筆錢真的能爲學生們做點什麼，身爲老師，我真的很高興！”
比起很多人，窮孩子出生的李振聲對那些貧困生，更多了一份感同身受。
一次考試改變一生
1931年2月25日，李振聲出生在山東淄博市周村區北的一個農民家庭，父母靠耕田勞作養活四個兒女，日子的艱難可想而知。但父母深知，只有讀書纔有出路。於是，從私塾到學堂，李振聲靠着親戚的資助一直讀到了高中二年級，一心向往日後當上小學教員。
或許是命運眷顧，李振聲偶然在街上看到山東農學院的一個招生廣告——免費食宿。“既能上學還有飯吃？這是我小時候從沒想過的。”
於是，抱着試一試的心態，李振聲報考了山東農學院。他沒想到，這一考，考出了全村第一個大學生，也改變了自己的一生。
讓他萌生從事小麥育種研究念頭的，卻是一次假期。那時候在北方農村，很多人都有一個盼望，那就是天天都能吃上白麪。當時，人們的主食主要是玉米、大豆等，相比之下，小麥單產低，容易遭受乾旱和病蟲害。在李振聲的老家，鄉親們一直沿用當地的老品種進行耕作，往往忙活一年，收成也不理想。於是李振聲帶回了學院農場培育的幾個優良品種，並拿自家的田地做試驗。最初，鄉親們很懷疑，可到了6月，眼瞅着李振聲家田裏的麥穗沉甸甸，他們再也坐不住了，紛紛登門來換種。
打那以後，李振聲每次回家都會帶上新的麥種，返校時再包一些家鄉的土壤回去研究。幾十年過去了，淄博乃至全國的很多地方都種上了他參與研究的麥種。
攻克“小麥癌症”
1951年，李振聲大學畢業，被分配到中國科學院北京遺傳選種實驗館工作，從事種植牧草改良土壤的研究。5年後，爲了響應國家支援大西北的號召，李振聲放棄了北京優越的工作條件，來到西部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小鎮——陝西楊陵，中國科學院西北農業生物研究所。那一年，他25歲。
李振聲到達楊陵那年，我國爆發了歷史上最嚴重的小麥條鏽病。麥田裏一片黃，葉片上全是鏽粉一樣的東西。李振聲和同事們到田裏巡查，轉一圈出來，藍褲子竟變成了黃褲子。
條鏽病有“小麥癌症”之稱，是公認的世界性難題。它的傳染性極強，一旦發生將大面流行，導致小麥減產20%-50%，甚至絕收。那時，因病減產的小麥數量達100多億斤，約佔全國糧食總產量的二十分之一。
看着許多農民對着染病的麥苗失聲慟哭，李振聲心裏特別不是滋味，他下決心：必須要和病菌賽跑！
在北京時，李振聲曾經收集種植過800多種牧草，這一次竟派上了用場。“小麥有5000年的歷史，一直是人工栽培，抗病能力弱。而牧草則是在自然環境下生存繁衍，自身有很強的適應能力和抗體基因，對條鏽病有很好的抗性。如果把它的抗病能力轉移到小麥上，不就能大大提高小麥的抗病性嗎！”李振聲提出了自己大膽的設想，但說起來簡單，做起來就沒那麼容易了。
“小麥和牧草是遠緣，讓小麥的後代獲得牧草的抗病基因，難度非常大。”爲了得到最優質的小麥品種，李振聲要從成千上萬株小麥中挑選出一株最好的進行繁育。雜交，篩選，再雜交，再篩選……一晃8年過去了，他所期待的小麥優良品種還是沒有培育出來。
那段日子，我的壓力最大。非議接踵而來，李振聲甚至受到“研究工作脫離實際”的責難和批評。即便如此，他還是選擇了堅持。
1964年，機遇終於出現。就在小麥收穫期到來前，接連不斷地下了40多天雨。等到天氣突然暴晴時，一天之內，幾乎所有的小麥全部乾枯了。在1000多份雜交品種中，除了長穗偃麥草以外，只有一個品種還保持着金黃顏色——“小偃55”(小麥和牧草的雜交品種)，在陽光的照耀下，它舒展着葉片，一片耀眼的金黃。
眼前的景象讓李振聲興奮起來，多年的苦功終於見到了成效！帶着“小偃55”，李振聲和同事們投入了新的研究。幾年後，它的雜交成果“小偃6號”誕生，憑藉其抗病性強、產量高、品質好的特質，在黃淮流域冬麥區廣泛種植。一時間，陝西農村裏流傳開了一句民謠：要吃麪，種小偃。李振聲自己也笑言：“我們今天能吃到發麪饅頭和麪包，應該謝謝大自然，更要謝謝給小麥提供優良基因的小草。”
