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4日，在對日本進行正式訪問前夕，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北京中南海紫光閣接受日本經濟新聞、朝日新聞、讀賣新聞、共同社、日本廣播協會等16家日本新聞媒體駐京記者的聯合採訪，回答記者提問。
爲在亞洲和世界上具有重要影響的國家，中日兩國之間的關係是最重要的雙邊關係之一。當前，中日關係正處在一個機遇與挑戰並存的關鍵時期。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35週年，兩國關係在經濟、文化、人員往來等領域取得長足發展的基礎上，迎來了構建“戰略互惠關係”這一新的發展機遇。
一、“戰略互惠”開啓中日關係的新階段
邦交正常化後的20年，中日關係曾有過“難得”的蜜月時期，和平、友好與合作成爲當時雙邊關係的主旋律。中日在經貿合作方面繼續發展，相互依存不斷加深，而且在文化、科技等領域的交流與合作卓有成效。冷戰結束後的10多年，中日關係出現了邦交正常化的一種複雜局面：在經貿關係不斷取得進展的同時，政治關係出現兩輪重新定位。與“1995-1996年”短暫的政治低谷不同，小泉上臺多次參拜供奉有二戰甲級戰犯的靖國神社，導致中日政治關係不斷“降溫”，進而陷入長達5年之久的“政冷”泥潭。在“2001―2006年”的“政治低谷時期”，日本領導人以公開身份參拜靖國神社，成爲影響兩國關係發展的癥結問題。甚至，中日政治關係因小泉2006年夏秋之交的“八一五參拜”而陷入歷史的最低谷。
通過反思小泉“五年冰凍期”的對華政策，安倍首相上任伊始，將中國定爲首站出訪國，努力使中日關係擺脫“參拜後遺症”的陰影。安倍首相2006年10月訪華被譽爲打開局面的“破冰之旅”，給中日關係的發展帶來了新的轉機。安倍訪華的最大成果，是中日雙方同意建立兩國關係新的基本框架，即“基於共同戰略利益的互惠關係”。安倍提出與中國建立“戰略互惠關係”意味着，日本對華路線發生了重大變化，因爲這是日本領導人首次在對華關係上明確使用“戰略”一詞。在20世紀90年代中後期，中國曾力主中日雙方進行戰略對話和推動戰略合作，但是中國的戰略倡議並沒有引起日本的積極迴應。日本不願意就日中關係進行“戰略”定位，一方面是因爲對中國的“戰略”倡議表示疑慮，另一方面是因爲一些日本政要頑固地認爲，惟有日美關係才具備戰略地位，日中關係不能與之平起平坐。因此，安倍積極倡導構築中日“戰略互惠關係”，的確出乎不少日本人的意料。在未來可預見的一段時間，中日關係必將就探索並落實“戰略互惠關係”的基本內涵展開各種交流、合作。
安倍訪華以來的種種跡象表明，受益於“戰略互惠關係”的引領，中日關係開始在所有領域逐漸“回暖”。在高層會晤方面，2006年11月和2007年1月，胡錦濤主席和溫家寶總理分別在出席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非正式會議、東亞系列峯會期間再次同安倍首相舉行會晤；本月11日至13日，溫家寶將對日本進行中國總理7年以來的再次訪問，並同日本領導人就構建“戰略互惠關係”的願望、內涵和主要任務進行進一步磋商。在政府官員交流方面，2007年1月，中日雙方如期在北京舉行第七次戰略對話(此次對話中，日方同意將“綜合政策對話”升格爲“戰略對話”)。在政黨交流、軍事交流等方面，中日雙方也有不同程度的進展，大大促進了既有僵局的消融。另外，中日共同研究歷史問題專家委員會已於2006年12月啓動，預計在明年(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簽訂30週年)6月完成《歷史問題研究的共同報告》，這項工作有利於推動中日關係持續健康的發展。與“小泉參拜”造成的政治僵局相比，“戰略互惠”給當下的中日關係帶來了新的氣象和更多的期待。走向“戰略互惠關係”爲中日關係的改善和發展提供了一種新的思考路徑。
二、構建“戰略互惠關係”任重而道遠
