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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代張明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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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代張玉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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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代張景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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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姑拜壽》張玉亭 |
2007年4月9日,清華大學工美學院教授、天津“泥人張”第四代傳人張從揚州坐火車匆匆趕回北京,準備“迎接‘北京泥人張’的官司”。
2007年4月10日,天津,“泥人張”第六代傳人張宇和天津市泥彩塑工作室打完五年的官司。現在,他等着一塊市文化局承諾給他的“牌子”———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繼承人的牌子。
袖口裏捏泥人
2007年春節前,張回了趟天津老家,準備編寫《中國民間泥彩塑集成·泥人張傳》。他記得,天津西北角大豐路有座大豐橋,過了大豐橋,就是天津西站,小時候,他常過橋去抓蛐蛐兒。沿大豐路往西北角走,左拐是一個封頂的巷子,人們叫它韋陀廟。去那燒香,多是爲了祈子,領走一個叫“娃娃哥哥”的小泥人,供在家裏,以期生養一個“娃娃哥哥”一樣的胖小子。父親張景祜每過一年,就要給有些人家翻新“娃娃哥哥”,讓它們“長大”,那叫“洗娃娃”。
過了巷子,就是天津韋陀廟東街3號,那裏,從前有個一尺多高的茶具,從早到晚,滿着,沸騰着。周圍一羣天津名士邊飲茶,邊品說桌上的一個個小泥人……
這裏,曾住了“泥人張”的四代人。
張明山(1826年—1906年)是第一代,自小喜歡捏泥巴,少年時,偶遭人戲。咸豐年間,他常去兩處:東北角的戲劇大觀樓和北關口的天慶飯館。
馮驥才的《俗世奇人》說了這一段,在天慶飯館,張明山遭鉅商張錦文(外號海張五)惡言:“在哪兒捏,在袖子裏捏?在褲襠裏捏吧!”張明山只顧繼續喝酒。酒罷,張明山“啪”的一聲在桌子上留下那泥團。那就是活脫脫的一個海張五。海張五衝着離去背影說:“這破手藝也想賺錢,賤貨都沒人要。”
數日後,張明山打出招牌:“賤賣海張五。”招牌下襬着百數個“海張五”。圍觀人羣笑聲不斷。海張五沒有辦法,只好花大錢,將張明山的“海張五”一一買走。
張明山的絕活就是“真”。爲練這個,他常泡戲劇大觀樓,把泥藏在袖口,邊看邊捏那些臺上的角兒。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余三勝到天津演出,他是道光年間春臺班領銜主演,以擅唱“花腔”著稱,是當時響噹噹的名伶。18歲的張明山觀其演出數次,終塑成一尊余三勝泥像,抓住了他的神態特徵,被譽爲“活余三勝”,一時名噪。就這麼着,被他捏過像的京劇名伶有譚鑫培、楊小樓、汪桂芬、程長庚、田桂鳳……
徐悲鴻評張明山泥塑“比例之精確,骨骼之肯定與傳神之微妙,據吾在北方所見美術品中,只有歷代帝王像中宋太祖、太宗之像可以擬之。”也許正因爲“真”,怕張明山的伶人也有。據傳,某日,名醜劉趕三登臺演出,看到張明山端坐首席,趕忙退回後臺,他說怕張明山一五一十地捏出了他的醜像。衆人盡皆鬨笑,這一笑,張明山的“泥人張袖口裏捏泥人”也就傳開了。
如今,第六代傳人張宇在天津打理的泥人張美術館,就珍藏着《余三勝像》,也是當世僅存的一件。
慈禧,不愛金人愛泥人
