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恢復高考30週年之際，要求改革高考的呼聲已經成爲社會輿論的主旋律。這裏既有高考本身“法久終弊”的原因，也有改革受到各方面制約，難有所謂“大突破”而使社會產生焦慮的因素，更因爲有些人把一些深層次的社會、文化問題，簡單地全部歸因於高考，以爲只要改革高考，其他問題就都能迎刃而解，從而對高考改革期望值過高所至。
2003年，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課題攻關項目“高考招生考試製度改革的理論與實踐研究”(以下簡稱“高考研究課題”)啓動。廈門大學教育研究院及廈門大學考試研究中心，以十幾年的成果積累和雄厚的研究實力，在競爭中標。這一攻關項目的首席專家、廈門大學教育學院院長、考試研究中心主任劉海峯教授說：“高考改革是一項極其複雜的系統工程，但目前社會上的各種看法多執其一端。高考改革如果不通盤考慮，極容易出現顧此失彼的局面。有的省高考科目五年中改了4次，給中學教學帶來不少影響，吃虧的主要是家長和學生。因此高考研究者和決策者一定要保持清醒的頭腦，既不能因難度大而裹足不前，也不能迫於輿論壓力盲目地爲改革而改革。”
改革高考能使學生“減負”嗎？
“讓學生不堪重負”是社會對高考譴責最甚的問題之一。原以爲實現高等教育大衆化之後，高考競爭的激烈程度會緩解，學生負擔也會隨之減輕。然而這兩年一些省市的高考升學率已超過50%，有的地方甚至達到70-80%，結果是對重點大學和熱門專業的競爭代替了升學競爭，重學歷，變成了重“學校歷”，學生負擔沉重的情況幾乎沒有任何改變！
減負，一直是高考改革的重點。有關部門提出或實驗過各種方案。高考研究課題組的任務之一，就是綜合各方面的意見，對這些方案的利弊和可行性進行辨析，爲決策者減少政策制定的盲目性提供參考。
辦法一：減少考試科目，縮小考生備考範圍。1994年，高考從7科減到5科，但問題隨之出現：未列入文科高考的物理、化學、生物，以及未列入理科高考的地理、歷史、政治在高中教學中備受冷落，學生基礎知識殘缺不全。幾經改良，變成現在絕大部分省市採用的3(數、語、外)+文綜或理綜。
但是此舉對減負能有用嗎？持反對意見的劉海峯打了個比喻：就像參加萬米長跑的運動員與參加全能七項的運動員在訓練強度上不會有大的區別一樣，只要高考是淘汰選拔性的考試，無論你考7科還是考3科，學校都會讓學生訓練到極限。
事實證明，減少科目不能給學生減負。
辦法二：降低考試難度。考試難度由誰決定？教育部考試中心原主任楊學爲說：由全體考生的水平決定。作爲選拔淘汰性的高考，必須有“區分度”。隨着中學教育水平的提高，考生水平隨之提高，試卷的絕對難度必然水漲船高。於是學校更加努力，讓學生加班加點提高應試能力，但應試能力的提高又會使考卷難度更高。2001年北京考題難度略有下降，結果清華錄取線立刻從前一年的600分升到625分。致使不少估分能達到600分而報了清華的學生落榜。難度低了，考試分數就會“水漲船高”。這樣循環的結果，考生負擔怎麼可能減下來呢？
辦法三：增加考試次數。高考研究課題組的學者們指出：如果大家都想多考幾次取最高分，在高校招生規模不變的情況下，結果仍是“水漲船高”。
辦法四：將“會考”成績納入高考。作爲高中畢業考試的會考屬於水平考試，內容相對容易。由會考來完成檢驗中學教學水平的測試，高考就可以少考幾科。但如果把會考成績納入高考範圍，就要考慮“區分度”，難度必然加大，會考也就變成了又一次高考，這豈不與減負的初衷南轅北轍？更何況減少幾科又並不能減負。
那麼高考改革有沒有可能使學生減負呢？劉海峯說：“只要我們認識到高考競爭的實質是社會各行各業競爭益激烈的濃縮，是未來不同的人生際遇競爭的濃縮，就不會指望僅靠高考改革來解決減輕學生負擔的問題。”
