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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冠巨的“政治高度”曾被外界認爲是執政黨對民營企業家態度的“晴雨表”
編者按：中國的民營企業家們越來越多地和政治發生關係。很長時間，他們熱衷於參選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鴉隨着執政黨大門向他們敞開，又有越來越多的人開始競逐黨代表。本報曾經長期關注民營企業主參政現象，此次本報記者在浙江的採訪表明，這是一個不可阻擋的趨勢。但對這一趨勢進行價值判斷，還爲時過早。
浙江的民營企業家們，在經營企業的同時，正在經營着自己的政治地位。十七大前夕，浙江的民營企業家們激烈地競逐各級黨代表，成爲一種政治現象。
很多民企老闆確信，如果有政治職務，就意味着企業有更多的發展空間。他們的熱情和北京高層的政策密不可分。
去年晚些時候，《關於黨的十七大代表選舉工作的通知》要求十七大代表中，“新經濟組織、新社會組織”(以下簡稱“雙新組織”)的要佔“適當比例”。
與中央層面相呼應，地方的黨代會也相應增加了“雙新組織”的代表名額。
在浙江溫州，中國民營企業最發達的城市，市委組織部的一名幹部承認，對溫州市參加浙江省十二大的代表名額分配，由於競爭太過激烈，名額一再增加。
爲了協調關係，來自蒼南縣的新雅集團董事長鄭步良被安排到了經濟界的代表中，永嘉的邱曉來和瑞安的溫邦彥則被安排爲科技界代表參選。
7名候選人中，最終有4人當選。而參加中國共產黨十七大的“雙新組織”全國代表，在浙江則只有1名。無疑，到北京和執政黨領導人“共商國事”，是浙江民營企業家的強烈願望，競爭也會更激烈。
老闆坐在主席臺上
兩個月之後，曾憲光對他第一次在黨代會主席臺上就座的情景仍然記憶猶新。
2007年2月27日上午9時，溫州市十次黨代會召開。曾憲光作爲溫州市“雙新組織”的代表出席。
和以往不同，這位老闆坐在大會的主席臺上。
“幾乎毫無準備。”曾憲光說，此前他曾分別作爲省、市黨代表參加過各種會議，但作爲民營企業主代表，被安排就座主席臺上，“這在浙江都是沒有過的事情”。
這一切，早有安排。
“除了市委主要領導和其它一些代表外，我們安排了一名民營企業主作爲主席團成員。”中共溫州市委組織部組織處處長王一炬告訴《南方週末》記者。
經過慎重考慮，2月26日的大會預備會議上，曾憲光被正式確定爲主席團成員候選人，經表決通過。
“這樣的安排表明我們對這個羣體的認同，可以激勵他們充分發揮建設溫州的積極性。”王一炬說。
曾憲光的特殊待遇早有預兆。溫州市委組織部的官員承認，此次曾憲光能登上主席臺，就和新的政策風向有關。
2006年10月，在十六屆六中全會上，中共中央首次明確提出了新的概念：“推進新經濟組織、新社會組織黨建工作，擴大黨的工作覆蓋面，發揮基層黨組織凝聚人心、推動發展、促進和諧的作用。”
不到一個月後，十七大代表選舉的文件首次特別規定，省區市要有適當數量的“雙新組織”黨員代表。而黨員民營企業主，正是“雙新組織”代表所指的最主要組成部分。
此後不久，中國共產黨高層多次通過各種公開場合釋放對新社會階層人士的善意。
2006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書記處書記曾慶紅在全國組織部長會議中再次強調，黨代會代表不僅要有先進性，也要具廣泛的代表性。
“要按照中央精神，堅持代表的結構要求，注意把握代表的構成比例，儘可能做到黨和國家工作的各個領域、各個方面、各個層次都有代表，使代表的分佈更爲科學合理，使廣大黨員的意志都能得到充分反映”。
這些信息很快被嗅覺靈敏的溫州官員和商人捕捉到。
一個例子是，2006年3月，溫州市委組織部就在浙江省設置了首個“雙新組織”黨建處，主要負責處理民企黨建問題。
新當選的浙江省黨代表、忠義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姜忠義觀察到了上述變化。他認爲，在民營經濟成爲主導的溫州，“如果我們共產黨不去佔領(非公領域)，其他組織就會去佔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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