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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來，“季羨林熱”悄然興起。前日，季老的關門弟子、也是央視“百家講壇”名嘴之一的復旦教授錢文忠，在上海圖書館開講“作爲長者和學者的季羨林先生”，爲讀者呈現出季老多年來爲“光環”所遮蔽的真實面貌。對於李敖日前炮轟季羨林不符合“學術泰斗”、“國學大師”和“國寶”等“三項桂冠”，錢文忠迴應“季羨林的學問，李敖看都看不懂”。
李敖的批評毫無意義
“儘管他的散文隨筆真摯感人、膾炙人口，他主要的成就卻絕不是一位作家；儘管他的翻譯作品涉及古今中外數種文字，並在文化大革命的艱難環境下，以一人之力翻譯了印度兩大史詩之一的《羅摩衍那》，他主要的成就卻絕不是一位翻譯家；儘管他的一些宏觀理論見解引起了全社會乃至國外的廣泛關注和議論，他主要的成就卻絕不是一位理論家或評論家。”
錢文忠告訴讀者，季羨林的主要領域和“看家本領”，是以歷史語言學和比較語言學的方法研究梵文、巴利文、包括佛教混合梵文在內的多種俗語、吐火羅語，並由此解決印歐語言學和佛教史上的重大難題。針對前不久李敖炮轟季羨林“三項桂冠”都不合格的說法，錢文忠迴應道：“季羨林的學問，李敖看都看不懂，他評論季羨林，就好像一個不懂英文的人評論莎士比亞，毫無意義。”
文史哲只是季老副業
普通的讀者，甚至北大的大部分師生，往往只能通過季羨林上百萬字的散文隨筆、數百萬字的譯作和他對宏觀文化、社會情勢的某些看法，來了解他作爲學者的一面。但是，在深諳季羨林之學的關門弟子錢文忠看來，這些瞭解“實在沒有搔到癢處，只是停留在不完全的表面”。
季羨林前段時間公開辭去“學術泰斗”、“國學大師”和“國寶”三頂“帽子”，引起全社會的熱議。錢文忠認爲，這固然是季老一貫深懷謙虛的表現，但也未必不是他對熱鬧背後的忘卻冷漠有所抱憾。“季先生作爲一個歷史人物，自有其歷史地位。但該地位的確立，首先因爲他是一位傑出的學者，我們應該努力去了解他在學術史、精神史上的創造與貢獻。”
錢文忠指出，“學術泰斗”、“國寶”是不重在反映專業學術領域的尊稱，大可不必討論。“至於‘國學大師’，季先生研究的主要領域並非傳統意義上的國學，他不從朝代史、制度史的角度研究歷史，不關注嚴格意義上的經學，也不按照通行的‘學術規範’來研究古代文學。通常我們所說的文史哲，只能算季先生的‘副業’。”
創造專業領域方法論
那麼，季羨林究竟是憑藉怎樣的重要貢獻而享譽國際學術界的呢？錢文忠在其新著《季門立雪》的封底，特意標示了以下這段話：“如果說季羨林先生的學術研究有一條貫穿其中的紅線，那麼，這條紅線非印度古代語言研究莫屬。無論是對於研究中印關係史、印度歷史與文化、東方文化、佛教、比較文學和民間文學、吐火羅文、糖史，還是翻譯梵文等語種文學作品，先生在印度古代語言研究領域的工作、成就、造詣，都具有首要的、根本的重要性。”
季羨林的學術領域極爲冷僻。他1935年赴德國哥廷根大學留學時，就決定絕不利用中國人的先天優勢，做和中國研究有任何關聯的題目。“季先生對那種在國外靠孔子、莊子、老子哄洋人來獲博士學位，回到國內又靠黑格爾、康德、尼采把國人唬得一愣一愣的人，很不以爲然。他決心進入當時國際人文學科的最前沿，在洋人擁有巨大先天優勢的印歐語言學領域裏大展身手。”因此，季羨林留德期間所學的課程和漢學幾乎無關，他的主科是印度學，副科是英國語言學和斯拉夫語言學，主要精力放在梵文、巴利文、吠陀文、佛教混合梵文、俗語、吐火羅語、俄語、阿拉伯語等學習和研究上。