還真有想出辦法的人。一位家長告訴記者：兩年前，他的兒子小壘參加高考，根據孩子的實際情況，全家決定，報考一個只要能把水平發揮到70%就能考上的大學，結果小壘在整個複習期間心態平和，張馳有度，順利達到預期目標。後來，在大學裏日漸成熟的小壘，成績一路上升，爲考研墊定了堅實的基礎。
合理定位，懂得取捨，在策略上不求一步到位，從而免於不堪重負——這就是那位家長給我們的啓示；而教育部一位負責人更是談到了問題的本質：爲什麼有的國家就沒有這個情況？因爲不同階層收入差別不是很大，只有分工不同。我們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你走哪條路，生活差別會很大。只有社會發展到人事制度、勞動制度、分配製度實現深層改革之後，人們纔會接受“不是隻有高考一條路”的觀念。那時，家長和學生就會比較容易做到量力而行。
高考是素質教育的障礙嗎？
多年來只要一提素質教育，高考就成了萬炮齊轟的靶子：有了高考纔有片面追求升學率，有了片面追求升學率纔有應試教育，所以素質教育開展不起來根子就是高考！
但是參加過高考的老三屆們卻有着另外一些體會：“是高考賦予了我們公平競爭的理念、冷靜沉着的競爭心態和不怕困難的拼搏精神”；“雖然經歷了高考的失敗，但由於有那段總複習的煎熬，養成了堅毅的個性，同樣得到了一筆精神財富。”……
劉海峯在論及高考與素質教育關係時多次談到：高考至少可以提高學生的文化素質、心理素質，還能磨練意志，不怕失敗，培養合作精神以及知恩圖報等方面的品德。
爲什麼高考既可以促人成長，又可以使人扭曲？哪些是它本身的侷限，哪些是“代人受過”？弄清這些問題，是高考改革的前提。
楊學爲指出：“爲了應考，許多中學把本來是運用知識解決問題培養能力的過程，通過題海戰術讓學生反覆練習牢牢記住，結果被異化成死記硬背的過程，這是學生能力差的重要原因。”可學校說這叫熟能生巧，考試時間有限，多做才能快速反映。結果學生變成了做題機器。
北京一位化學特級教師，爲了總結教學經驗，某年高考結束後，被允許去看化學考卷。他發現一位考生用非常簡潔的步聚，出色完成了一道七分大題，結果七分全扣，因爲解題過程與標準答案的過程不一樣。從此這位特級教師在教學中一再告誡學生：平時可以百花齊放，考試是一定按標準過程做！後來爲了預防萬一，平時訓練也變成一律按標準過程做了。可是想一想，幾百萬人的考試，如果沒有標準答案或統一的評分標準，如何操作？在閱卷時間緊、任務重，閱卷人員不可能都是專家的情況下，那位化學老師的做法可以說是無可厚非，但也突顯高考壓抑個性和創新思維的侷限。
“高考導致片面應試”幾乎成了不爭的定論，但國家總督學柳斌卻說：“如果勞動人事制度以文憑爲本，教育就以考試爲本，師生就以應試爲本。”是誰讓基礎教育階段的學生都爲應付高考賣命？表面看是高考，那高考又爲了什麼？爲了文憑，爲了藉助文憑在未來的社會競爭和利益分配中獲得有利地位。所以只怨高考干擾了素質教育實在是忽視了高考競爭的實質，讓高考“代人受過”！
應該說勞動人事部門以文憑取人比起以權、錢、關係取人是體現了社會公平；對個人而言，希望通過競爭獲得有利地位也總比通過後門獲得機會來得高尚。問題在於一是要有度，如果以犧牲青少年時代的身心健康爲代價，後果很可能適得其返；二是有必要弄清個人利益是否應是這種競爭的唯一目的。當年參加高考的老三屆們走向考場的口號是“努力拼搏，振興中華！”何等豪邁。與今天很多考生上考場如上刑場，戰戰兢兢，怯懦盲然相比，真有天壤之別。在那一代考生心中，改變個人命運和改變國家命運是一個整體。有了這種胸懷，他們纔有可能在考試的勝敗得失面前灑脫、淡定；平時學習中的苦和樂都能成爲素質教育的載體。
