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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建國上訴無門
王建國一日要給薛寶玲喂三瓶牛奶
2003年9月13日，錢包丟失的河南婦女薛寶玲及其丈夫被南寧市救助站收容。當天深夜，她多次遭受救助站保安的長時間強制猥褻。此後，由於上訴無門、生活舉步維艱，薛寶玲最終被逼成了一個瘋子，至今無人過問。
錢包被盜，河南婦女救助站裡飽受凌辱
2003年9月，時年40歲的薛寶玲同男友王建國到南寧開涼粉店。9月4日，兩人從陝西銅川南下，兩人裝錢的皮包途中被盜。
兩人在南寧火車站流浪了兩天，多次試圖扒車返回陝西，均被發現阻止。當年9月9日晚10時，兩人摸到了南寧市救助站。
在救助站裡，王建國住在一樓，薛寶玲住在二樓。當年9月13日夜，20歲的男保安馬興發3次只身進入薛寶玲所在的住室，對薛寶玲進行了令人發指的猥褻。
薛寶玲在2003年是這樣向記者描述的：『夜裡12時左右，我們3個女的剛躺下，馬興發就進來了，他用胳膊死死頂住我的喉嚨，一只手伸到我下身亂摳。我竭力反抗，他威脅我說，在這裡掐死一個人不算什麼！』猥褻持續了10多分鍾，薛寶玲默默流淚，其他兩名女子躲在牆角不敢吭聲。
凌晨2時，看了黃片後的馬興發欲火難耐，又跑到二樓。薛寶玲蜷縮在角落，仍被馬拉出，又是長達20分鍾的蹂躪。
凌晨4時許，馬興發又進入房間。用王建國的話說，這一次薛寶玲最遭罪，她身上的血不是滴下來的，而是馬興發的手帶出來的……
事件發生後，王建國多次報案，均被救助站阻止。南寧市救助站的一名副站長勸王建國：『手插進陰部不算強奸，別說一次，十次八次都不算啥。只要你們不報案，不通過媒體，你們提出的任何要求我們都答應你。』2003年9月15日，南寧市救助站站長李雪華、南寧市保安公司總經理馮紹淇稱，公安人員說這不屬於強奸，只是調戲婦女，最多拘留馬興發15天。當晚，救助站和保安公司給了薛寶玲1800元，打發二人回了河南。
因在救助站受凌辱，加之屢次受到阻止報案的驚嚇，薛寶玲回河南後，半夜裡不時發出尖叫，渾身發抖，說有人在卡她脖子、摸她。
一個多月後，王建國帶著薛寶玲再次前往南寧，要求救助站給予治療。
百般推脫，事發地法院拒不接受投訴
這一次，兩人在信訪部門的安排下，前往南寧市公安局報案，馬興發隨後被抓獲，此時距案發已一個多月。不料，救助站拒絕給予薛寶玲治療。
後來，在南寧市信訪局的協調下，薛寶玲被送往南寧市第五人民醫院精神病院，診斷結果為：重度抑郁癥，中度焦慮癥，建議立即住院。因救助站拒絕支付醫療費，薛寶玲住院27天後被趕了出來，從此斷了藥。
2003年12月9日，薛寶玲向南寧市新城區(後改稱『青秀區』)人民法院遞交訴狀，要求南寧市民政局、南寧市救助站支付醫療費、生活費等損害賠償費用。12月15日，南寧市新城區人民法院下達民事裁定書，決定不予受理，理由是：『起訴人的請求屬於單獨提起的行政賠償訴訟，應當以行政機關先行處理為前提條件。』
2004年1月13日，南寧市新城區人民檢察院以強制猥褻婦女罪對保安馬興發提起公訴。2月10日，馬興發被新城區人民法院判處有期徒刑3年。
對此，王建國在相當長時間內都不知情，『直到4月7日去新城區人民法院起訴南寧市民政局、救助站和保安公司時，纔得知審判早就進行了』。
3月22日下午，南寧市救助站突然通知王建國，案件已經進入司法程序，將二人趕出救助站招待所。
再次受辱，薛寶玲的精神徹底崩潰
2004年3月24日，是個雨天。上午9時許，王建國帶上信訪局的介紹信，領著薛寶玲，再去南寧市民政局要求食宿和治療。
王建國和薛寶玲被擋在門口，徐邦興站在四樓罵：『你不是能告嗎，那咱們就通過法律渠道，法院判多少我們雙倍給你，你到法院去啊！』