張說,現在頤和園的樂壽堂,還存着曾祖做的泥人,把玩這些泥人的主兒就是慈禧太后。
張明山成名之後,便開了一個作坊,邊做邊賣,日子清貧。20多歲的時候,北京來人說,有個王爺要請張明山去府上做長工。張明山這一進王爺府,便過上吃喝無憂的日子。數年之後,王府上下,從福晉到僕人到馬匹,沒有他沒捏過像的。
1904年,慈禧太后七十大壽。慈禧面前,擺了一列壽禮。開灤礦物局送的純金雕塑《金八仙》擺在了最前,內務府大臣慶寬的“泥人張”擺在了最後。慈禧前面的看都沒看,徑直走到最後,拿起“泥人張”即愛不釋手。慶寬因此得慈禧寵愛。爲考證此事,“泥人張”的第六代傳人張宇找到慶寬在美國的孫子。他說:“此事可確信,祖父時常提起。”
在王府呆了兩年,張明山就走了。回津以後,張明山在溯古齋經營自家生意,並趁早將手藝傳給了兩個兒子張玉亭和張華棠。
1906年,張明山辭世。9年後,他的作品《編織女工》獲巴拿馬萬國博覽會二等獎。
洋務運動興起之後,不少西方人來到天津,看到“泥人張”,大加激賞。但是要買“泥人張”,就不那麼容易,畢竟不是誰都能找到藏在深巷子裏的韋駝廟東街3號。
100多年前,商人趙月廷來到3號,人們叫他趙四爺。趙四爺在當時非常繁華的商業街固醫街有個鋪子,叫同升號,賣雜貨的。趙四爺請“泥人張”拿一些泥人去同升號寄賣。
於是,趙四爺下訂單,給材料,要題材,張家就照單捏像。趙四爺每週差人來取,一般一取就十多個,用蒸籠一般的屜子裝走。
買了“泥人張”後,趙四爺生意越來越好,每週脫貨,於是,同升號乾脆做起了“泥人張”專賣,鋪子也由一家開到了三家。
1937年7月,天津淪陷。“人們生計都成了問題,誰還會買‘泥人張’啊?”張說。
同升號衰落千丈,終於破產。由於張華棠早逝,第二代就剩張玉亭了,他像他的父親,回家教第三代人張景福和張景祜,還有第四代張銘,想趁早把手藝傳下去。由於泥人賣不掉,一家人數月不見面粉。1945年,張景福鬱鬱而終。
張現在走的估衣街,不見同升號,也早沒了趙四爺。徒有高聳的商務樓和腳手架。
毛澤東:你的作品我見過
張家裏,有一張毛澤東和父親的合影,他說地點是在中南海的懷仁堂。
天津解放的第二天,軍管會有個叫馬達的領導來到了韋駝廟東街3號,說,新政府是扶植民間藝術的。
1950年,張玉亭調入天津文史館做了館員,那時他已經80多歲了,用張的話說:“政府把他養起來了。”4年後,張玉亭辭世。
如果說父輩張明山的“真”是將寫實做到極致,那麼張玉亭則讓“泥人張”有了更大的發展。61歲時候,正值舉國軍閥混戰,張玉亭完成了名作《鍾馗嫁妹》。1994年和1996年,俄羅斯和扎伊爾分別將《鍾馗嫁妹》印成郵票。張宇說:“西方人以爲這是中國第一部批判現實主義的藝術作品。”
1950年,第四代張銘說他還有老父親要照料,執意留在了天津。第三代張景祜則被調入北京。這是“泥人張”家族第一次兩地分居。
張景祜當上了政協委員,過上了每月600斤小米的日子(每月60元工資)。
張記得父親和他講起,在中南海的懷仁堂,某次會間休息,在走廊裏,毛澤東看到“泥人張”,就走過來,張景祜也興奮地靠上去。毛澤東對他說:“你的作品我見過,《惜春作畫》,很不錯。”
張記得,政協委員每週都要去看一次電影,父親時常帶他一起去。1963年前夕,周恩來也去看了電影。張景祜上前對周恩來說:“我要辦泥人展。”
周恩來回答:“那好,有什麼事跟他說吧。”周恩來一回手張順着他的手勢一看,那裏坐着當時的總理辦公室主任周容新。
1963年展覽辦起來了,它是“泥人張”的第一次。鄧穎超去剪綵,陳毅在那裏開了兩次記者招待會。
1958年,張景祜成立了北京“泥人張”彩繪研究室。研究室下面“掛鉤”很多工廠,比如有北京玉雕廠這樣的。
3年後,“文革”來了。彩繪研究室也就散了,下面掛鉤的廠都改成生產電子管的廠房了,很多研究室的人也下到廠裏做了造電子管的工人。
周恩來:一個徒弟不行
日軍侵佔天津後,曾有商人勸張景祜,生計這麼差,不如去日本,日本人喜歡“泥人張”。張景祜沒有去。
1990年,張也沒有去日本,日本人自己來了,他叫巖上敏郎,是張的留學生。
2000年,中央工藝美術學院併入清華大學,1981年任教工藝美院的張也就去了清華大學教授彩塑。巖上敏郎已經是日本的碩士研究生了,他來清華後,先到語言學校學了半年,纔到彩塑系進修。巖上敏郎一學就是6年,最後畢業前,他去敦煌莫高窟看了一遍,回來作成了一套《敦煌·印象》的小泥人,並加入了日本浮世繪的元素。現在,這一系列的泥人還留在清華。“那些泥人做的非常好,他說他很喜歡中國泥塑,日本有很多藝術是來自這個的。”張說。