高考研究課題組的覃紅霞博士認爲：其實，素質教育是爲國家培養人才，高考是爲國家選拔人才，二者之間的關係應該是相互合作，互有交叉，辯證統一。幾年來高考在內容方面推行3+綜合，作文題目多種多樣，外語增加聽力考試，在一些試題中加入了研究性學習的因素，都是在爲提高“考能力”而做出的改革；而在複習和應試過程中，如何提高學生的心理素質，樹立正確的人生觀，越來越多的學校也在積累經驗。
可以肯定：高考改革在促進素質教育方面還有很多努力的空間，但我們不應忘記北師大著名教授王策三的話：“考試有它固有的侷限性，既要積極改革，又不要理想化。”
錄取線相差一百多分的背後
1999年的“兩會”上，民盟中央常委、武漢大學萬鄂湘教授的一份提案，對部分經濟發達省市的分數線與一些中部省份相差100多分提出質疑；2002年“兩會”，中國地質大學(武漢)校長殷鴻福，爲學校留不住兩位爲了孩子高考問題調北京工作的院士深爲感慨，另兩名代表向大會建議：修改教育法、高校錄取分數線對全國考生一律平等；2005年，“兩會”又有31位代表聯名遞交提案：認爲高考全國分數線應該統一，最起碼教育部直屬高校錄取線應該統一，；2006年，廣東人大代表徐源遠根據大學生“希望解決高考地域歧視問題”的網上發帖，再次在“兩會”提出：按分數線高低統一錄取，得到網民熱烈的響應。
“同一張考卷不同錄取線，有如田徑場上的選手們起跑線相同終點卻因人而設，其結果跑得快的可能被淘汰，跑得慢的反而拿獎牌”——廈門大學考試研究中心副主任、高考研究課題組主要成員鄭若玲副教授做出這個精彩的比喻之後，又用她的研究揭示出這種看似荒謬的現象到底原因何在？爲何呼籲多年仍不能實現全國統一高考分數線的改革？
她的分析是：如果全國統一高考分數線，那麼京、津、滬等大城市很可能出現生源名額被幾個高考大省瓜分，而本地生源寥寥無幾的局面；地區間經濟發展的落差又必然使外省生源畢業後滯留在這些發達城市，給這些城市的就業帶來巨大壓力，進而影響社會安定。全國統一高考錄取分數線，還會造成一些邊遠落後省區在北大、清華等高校的零錄取率，從而影響民族團結，這種情況在歷史上曾有記錄。
鄭若玲認爲：在各種因素中，高等教育的佈局對分數線的影響最直接，因爲高校出於向地方政府爭取經費和畢業生就業等方面的考慮，在分配招生指標時往往向學校所在地傾斜，於是，北京上海等高校密集的大城市分得的招生指標就多，而這些地方的考生卻少於其他省區。人少機會多，錄取分數線自然就低。
我國高等學校的佈局解放前就極不合理，當時40%以上的高校集中在京、津、滬、寧等大城市，雖然近半個世紀這種情況有所矯正，但要實現質的變化尚需時日。
高考研究課題組認爲：考試公平是原則，區域公平是政策。前者能在考生中合理分配機會，後者是爲了各地區在教育資源、社會基層向上流動的渠道等方面相對均衡，是爲了政治、社會的穩定。無論是古代的科舉還是今天的高考，兩種公平之間的矛盾都不可能完全消除，只能尋找相對平衡。
今年3月底教育部學生司副司長姜鋼在東莞高考座談會上公佈：爲了促進教育資源的均衡配置，西部地區招生計劃連續5年平均增幅超過全國平均水平。與此同時，教育部減少了所屬院校在屬地的招生比例，向生源多，考生成績好的省市增加了投放名額。
高考研究課題組的學者們認爲：治本的辦法，還是要提升西部基礎教育和經濟發展水平，並通過多渠道辦學調整高校佈局。
高考改革的“統獨”之爭
上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高校單獨招生的歷史特別令人嚮往：學生可以分別報考幾所大學，被錄取後自已決定上哪一所，諸如清華大學破格錄取錢鍾書、吳晗等文史方面特優生的故事，更是在教育史上被傳爲佳話。
從1952年起，全國統一高考就成了大學招生考試的主要形式。