王建國回應：『徐邦興，如果薛寶玲是你閨女、你媽，她這樣了，你會不會管她？就是大街上的一條野狗，你會不會給它一點兒吃的？』
徐邦興說：『我沒這個義務，給狗吃都不給你們吃！滾！』民政局門口很快聚集了上百名群眾，民政局於是撥打了110報警。
王建國回到民政局門口，薛寶玲已經不認識他了，『尿順著褲腿往下流，一臉驚恐，手舞足蹈，到處亂跑，嘴裡喊著，我沒有犯法，我沒有犯法』，薛寶玲從此成了一個瘋子。
4次鑒定無果，上訴之路依舊漫長
為方便照顧薛寶玲，也為了名正言順地替薛寶玲打官司，銅川市民政局於2005年8月19日給王建國、薛寶玲辦理了結婚證。當時，銅川市民政局要求王建國寫一份『堅決不離婚，照顧薛寶玲一輩子，直至自然死亡』的保證書，王建國毫不猶豫簽了字。
2007年3月14日上午，一臉胡楂的王建國牽著雙手被布條捆住的薛寶玲走進了《新民周刊》編輯部，薛寶玲的喉部不斷發出『咿嘜噢……』的聲音，聽起來令人毛骨悚然，兩人身後跟著薛寶玲70歲的母親，拉著他們的行李。
薛寶玲『胖』得走形，王建國說，這是長期服用精神病藥物以及營養不良的浮腫反應。采訪期間，薛寶玲一直低著頭，目光呆滯，面部肌肉僵化，唾液不斷從口角流下。
王建國說，從2003年到現在，薛寶玲做了4次省級鑒定，『他們就是不認可』，此次來滬是應南寧市保安總公司的要求，到司法部司法鑒定中心給薛寶玲做司法鑒定的。
顯然，被告方在使用『拖延術』，不知道這次的鑒定結果出來後，對方又會怎樣節外生枝。倘若法院最終將板子打在犯罪的保安身上，受害人即便勝訴，保安顯然也沒有多少支付能力，賠償就是一場空。
今年3月16日下午，薛寶玲做完司法鑒定，被王建國捆著雙手帶上火車返回河南。
好人一路相助渴望法律援手怒告民政官司至今無果
4月12日，記者根據《新民周刊》記者提供的地址，趕到焦作市一個縣城的一處民房，找到了王建國、薛寶玲夫婦(應王建國要求，隱去了該縣城的名字)。這是一座普通的民居，女房主姓戴。
記者提出要見王建國時，戴姨頓時警惕起來，當即反問記者的身份，從哪裡來，要做什麼？記者說明了采訪意圖，戴姨始終不信，直到記者當面撥通了王建國的手機，纔打消了戴姨的顧慮。
她已完全瘋了，嘴裡只會反復嘟囔同一句話
『現在我總覺得不安全，生怕出現意外。』進入王建國的住房後，他解釋說，他現在覺得對方什麼事都有可能做出來，所以始終沒有對外透露具體的居住地點，『還沒有其他記者來過』。
在這間面積不到10平方米的房子，除了兩張小木板床、一張桌子、一個櫃子外，再沒有其他值錢家當，兩口鍋放在門口的角落裡，幾個番茄、幾根發黃的蒜苗以及半壺油放在床前，讓人感覺極其寒酸。
薛寶玲的精神狀況讓記者大吃一驚，記者走進屋內，看到薛寶玲赤裸著上身躺在床板上，沒有任何避諱，常人的羞恥觀念在她身上已蕩然無存，她嘴裡始終嘟囔著同一句話，怎麼都聽不清楚，對於外界的反應也非常遲鈍。
王建國解釋說，薛寶玲在說『我沒有犯法，我沒有犯法』，她現在只會說這一句話，一天能說上千遍。
『她已經完全瘋了，希望不要嚇著你。』王建國說，薛寶玲意志減退、無法溝通。在采訪過程中，薛寶玲始終拿著一個帶鈴鐺的寵物玩具在玩耍，並且煩躁不安，時不時就會坐起來。每當薛寶玲坐起來，王建國都會像哄孩子似的對薛寶玲說：『沒事了，沒事了，咱沒有犯法』，然後讓薛寶玲躺下。
在薛寶玲的病歷上，多個精神病醫院都有類似的記錄：『有突然間的衝動行為，無故脫衣服，抓打醫護人員，有時還撕咬她的丈夫王建國。』
『好人』戴姨先後『借』給王建國八九萬元
『有一次，薛寶玲犯病了，大聲吵鬧，情緒非常激動。王建國為了避免她打擾其他人，硬拉薛寶玲回屋，當時我就在現場。』戴姨說，薛寶玲死活不願意，一口咬住了王建國的胳膊，王建國咬著牙，硬是沒有甩開胳膊。