到目前爲止，“小偃6號”系列及其衍生品種多達50多個，在全國累計推廣3億畝以上，增產超過150億斤。
“我請求不參加評選”
從1956年到1987年，這31年中李振聲一直在地方做農業科研，從未離開土地。與土地的親密接觸，爲他的科研報告提供了豐富的第一手資料。
1985至1987年我國糧食生產出現了3年徘徊不前，而人口總量卻增加了5000多萬，糧食供給會不會出現危機？李振聲接受政府指派，帶領中科院的農業專家，進行了爲期3個月的實地調研，得出的結果令人欣喜。
“我們預測，如果我國糧食要增加1000億斤的話，黃淮海地區有500億斤的潛力。”李振聲隨手拿起桌上的筆，在一張白紙上比劃。而事實是，6年後，當我國糧食從8000億斤增長到9000億斤的時候，黃淮海地區的增長數達到504.8億斤，與原來的預測十分吻合。
數據的精確讓人讚歎不已。於是，在1991年-1994年我國糧食生產的又一次徘徊局面出現時，李振聲再次被委以重任。1995年，他寫了題爲《我國農業生產的問題、潛力與對策》的報告。報告指出，我國具有新增1000億斤糧食的潛力，總量將由9000億斤增長到1萬億斤，並提出了相應的對策和實現目標的建議。
然而，就在李振聲提出這份報告的同時，一本由美國人萊斯特·布朗撰寫的暢銷書《誰來養活中國》出版，引起了很大轟動。
3年後，雖然我國糧食總產量如李振聲所料，達到1.02萬億斤的預計目標，但此後卻破天荒地連續5年減產。李振聲自覺肩上的壓力特別大，作爲農業科學家，他說，中國人必須證明：我們有能力養活自己！
經過科學分析，李振聲發現，我國糧食減產，70%以上的因素是糧食播種面積的減少，不到30%的因素是糧食單產的下降，即政策因素起了主導作用，因此他提出爭取3年實現糧食恢復性增長的建議。
李振聲的這一建議，引起了廣泛關注，中央及時採取了有利的支農措施。到2006年，糧食總產量已經連續3年實現恢復性增長，達到9949億斤。
在2005年4月召開的博鰲論壇上，李振聲以大量的數據分析和中國糧食生產的發展軌跡爲依據，發表了題爲《誰來養活中國？自己養活自己》的演講，對萊斯特·布朗的觀點做出有力迴應，向世界表明了中國的立場。
算上今年的國家最高科技獎，李振聲已經先後獲得了六項國家科技大獎。在旁人看來，這可能是難以企及的榮譽，但帶給李振聲，除了欣慰，還多了一絲隱隱的不安。
“聽說您曾經主動請求不參加此次評選？”
沉思片刻，李振聲打開了自己的郵箱，將一封寫於2005年12月23日凌晨的郵件打開，信是寫給中科院遺傳發育所科技處處長的，其中有這樣一段話：
“一想到‘國家最高獎’，我就感到自己還有較大的差距，心中有些不安；如果是接連受獎就會更爲不安，並且會變成一種心理壓力。爲此，輾轉反側，難以入睡……如有可能，我請求從候選人中去掉我的名字，不參加這次評選。”
“但您爲它付出了那麼多，得獎也算是對自己付出的一種肯定啊！”
李振聲擡起頭，淺笑道：“首屆國家最高科技獎得主吳文俊說過一句話，‘科學界需要一個沒有英雄的時代’，我非常贊同。如果說得獎是對我成績的一種肯定，那肯定一次、兩次也就足夠了。其實，表揚也好、不表揚也罷，我都會一樣用心地去工作。與其將一個人的表揚集中起來，不如多表揚另外一些人不是更好嗎？調動更多人的積極性！”
背景資料
國家最高科技獎
國家最高科技獎，是中國科技界的最高榮譽，每年得獎者不超過兩名。自2000年設立以來，以其權威性和高達500萬元人民幣的獎金引起海內外的極大關注。
至今，已有10位科學家獲此殊榮：吳文俊、袁隆平、王選、黃昆、金怡濂、劉東生、王永志、葉篤正、吳孟超和李振聲，而2004年該獎項出現首次空缺。
李振聲：中科院院士，現任中科院遺傳發育所研究員，植物細胞與染色體工程國家重點實驗室學術委員會主任。
曾擔任中科院副院長，中國科協副主席等職，是國家級有突出貢獻專家，先後獲全國科學大會獎、國家技術發明一等獎、陳嘉庚農業科學獎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