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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東西究竟是什麼呢？是帳本嗎？
資料性質及價值衆說紛紜
價值難辨
面對一千多張文物照片和一摞摞紙面發黃年代久遠的“資料”，記者一時無法判斷它們的性質。甚至不知道應該怎樣稱呼它們才準確，“文獻”，“文書”或者“檔案”？
初期出現在潘家園市場的是一批文物彩色照片，其後有成批量的黑白、彩色文物照片，並且大部分帶有底片。涉及文物種類有碑刻磚雕拓片、青銅器、陶器、瓷器等二十多個門類。其中最大的一個門類有照片500多張(部分有底片和文字說明)。其中不乏精品。
收藏者根據收購到的文物底片進行了沖洗試驗，發現得到的圖片非常精美，值得一說的是拍攝於上個世紀60至80年代的底片，之所以能夠判斷拍攝時間，是因爲這些底片是3×4釐米的黑白底片，經向攝影專家諮詢，得知這是一種非常老的底片，它們既不是135也不是120的相機拍攝的，而是一種蘇制老相機和底片，使用時間起碼在富士和柯達進入中國之前。沖洗出來的效果更是精美異常。
這讓搞老照片收藏的秦傑興奮異常，認爲這是他的“一次財富機遇”。國家博物館的文物圖片，尤其是國家一、二級文物的高清晰度照片和底片，私人通常是沒有機會獲得的。
但記者也注意到，那些有“牛皮紙口袋”裝着的文物照片和底片多數都註明是從某某雜誌刊物上翻拍的，其價值真有那麼大嗎？更重要的是，假如這些照片真是國家博物館的，那它們是幹什麼用的？
在秦傑處，記者看到一本裝訂成冊的“外覆文物帳目”尤其引人注目，這本以牛皮紙爲封面，以專用帳目裝訂針裝訂，封面上標明爲“三庫存”的“帳目”共有50張100個內頁，是紅色豎線和藍色橫線的專用記帳紙，列有總號、名稱、年代、入館年代、數量等項目，全部帳頁由藍黑鋼筆手抄。其中涉及毛澤東的物品下面，則用紅色鉛筆畫出紅線。
記者在上面看到這樣一則記載：總號：F435；名稱：毛澤東主席抄贈柳亞子‘沁園春詠雪’詩稿；年代：1945年；來源：重慶市博物館；入館年代：1960年12月；數量：1件。
在這本“外覆文物帳目”上，類似的記載比比皆是。一百多頁，記錄了一千多種文物入庫情況，涉及許多近代重要歷史人物和重大歷史事件。
記者查看了文物法實施細則、博物館藏品管理辦法等法律法規發現，其中對文物帳目的管理都有嚴格規定。記者根據“外覆文物帳目”中的“外復”二字推斷，懷疑可能是一本文物複製品的帳目。而按國家文物局頒佈的《博物館藏品管理辦法》第二十六條規定：“經常使用的一級藏品和容易損壞的藏品應予複製，作爲陳列、研究的代用品。複製品應加標誌，以免真僞混淆。複製品使用的材料、工藝程序、複製數量和複製時間等，均應作出詳細記錄歸入藏品檔案”。
那麼，這究竟是不是一本帳呢？
在秦傑處，記者還看到一份“口(字跡不清)博系統‘五·七’幹校人員登記表”，填表人爲史樹青。
史樹青是當代著名文物鑑定專家，中國歷史博物館的籌建人之一。現任中國國家博物館研究員，國家文物鑑定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中國收藏家協會會長。這份填寫於1970年的“登記表”上，填寫有史的年齡、家庭出身、籍貫、妻子、女兒的情況。據與史樹青相熟的歷史博物館前輩講，從表上所填內容看確爲真實，其中表中所填的史的妻子已經過世。
據秦傑說，這種登記表還有100張，涉及革命歷史博物館的幹部100人，已被另一個收藏家買走，但他不能將此人的電話提供給記者。記者在一箇舊書網上查到了這批登記表的拍賣情況。網頁顯示賣家爲崔喜順，聯繫地址是北京東大橋路8號尚都國際中心A座2308室，起拍於2007年2月19日19點51分，起拍價30元，最終在22日以215元成交。