『事後我問王建國，你為什麼不把胳膊甩開呢？沒想到王建國竟然說：「我要是猛一甩，把她的牙弄掉了咋辦！」』
戴姨說，從那之後，她就開始可憐這對苦命的夫婦了。
戴姨說，她記得很清楚，2004年農歷十二月廿四，王建國突然給她打電話，問能不能借幾百塊錢，他在醫院裡實在沒錢了，連飯錢都沒有了。戴姨馬上給遠在西安一家醫院的王建國夫婦匯去了300元錢，之後一發而不可收。
『我給他們匯的每一筆錢都有記錄。』根據戴姨提供的匯款憑據，記者粗略算了一下，單是匯給『薛寶玲』的，就有五六萬元，加上其他方式的匯款，一共有八九萬元。
『為了我，戴大姐的子女快和她翻臉了，他們不讓戴大姐再借錢給我。』
王建國說，戴大姐是實在看不下去自己的苦生活纔這樣的，她一再叮囑自己不要對子女說她借錢給他。
繳納70元房租之後，王建國硬是在戴家從2004年8月17日開始，一直住到今天，水費、電費都沒交過，甚至戴姨在自家菜園裡種的青菜，全都歸了王建國。
『我永遠不會忘記戴大姐，沒有她，我們可能早就死了。』提到戴大姐的好心腸，王建國哽咽著掉了眼淚。
王建國渴望得到本地律師司法幫助
『我有信心看到太陽昇起的那一天，我相信自己。』王建國說，他現在已經無法想象自己還將遭遇什麼困難，經濟拮據，導致無法對薛寶玲進行系統治療，最大的困難則在於對司法援助的渴求，他『沒有對法律失去信心』。
王建國說，他非常感謝廣西司法部門給予的幫助，但他同時也明顯感受到了他的代理律師已經承受了很大的壓力，他現在最大的希望就是想得到本地律師的援助。『我知道我的要求有點過分，無論律師還是自己每去南寧一次，肯定都需要上千元的費用，這筆費用我又拿不出來。』同時，由於薛寶玲的身體狀況決定了他一刻也離不開她，很難分身去司法部門尋求幫助。
對話《新民周刊》
這個健康的生命原本不該凋零
今報：你關注這個事件已經4年了，你感受最深的是什麼？
《新民周刊》記者楊江(以下簡稱『新』)：薛寶玲是一個無辜的受害者，因為錢包被偷，她去救助站尋求救助，結果發生了一起令人震驚的凌辱事件，加之她後來在尋求司法救助的過程中又受到了非正常對待，有了心理陰影、精神恍惚，直至變成一個瘋子。一個健康的生命一點點地凋零了，這個軌跡本可以避免。
今報：一個正常的維權過程為什麼會變得如此艱難？
《新》：這也是我做報道時想搞清楚的地方，只是，由於南寧方面的救助站、保安公司、民政等部門都拒絕接受采訪，我一直沒有得到解答。
在我接觸這個事件的過程中，有幾方面始終沒有得到合理解釋：第一，起訴施暴人本應刑事附帶民事，但受害人一直沒有得到通知，民事賠償方面缺位；第二，薛寶玲是司法救助對象，一些費用本應該減免，但在本案的一審過程中，竟然會因費用不到位，而視受害者自動放棄上訴；第三，為何南寧法院方面在被告方『沒有充足證據』的情況下，還要求薛寶玲做司法、醫學鑒定，個中原因耐人尋味。
今報：如何評價南寧法院方面的作為？
《新》：法院審理案件有固定的流程，直到今天仍沒有最終結果，是非對錯我不便下結論，但是有一點可以肯定：薛寶玲是無過錯方，南寧民政部門、救助站、保安公司是負有連帶責任的。
今報：你還會關注這起事件嗎？
《新》：我會繼續關注。報道出來後，我接到多個電話，願為薛寶玲捐錢，有些女讀者甚至是哭著給我說的。但王建國說，捐款是次要的，他現在最需要的是司法援助。
薛寶玲現在已經瘋了，從醫學角度講，她恢復的可能性已經很小，由於長時間服用精神類藥物，她的身體已被嚴重損害。拋開事件本身的真相不說，面對薛寶玲現在的身體狀況，盡最大可能對她進行治療，這是她最迫切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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