由於統一高考的優點和缺陷均出在一個“統”字，於是便有了堅持統一高考與恢復高校單獨招考之爭，簡稱高考改革的“統獨”之爭。
實現統一高考是高等教育規模迅速擴大的需要。試想讓幾百萬考生坐着火車全國到處跑，將帶來多少社會問題？而面試的成本之高又使得在全國多設考點的設想困難重重。所以某重點大學一位教授“高考自主招生與教育資源、經濟基礎及政治體制並無關係，只與高校是否擁有辦學自主權有關”的偏激說法備受質疑。
但是高考統一性的弊端也確實不容忽視：“千校一卷”使不同層次不同類型的學校難以根據自己的需要對考生進行選擇，也難以考出不同考生多樣性的發展潛能。即使改爲分省出題(迄今全國已有18個省份自主命題)也仍然不能從質的方面改變統一高考的弊端。爲此，反對統一高考的人呼籲：把出卷權、閱卷權、錄取權還給高校！連招生都沒自主權，談何辦出特色！更有學者提出：統一高考是計劃經濟的產物，學校單獨考試才符合市場經濟原則，進而提出廢除統一高考。
高考研究課題組的學者們認爲：統一高考節省人力、物力、財力、高效便利，其主導地位的不可取代是我國基本國情決定的。同時因爲成績可比性強、有利於減少考題泄露的機率，即使像美國、日本、韓國、俄羅斯等市場經濟國家，在大學招生中也都有統一考試，只不過各高校在使用統考成績時權重不同。香港在內地招生也把高考成績作爲錄取條件之一。中國內地的問題在於，統考成績是唯一的錄取標準，因此解決的思路應該是通過改革彌補統一高考的弊端。因此便有了全國自主選錄5%新生的高校從17所增加到59所，北大、清華自主招生10%，特別是2006年復旦、上海交大面試招生的實等意在補弊之舉。
但是高考長期“大一統”的危機還不止於此，高考改革課題組的學者們意識到：隨着高等教育大衆化進程的加快，考生將來自各種年齡段和各行各業，高考若不與時俱進，“統一”的優點則可能逆轉爲其生命力的扼殺者。“兼顧統一與多樣”應是高考改革的主旋律。
中國高等教育學的創始人、高考研究課題組總顧問潘懋元教授在描述爲這種理論而設計的兩種新的考試模式時說：第一種是分類考試。現在的高等教育有研究型、專業型和職業型三種基本類型，因此至少可以按這幾種類型用不同的考卷分別進行考試；第二種是統考加單考。即第一次考試爲進大學的資格准入考試，用統考方式。通過者到報考高校參第二次考試。這樣既能發揮統一高考的規模效益，也能兼顧各高校辦學自主權和辦學特色，但第二種模式尚需克服很多困難。
復旦、上海交大自主招生得失析
復旦、上海交大2006年自主招生之所以特別受到關注，首先是因爲它直接關係到中國的高考模式在促進中小學素質教育、爲高校選拔優秀人才中到底能有多大的改革空間。廈門大學考試研究中心副主任、高考研究課題組主要成員張亞羣教授對此做了專門探索。
他認爲：兩校改革力度最大之處在於：復旦、上海交大明確宣佈：不以全國統一考試成績爲錄取依據，而以自己組織的考試成績決定錄取。
此項高考改革受影響最大的是考生和中學。復旦採取考生自願報考，大學組織筆試、面試的做法，使考生有充分的自主權；上海交大以中學定額推薦爲主，再按學科大類組織專家進行資格審查，確定面試對象，此舉擴大了中學的發言權。這一改革賦予了兩校完全的自主招生權，雖然要承擔一定的風險，卻可以積累經驗。
從效果看，兩校招生選拔標準多元，既參考中學的成績和表現，也考查考生是否能滿足大學對人才的要求，具有明顯的綜合評價導向；考試的辦法內容多出人預料，因此有效地減少了應試成份，有利於考出考生的真實水平；考試過程公開、透明，接受媒體和社會的監督。這些都是繼續推進改革的重要因素。
研究認爲，需要探討之處同樣不容小覷：
其一，自主招考的範圍僅限於上海，迴避了大規模自主招考必然會產生的諸如交通問題、邊遠貧困地區學生是否有經濟能力前來參加前途未卜的考試的問題。
