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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來(Zhou Enlai 1898.3.5-1976.1.8)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1954年9月前稱政務院)總理，1958年前兼任外交部長，歷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軍委副主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副主席、主席等職。新中國外交事業的創始人和主要領導者之一。原籍浙江紹興，出生於江蘇淮安。1917年在天津南開學校畢業，後赴日本和法國求學。1922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4年回國後，曾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等職。大革命失敗後，先後領導上海工人武裝起義和南昌起義。1928年在中共六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爲中央政治局常委。1931年底，進入江西和福建中央革命根據地，先後任蘇區中央局書記、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等職。1934年參加長征，在遵義會議上支持毛澤東的正確主張。1936年西安事變時任中共全權代表與蔣介石談判，迫使蔣接受抗日的主張。抗日戰爭期間，先後參加中共長江局的領導工作和領導南方局，代表中共長期在國民黨統治區做統戰工作，並廣泛開展對國際友好人士的宣傳和團結工作。1945年中共七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爲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抗戰勝利後，率中共代表團同國民黨談判。蔣介石發動全面內戰後，協助毛澤東組織和指揮解放戰爭，取得勝利。
早在建國前，他就是中國共產黨外事工作的主要領導人。主持起草《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首次以法律形式規定了新中國外交的基本原則。建國初期，他根據各國對臺灣問題的不同態度，創造了多層次的不同建交方式，如：完全建交、“半建交”和“暫不建交”，只建立商貿關係等。1950年2月，赴莫斯科協助毛澤東同斯大林談判，締結了“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同年6月，參與抗美援朝的戰略決策。11月，迫使聯合國同意中國政府特別代表出席聯合國安理會，控訴美國對中國領土臺灣的武裝侵略。1951年7月至1953年7月，直接領導朝鮮停戰談判和停戰協定的簽訂。1951年，提出外事隊伍建設的方針，即：“站穩立場，掌握政策，熟悉業務，嚴守紀律”。1952年在新中國第一次使節會議上，根據毛澤東的決策思想，提出另起爐竈、一邊倒、打掃乾淨屋子再請客、禮尚往來、互通有無、團結世界人民等六條外交方針。朝鮮停戰後，大力推行和平外交政策。1953年12月接待印度訪華代表團時，首次提出“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後來寫入《中印關於中國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間通商和交通協定》的序言中。1954年訪問印度、緬甸時，分別與兩國總理在聯合聲明中共同倡導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作爲國際關係的普遍準則。1954年4月，率領中國代表團出席日內瓦會議，以實事求是的精神、國際統一戰線的策略及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思想與有關各方談判，促使會議解決了印度支那問題，越南北方、老撾、柬埔寨三國的獨立獲得了國際承認。1955年4月，率中國代表團出席亞非會議，進一步闡述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並提出求同存異的方針，參與制定了萬隆十項原則，廣泛結交了亞非國家新朋友。亞非會議後，親自制定了解決邊界問題和華僑雙重國籍問題的指導思想、具體政策和原則，妥善解決了同許多鄰國的邊界問題和華僑雙重國籍等歷史遺留問題，安定了中國的周邊環境。1956年波匈事件發生後，爲糾正蘇聯在社會主義國家關係方面的錯誤和促進社會主義國家的團結，周恩來於1957年1月出訪了蘇聯、波蘭和匈牙利，並且明確指出，社會主義國家關係也應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爲基礎。從1956年底到1964年初，共訪問了埃及、阿爾及利亞、加納、幾內亞、馬裏、巴基斯坦等28國，提出了中國對亞非國家相互關係的五項原則和中國對外援助的八項原則，強調提供援助應根據平等互利和尊重受援國主權的原則，絕不附帶任何政治條件；在同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建立和發展關係方面，提出區別對待的方針：對日本，提出“民間先行，以民促官”的方針，從開展民間往來入手，發展兩國關係；對英國和荷蘭，只建立代辦級的外交關係；對法國，採取原則性和靈活性相結合的做法，使法國在1964年1月成爲第一個同中國建立完全外交關係的西方大國；對美國，在堅決反對其侵略干涉政策的同時，主張坐下來談判，直接領導了1958年～1970年先在日內瓦、後在華沙舉行的中美大使級會談，保持了雙方聯繫的渠道。1969年，抓住美國調整對華政策的契機，與毛澤東一起，做出了打開中美關係的戰略決策，並直接領導和主持了1971年的“乒乓外交”、接待美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的多次祕密訪華和1972年美總統尼克松正式訪華、發表“上海公報”等一系列重大外交行動。對蘇聯，一方面對其干涉和控制中國的圖謀進行堅決鬥爭，另一方面又盡力防止局勢惡化，1969年與蘇聯部長會議主席柯西金在北京機場會晤，緩和了兩國邊界的緊張局勢。“文化大革命”期間堅決排除林彪、江青集團對外交工作的嚴重干擾，在實際工作中盡力糾正極“左”錯誤，彌補損失，挽回影響。
周恩來善於把外交理論與外交實踐相結合，將原則的堅定性與策略的靈活性相結合，將國際公認的外交準則和手段同中國的優秀傳統和哲學思想相結合，從而形成了具有自己特色的外交思想和外交風格。主要著作收入《周恩來文選》上、下卷。建國後主要外交著作和講話收入《周恩來外交文選》(參見“周恩來外交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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