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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安全生產監督管理總局局長李毅中日前在接受採訪時表示，沒有不受監督的政府部門，也沒有不受監督的個人。媒體不是中央紀委，媒體不是審計署，媒體不是調查組，你不能要求他們每句話都說得對。只要有事實依據，就要高度重視。(4月9日《人民日報》)
筆者是一名媒體從業者，因此更能切身地體會出李局長所言的“不要求媒體每句話都說得對”姿態，對媒體開展輿論監督是何等的重要！
從邏輯上講，媒體的監督報道大多是事後調查、採訪所得，期待其完全復原事件的每一個細節，非常困難。尤其是每個事件都有發生、發展的過程，最初的認識很可能在最後被證明“不準確”。因此，從最好發揮新聞輿論監督效力的角度來說，只要報道的主體準確，批評的主要事實存在，便應該被認可。
遺憾的是，面對媒體批評，一些政府部門與官員表現出的，非但沒有公權力應有的雅量與內斂，恰恰相反，常常是抓住幾處細節表述不放，利用公權強勢，對媒體反戈一擊，動輒揚言要將媒體和記者告上法庭。前段時間，那位被報道說出“寫承諾的事怎麼能當真”的山西絳縣副縣長，不是繞過爲什麼對100多名農民工的承諾沒有兌現的本質，而揪住這句話揚言要告記者的嗎？
筆者從一位在媒體專門負責輿論監督類報道“善後處理”的朋友處聽聞，有些政府部門對於批評的“反彈”，近乎令人哭笑不得：“我們區政府只是‘在政策允許’的範圍內，低於市場價給處級以上幹部買了房，開發商也願意，你們怎麼就敢給我們定性‘濫用職權’，誰告訴你我們濫用了？”“你們昨天就登過交警亂罰款的文章，今天又登，好像我們系統沒好人了，是不是有意找茬？”“我們安監局在你們曝光礦難後馬上採取了行動，你們怎麼說我們此前不作爲？”“學校安排學生回家普查周圍的暫住人口，你們說這措施像逼公雞下蛋，公雞肯定下不了蛋，但你能肯定學生調查不了暫住人口？”……面對諸如此類偏離“靶心”的霸道詰責，媒體常常真的是有口難辯。
在新聞學中有一個“好蘋果爛蘋果”的比喻。說的是新聞真實不能只看到蘋果光鮮的一面，還要表現出爛掉的一面。如果媒體曝光了腐爛之處，大家要糾纏於爛的程度是否得當、大小是否精確，那麼就會逼着媒體鏡頭只好迴避矛盾，成天對着光鮮的地方撿好聽的說。筆者便在某次酒桌上，聽聞某政府部門負責媒體關係的先生在酒後“泄露天機”：明知自己不對，也要“反彈”，不給你們媒體點壓力，還以爲我們好欺負，下次還來針對我們！——看看，人家已經超越了“火冒三丈”的本能，而進入了“理論指導”的高度了！
結果是什麼？新聞人本應有的鐵肩擔道義精神被嚴重扭曲，老總們常常手握某些部門濫權的新聞稿而苦惱，前怕狼後怕虎，把可能出現的後果論證來論證去，把用詞、細節弱化來弱化去。最終即便不是主動退避矛盾，也是蜻蜓點水，淺嘗輒止，嚴重影響了監督的質量和效果。
有同行曾感慨，只要人家反戈起訴，媒體與記者勝算很小。這說出了當下媒體人共同的無奈。誠然，“不要求媒體每句話都說得對”，並不等於說就可以容忍媒體胡說八道，完全不必爲言詞負責，政府與官員當然也有通過法律爲自己“討說法”的權利，但目前的狀況下，在新聞監督上亟需釐清兩個前提：
其一，作爲政府官員，要有基本的權力內斂意識，出了問題卻糾纏於細枝末節做文章，是缺乏政治道德的表現；其次要從法律上充分考慮到官員的特殊性，有些爲媒體監督“撐腰”的規定。比如像美國所規定的，受到批評報道的政府官員，如果要起訴新聞媒體，必須自己舉證證明記者的報道是“惡意”的，否則法院將不予受理。在國內，雖然廣州市中院曾在司法實踐中引入“新聞真實”的概念，認爲“只要新聞報道符合新聞業的程序、規律，即使內容與客觀真實有一定偏差，仍不視爲侵權”。但這樣的規定顯然不應作爲個案，而應該在更大的範圍內、用更嚴肅的方式規定爲“遊戲規則”——這並非是單純的保護記者，更是在保護公衆與媒體的批評權。
媒體不是中央紀委，媒體不是審計署，媒體不是調查組——李局長的“三不觀”表現出的權力內斂意識令人尊敬，但要讓更多的權力部門學會內斂，以積極的心態面對監督，就不僅僅要從政治道德的層面倡導權力的自覺，更需要從法律、規章的層面做出制度性的安排。(畢書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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