現在,非洲、英國、俄羅斯、法國都能找到張的留學生。
1950年,張景祜進京見周恩來時,周恩來就曾對他說:“泥人張是民族藝術瑰寶,你只有1個徒弟不行,要有10個人。你找不到我幫你找……”
所謂“1個徒弟”是指鄭於鶴。鄭於鶴是國畫大師李可染的親侄子,經李可染介紹,張景祜才收了他。稍後,總理辦公室打電話到了中央工藝美院,督促成立泥彩塑班。第一屆招了十幾個人,來自全國各地,畢業就能拿到本科學位。
“早不是傳男不傳女,傳外不傳內了。”張說。
接受南方週末記者採訪時,張宇說,北京“一個徒弟不行”的話傳到天津,被他們當成“政治指標”來完成。
1959年,祖父張銘調入天津藝術博物館,辦起兩年的泥塑班,招了兩屆初中畢業生。第一屆順利拿到了中專畢業證,第二屆還沒來得及畢業,“文革”來了。學生將昔日老師送進了牛棚。1974年,部分學生成立了“天津彩塑工作室”,要以“革命青年”的新泥塑打倒“張家黑店”的舊作品。
1984年,工作室更名天津“泥人張”彩塑工作室,並註冊商標“泥人張”。這個工作室後歸屬天津市文化局。這樣一來,張銘以及兒子張乃英的作品,不能再以“泥人張”的名稱出售,否則即構成侵權。
這些年,官司沒完
2006年6月,《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出臺,“泥人張”位列第346項。第六代傳人張宇(前文提到第四代張銘的孫子)卻請求:退出名錄。
1994年張銘去世。
張乃英曾以“泥人張”之名賣泥人,遭工商局收繳,並罰款4000元。稍後,他向天津市高級人民法院提請訴訟。
張宇說:“‘文革’時我們因爲是‘泥人張’才被打,‘文革’過了,我們又不是‘泥人張’了。”
1998年,高院判決:“張氏家族中從事彩塑創作人員與天津泥人張彩塑工作室應共同享有‘泥人張’這一知名彩塑藝術品特有名稱的專有權。其中彩塑工作室的專有權性質爲國家所有,單位持有,未經張氏家族權利人的同意不得改變性質。”
這一宣判,標明家傳時代走向了私人和國家共有時代。
2003年,事情又來了。天津“泥人張”彩塑工作室的傅常聖給張乃英打電話說,他已將“泥人張”申報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要張乃英把一些泥塑作品和照片給他。
張乃英認爲,工作室沒有權利單獨申報,回答:“你要來搶,我就報警;要我送給你,沒門兒!”
2006年6月,“泥人張”還是進了名錄,張宇隨即向文化部提交行政複議書。據張宇說,文化部某司長告訴他,現在是建設和諧社會,別把事鬧大,你們還是私下調解吧。
稍後,天津市文化局的三位領導和張宇調解,承諾將發給張家一人一塊“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繼承人”牌子。
2006年7月某日,張宇看報紙,方知“牌子”已於不久前發給天津市“泥人張”彩塑工作室。張宇和文化局幾經周旋,也沒拿到牌子,直到今日。
天津官司還沒完,北京又開始了。
2006年初,張和張宏嶽發現了北京有一家由張鐵成牽頭的“北京泥人張”,下面開設了北京泥人張博古陶藝廠和北京泥人張藝術品有限公司,於是向北京市第二中級法院提起訴訟,告“北京泥人張”侵害“泥人張”名稱所有權和商標權,索賠113萬元人民幣。
2006年7月,第二中院開庭,“北京泥人張”的張鐵成說:“在清道光年間,‘北京泥人張’祖輩開始與當時玩泥製陶的手藝人合作,而後第一代傳人張延慶用特殊泥土製作的手工藝品,在當時王府等買家中口碑甚好,一時間被稱爲‘泥人張’。”
12月20日,法院判決:“北京泥人張”侵權,“北京泥人張”停止使用“泥人張”名稱,停止宣傳“北京泥人張”第四代傳人的說法。但是駁回了113萬元的索賠。
然而,“北京泥人張”的張鐵成堅持要使用“北京泥人張”這五個字,並向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提起上訴。現在,兩個“泥人張”都還在等着法院的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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