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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年兩會上，加快廉租房建設的提案成爲全國政協的1號提案。記者近日在京津冀採訪時發現，連年暴漲的房價令低收入人羣苦不堪言，很多老百姓時下只有把惟一的希望都寄託在廉租房上。但地方政府多用補錢方式代替補房，建設廉租房不積極，導致目前廉租房供求嚴重失衡。
廉租房短缺絕不是個小數
“北京的廉租房太少，我家周圍也就有一兩戶，大多數家庭都不夠條件。”家住大柵欄一帶的王先生無限感慨。王先生失業在家，一家三口全靠妻子的825元退休金，這點錢也就夠租房、吃飯。“其實我們也沒多高的要求，有便宜房子租住就行，租私人的房子太貴。如果政府能分給我們廉租房，我們肯定按時交房租。”聽說政府將加快建設廉租房，王先生很激動。
記者在採訪中發現，居住穩定，是每個低收入老百姓的夢想，他們都盼着能住進公房。跟全國的情況一樣，北京渴望住上廉租房的這些既不夠“吃低保”，又無力買房的低收入人羣爲數不少，他們被稱爲“夾心一層”。據北京市廉租中心在市內危改地區做過的一項調研數據顯示，這幾年每次城市拆遷中，拆不動的家庭佔30%，其中只有5%符合低保條件，剩下的25%便成了“夾心一層”。
據記者瞭解，目前國內各地在廉租房對象的確定上基本根據三個指標：戶口、家庭月收入、人均居住面積。北京明確規定只有具有當地城鎮戶口的居民才能申請廉租房。去年年底廉租房照顧對象擴大時，市建委多次表態要通過各種形式擴大房源，但日前記者就房源落實問題再度諮詢市建委廉租房政策制定和執行部門時，他們採取了迴避態度，“夾心層”何時納入廉租房制度，仍然是一團迷霧。
建設部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秦虹近日透露，2005年建設部的調查顯示，在城鎮居民中低收入家庭裏面，享受低保的家庭人均住房面積在10平方米以下的住房困難戶仍然有400萬戶，政府通過廉租住房制度解決居住問題的，只有26.8萬戶，不到10%。
地方政府不再忙於建房子
記者近日在採訪中發現，在政府無力建設大量廉租房的情況下，一些地方政府也在探索其他變通方式。例如，廣州從1998年開始實施廉租房政策，取得了一定的效果。然而，每年投入幾千萬元只能解決兩三百戶的住房問題，廉租房還是難以緩解“供不應求”的局面。
從2005年上半年開始，廣州市實行新的廉租房政策，從補“磚頭”轉變爲補“人頭”，也就是政府不再忙於建房子，而是向符合條件的申請對象“發放”租金補貼，由政府有關部門幫助或由其自己到市場上租賃住房，補貼租金將直接打入業主的賬戶。在實施新政策後的短短四個多月的時間裏，廣州市累計解決了468戶困難家庭的住房問題。
目前，這一政策得到了其它很多地方政府的認同，基本成爲市場的主流。2006年4月3日，北京市建委有關負責人也表示，北京市廉租住房制度將以租金補貼爲主，適當收購和建設一些小戶型住房。截至2005年底，北京市享受廉租住房保障的1.4萬多戶家庭中，採用租賃住房補貼或變相補貼的家庭佔到了99%以上，而住上政府建成廉租房的家庭還不到1%。
記者在採訪中發現，目前很多地方政府爲了不建或少建廉租房，開始採取各種補貼現金的方式，以求短期內解決租房問題。
部分專家認爲，當下許多地方對於廉租房制度的變通做法，即以租房補貼代替廉租房建設長期看未必有利。房租補貼雖然不需要鉅額一次性投資，短期成本相對低得多，但由於需要持續投入，它的長期成本會比廉租房高得多。大面積、長期推行租房補貼實質上是把本屆政府廉租房建設的任務往後屆政府推，而隨着物價的走高，廉租房建設越拖後，其所需的代價也就越高。
警惕廉租房制度被“懸空”
“房價越來越高，與住房過分強調市場化、忽視社會保障功能有關。”全國政協常委、國務院參事任玉嶺近日表示，在大力經營城市的操作下，地方政府放縱房地產商的行爲，推升了房地產的價格，忽略了百姓的利益。
廉租房建設之所以滯後，根源就在於廉租房制度被架空了，空有制度沒有房子或者數量太少，已經成爲目前廉租房制度最大的問題。爲此，民建中央專門向國務院提交建議書，建議應該進一步明確廉租房制度定位，將保障城鎮低收入居民的基本居住條件列入政府職能，將廉租房制度納入社會保障體系，將是否落實廉租房制度和解決了城鎮低收入居民住房困難列入每年考覈各級政府工作政績的內容。
不斷降低廉租房申請的門檻，讓越來越多的低收入者住得上廉租房，而且還能住得好，不影響老百姓的工作和生活，這纔是廉租房制度完善與成功的標誌。以往變補“磚頭”爲補“人頭”的主流做法，看來已經不能滿足羣衆的需求。業內專家普遍認爲，破解廉租房資金困境，實現“應保盡保”的目標，關鍵在於各級政府、主管部門的積極努力，使得廉租住房建設制度不再被“懸空”。
“建議重構住房制度與消費模式。”任玉嶺認爲，房改是有很大成績的，但是我們的房改不到位是存在的。在此前“國八條”、“國六條”等多項調控政策都難以奏效的情況下，再持續出臺一些調控政策，估計也難把房價調下來。爲了真正解決居民住房問題，需要對整個城鎮居民住房建設體系進行重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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