如上所述，構建“戰略互惠關係”已經成爲未來中日關係的主要內容。但是，就在“戰略互惠關係”爲中日關係注入新的活力的同時，日本方面卻不時製造出一些“不和諧”聲音。安倍關於“慰安婦”問題的矛盾發言，凸現了歷史問題在中日關係中的敏感性和複雜性；安倍在歐洲訪問中竭力阻撓歐盟解除對華軍售禁令，含有對華進行“兩面下注”的用意；麻生外相大肆渲染“中國威脅論”，並聲稱欲建立日美澳印的“價值觀聯盟”和歐亞大陸的“自由與繁榮之弧”；等等。這些不諧之音說明，“戰略互惠關係”的建立必然是一個積極與消極因素此消彼長的複雜過程，不可能是一帆風順或一蹴而就的。
構建“戰略互惠關係”的有利因素包括：中日關係持續穩定發展已經有了三個政治文件的保障，它們從政治上、法律上和事實上總結了兩國關係的過去，爲兩國關係指明瞭發展方向；隨着經濟全球化的加快和世界政治多極化的深化，中日兩國合作的重要性必將進一步增加，其地緣優勢和經濟互補性愈發明顯；實行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已經成功地走上了一條與本國國情和時代特徵相適應的和平發展道路，中國政府的睦鄰友好政策爲中日關係的發展提供了堅實基礎；等等。
構建“戰略互惠關係”的不利因素主要包括：
中日對“戰略互惠關係”的基本內涵存在認識上的差距。在中方看來，“戰略互惠關係”不僅是長期的，也是全局性的，涉及雙邊、地區事務或者世界事務。就雙邊事務而言，“戰略互惠關係”應該是綜合性的，涵蓋經濟、政治、安全等領域，其中以經濟領域的互惠合作爲主。中國領導人反覆強調，中日建立經濟高層對話機制，是從經濟上構建中日戰略互惠關係的重要舉措，也是對原有中日合作機制的進一步完善。在日方看來，“戰略互惠關係”可以根據國際關係的現實情況有所調整，而且其影響主要侷限於雙邊事務。中日雙方要想就戰略關係的不同利益需求達成一定共識，仍需一段時間的交流與溝通。
中日不同的經濟發展趨勢有可能引發兩國民衆的心理困惑。在國際經濟領域，國家間關係往往是雙贏，而非零和關係。日本經濟走出“失去的十年”，需要跟中國保持一種發展中的互利經濟關係。但是，中日經濟的相互依存度越是加深，日本經濟的相對優勢地位越是不可避免地下降。一些日本人擔心，中國經濟有可能在2015年左右趕上甚至超越日本，並在2050年前後與美國平起平坐,而且，藉助迅猛的經濟發展，中國將成爲兼具軍事力量、政治力量和經濟力量的“後起”大國。然而，中日作爲兩強在東亞地區的並列，是中日關係史上不曾有過的，雙方民衆沒有做好充分的心理準備，容易在一些問題上發生誤解。例如，日本的一些右翼人士開始兜售“中國威脅論”等輿論，明顯不利於中日關係的健康發展。在地區層面，中日之間缺乏有效的合作機制。在東亞地區經濟合作與一體化方面，中日都未能發揮核心國家應有的“聯合推動”作用。近年來，由於日本“變本加厲”地奉行親美外交政策以及屢次拋售嚴重右翼化的政治立場，導致自己在亞洲地區陷入前所未有的孤立狀態。
中日能否建立起“戰略互惠關係”必須考慮到美國因素。就整個亞太地區事務(包括東亞合作)而言，美國的影響是無法迴避的。作爲美國在亞太地區“名副其實的代言人”，日本已有的“外交舉措”充分說明，美國對日本具有較強的“塑造”或者“感染”作用。在日本看來，日美關係、日中關係是最重要又最難掌握平衡的兩對雙邊關係。需要注意的是，中美間不同時期的“越頂外交”，已經成爲日本揮之不去的一塊心病。日本在對華、對美政策方面做好兩手準備：一方面，強化日美同盟，保持對華優勢，借美國牽制中國；另一方面，以提升對華關係來逐漸減少對美依賴。在中國看來，將中日關係置於日美同盟之下無益於相互戰略關係的進一步發展。在美國看來，中日最好保持一種若即若離的關係，這樣有利於自己保持對中、對日關係的主動權。因此，中美日三方建立起良性的互動模式，徹底放棄“二對一”的傳統思維，是中日走向戰略合作的重要外部條件。
總之，“戰略互惠”這種新型關係的構建，既需要政治智慧，也需要各個層面、不同領域的相互理解和務實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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