同樣以照片呈現、不見實物的還有一份有關一名革命博物館幹部殺妻事件的調查和檔案，上面有博物館領導人的指示。此外，亦有文博界老前輩傅振倫、著名畫家陳大章的住房申請書和申請表等，上面比較詳細地列出兩人的家庭經濟生活狀況等個人隱私信息。
衆說紛紜
就這些資料的性質及價值，4月2日，記者採訪了國家博物館研究員孔祥星。現已退休的孔曾於1965年至2000年在國家博物館(合併之前在歷史博物館)工作，其間兩次擔任副館長。
當他看到記者出示的“牛皮小口袋”時，馬上認出了它們。他說，這些小口袋裏的照片和底片應該是歷史博物館保管部資料室翻拍的。早在1959年曆史博物館建館之初，就有5個人專門從事收集文物圖錄和資料查找工作，目的是爲陳列和研究之用。同時他也不排除個人研究收集的資料，並說他自己就有很多這樣的小口袋，裏面的照片有的是從出版物上翻拍的，有的是直接拍的文物。當這些圖片公開發表出來，或者出了圖錄，“對我們來說它們的價值就不那麼大了。”孔說。
至於這些小口袋的出處，孔用推測的語氣說：“可能是這次搬家整體清理時，覺得發表過了或者多是翻拍的，就不再保存了，或者現在已經有了電子的保存方式，可能另一個版本搬家時已經帶走了。”
而據4月3日《新京報》報道，“國家博物館藏品保管一部工作人員張燕燕稱，國博與其他博物館做交流項目時，就會出借一些文物照片，連同那些專用袋也會‘走出’國博，因此專用袋不能說明任何問題。”
對於記者出示的那本“外覆文物帳目”，孔祥星說可以確定它是一個帳本，從所登記文物推測，可能是革命博物館第三庫房的。他向記者解釋說，國家博物館經常向其它博物館、單位、個人調、借文物，這樣就需要將文物複製一份交給被調、借文物者，“外覆文物帳目”就是革命博物館對外製作的文物複製品帳目。
記者就《博物館藏品保管辦法》中關於複製品紀錄的規定徵詢孔祥星，孔解釋爲可能有兩種情況，一種是在複製文物時的工作帳，另一種是複製品帳目，前一種是工作過程中產生的，保留價值不大，但後一種是需要長久保存的。孔說，儘管現在有了電腦帳，但手抄本的帳目是應該保留下來的，它的作用不可替代。
不過，對於記者就這本“外覆文物帳目”究竟屬於哪種情況的提問，孔先生沒有做出直接回答。
關於記者買來的6本“入庫通知單”，孔說完全是工作過程的登記，沒有保留價值。博物館提取文物進行復制的時候必須填報嚴格的通知單，“30年前的老通知單是我們工作嚴謹的見證。”孔驕傲地說。
孔祥星向記者表示，記者向他出示的材料裏，沒有夠得上“檔案”或“文獻”一類的東西。至於國家重要機構對不夠檔案、文獻級的文書、資料應該如何處理，孔先生表示，這方面目前沒有明確規定，基本是空白。但他認爲，儘管有些東西對博物館來說價值不大，但流入市場是不妥當的，應該直接銷燬。特別是“史樹青的五七幹校登記表”、“陳大章、傅振倫住房申請”等有涉個人隱私，處理時更應該慎重。
記者截稿時，秦傑又打來電話稱他已經匯過款的一筆交易“滑單”了，對方在收到錢後沒有準時將貨郵到。秦說這批貨是“革命歷史博物館的文物底片近200張，古代漆器照片90張、古代陶瓷傢俱照片100多張”，“對方已經36小時不開手機了”。
北京的舊貨市場裏到底有多少“貨”？將來是否還會有更多更重要的東西冒出來？假如這些東西真如秦傑所說是從國家博物館裏流失出來的，那麼是怎樣流出來的？
國家博物館宣教部黃琛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到目前爲止還無法判斷這些東西就出自國家博物館，他認爲謹慎、客觀的做法是收藏者將藏品拿到國家博物館進行專業鑑定。
記者從潘家園市場瞭解到：本週五潘家園市場將舉行一個連環畫收藏的新聞發佈會，秦傑已要求市場給他五分鐘的時間向記者通報有關情況。記者也從秦傑處得知，屆時他會將他收藏的文物照片、文書、資料等在記者會上展示。
“我會當着記者的面撥110報警的，需要警方調查搞清真相，儘快制止流失。”秦傑說。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