其二，上海交大的考試中缺少筆試環節，僅憑對中學推薦情況的審覈加15分鐘的面試取人，考試的信度和效度恐難保障。而像復旦那樣測試內容包括語文、數學、英語、政治、歷史、地理、物理、化學、生物、計算機10科。全面是全面了，一些偏才，怪才恐怕會被拒之門外。
其三，成本太高。例如上海交大擬在江蘇招生35人，報名者高達35萬人。從篩選材料到面試，工作量非常大。復旦僅面試階段就組織了各科150位專家。如果推廣自主招生模式，全部考生都進行面試，就得組織1500名專家。
高考研究革課題組的學者們認爲：面向全國招生的大學，還是應該在一定程度上藉助全國統一考試，減少不必要的成本，實現統考和學校自主考兩種形式的優勢互補，不必將二者對立起來。
他們認爲，大部分高校尚不具備獨立招生能力，考試的組織工作、試題設計等等，會給高校帶來沉重的負擔，招生質量難以保證；對於大部分的考生來說，高校獨立招生，個人的應考成本會比統考高出很多，這對於家庭貧困考生十分不利；特別是社會的誠信水平和制度尚待提高和完善。因此高校獨立招生的試點不可能在短期內推廣。
改革成本不可不付，不可不慎
不少研究高考改革的學者都談到改革成本問題，不少人認爲：高考改革中出現腐敗，是不可避免的成本。這種成本是怎麼個付法？
請看鄭若玲在相關研究中對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實行的幾項高考改革的一段回顧：
招收委培生和自費生改革，本是有助於解決高等教育中長期存在的“產銷不對路”的良策。但因收費和降分掛鉤，“權力干預”、“分不夠錢來湊”等不正之風趁機而入，嚴重破壞了高考招生的聲譽；同一時期開始實行的保送生制度，本意是爲了彌補高考筆試的不足，創設拔尖人才脫穎而出的環境。然而人爲因素的干擾很快使其異化爲“推良不推優”，“送官不送民(指出身)”。還有爲擴大高校自主權而增加投檔比例的改革，(即錄取100名，可投檔120名，供高校選擇)，卻造成了招生季節條子滿天飛的“奇觀”……
高考研究課題組認爲：在監督機制不健全，社會誠信嚴重缺失的情況下，腐敗幾乎與高考改革如影隨形。被認爲最有利於素質教育的“高考成績+推薦信+中學平時成績和其他表現”的美國高考模式爲何不能在中國推廣？這是不少人追問、譴責高考的重要原因。的確，我們不能等有一天誠信機制健全了再來搞高考改革，二者之間的關係應該是同步互動。但高考改革涉及面之廣，對大衆的利益牽扯之深，非同一般。正如楊學爲說：“它的本質遠遠超出教育，是國家對結束了基礎教育最高階段的青年人所進行的大規模的社會分流”；“高等教育的學歷文憑相當於‘白領俱樂部’的‘入場券’”，對於這樣的競爭，羣衆最關心的就是公平！因此，高考腐敗對於他們來說，是極其敏感的，如果改革措施不慎引起大面積的高考腐敗，對社會安定將產生多麼嚴重負面影響不言而喻！
事實上，高考改革在反腐方面也不是無所作爲：保送生條件硬性化的改革，網上錄取的改革，還有教育部學生司創建的專門針對高考腐敗的“高考陽光工程”等等。之所以不能搞顛覆性的革命，是因爲不能將學生的前途及社會穩定輕易做實驗。
既要公平，又要吸取科舉“求才之法不足而防奸之法有餘”致使考試越來越呆板、僵化，最終被止的教訓，就要兼顧“選材”和“防奸”。類似的矛盾在高考改革中還有很多，爲此劉海峯曾用系列文章專門論述高考改革中的八個“兩難問題”。他認爲：各種“兩難”的實質其實只有兩個：即理想與現實之間的矛盾、不同利益之間的矛盾。沒有十全十美的改革方案，只能兼顧各方利益，在理想與現實的矛盾之間找到可操作的平衡點，循序漸進，積極試點，科學論證，慎重推廣，纔是理性對待高考改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