錢文忠介紹：“他留德期間完成和發表在德國最權威刊物上的論文，都以當時印歐語言學領域最前沿的問題爲關注點，並引起轟動，其影響一直延續至今。這些論文不僅解決了所要討論的問題，更重要的是在這些領域都做出了方法論層面的重要貢獻。”季羨林利用語尾變化、特殊的動詞形態等語法形式，在幾乎沒有信史資料的情況下解決佛典的年代和來源問題，利用不同語言的平行譯本解決吐火羅語的語義問題。“他甚至還解決了古希臘語裏一個從未得到確切理解的重要語尾的問題，令幾百年來研究該領域未果的西方學者爲之欽敬。這些都具有極重要的學術意義。”
中國僅存的吐火羅語學者
1945年，季羨林放棄德國的教職和英國劍橋大學的邀請，回到中國。但是，其作爲學者最珍貴的黃金年齡階段卻被“文革”所蹉跎。季羨林無奈放棄了本行研究，轉而投身中印交流史、佛教史研究和翻譯工作。在“文革”後期，季老擔心自己會把梵文給忘了，就偷偷開始翻譯《羅摩衍那》。據錢文忠介紹，這部印度史詩鉅作現在共有3種語言的譯本。“英日的兩個譯本，都是集其國內幾十位學者之力耗費多年譯成，唯獨季老的這部中譯本，是其在艱難年代憑一人之力所譯。”
“文革”後，季羨林恢復了學術研究，在繁重的社會、學術領導工作的同時，爭分奪秒搶回失去的時光，“季先生每天清晨4點就已早起，他房間的燈一直是北大校園內最早亮起的那一盞。”而其在“文革”中從事的中印文化交流史、佛教史的研究，也在該階段綻放出奇光異彩，厚厚的一部《糖史》就是證明之一。“季先生本人並不喜歡吃糖，但他以糖史爲切入點，重現了幾千年的中外文化交流史。爲了做這個學問，他每天泡在北大圖書館，通讀過《四庫全書》。當時也沒有檢索系統，季先生靠死功夫做學問，看見‘糖’字就把相關資料抄下來，最終才撰成這部學術著作。”
季羨林晚年還毅然接受了一個巨大的挑戰，研究、翻譯、考證了新疆發現的、篇幅最大的吐火羅語文獻《彌勒會見記》。這項研究難度之大、成就之高，震撼了國際學術界。“目前全世界能夠釋讀吐火羅語的學者不超過10個。直到今天，季羨林還是中國唯一一個直接研究吐火羅語語言本身的學者，他在這方面的藏書恐怕要超過國內所有圖書館的總和。讓如此高齡的季先生爲捍衛吐火羅語發現地中國的學術榮譽而孤身奮戰，我們這些門生弟子、後生晚輩怎能不汗顏呢？”
晚年開闢諸多學術領域
季羨林晚年，還將大量精力投入到包括敦煌學、吐魯番學、比較文學等新的學術領域和學術組織的開創、建立、完善上。“季先生是不下150個全國性學會的會長、相關雜誌主編。他贏得中國學術界的廣泛尊敬，是理所當然的。我們難道不該對季先生抱有一份感激之情嗎？”
錢文忠認爲：“用在季先生身上的形容詞，最合適的大概還是純粹和平淡。作爲一名從各種運動中走出來的知識分子，最難能可貴的是，他保持了人生的清白坦蕩。該守望、該堅持的東西，季先生一樣也沒放棄。”
面對方興未艾的“季羨林熱”，作爲季氏弟子的錢文忠“既感到快樂，也感到迷茫”。“在那個年代，季先生這樣的人原本是一個羣體現象，而如今卻成了孤零零的個體現象。這是值得我們深思的。”讓錢文忠“看不懂”的是，像季羨林這樣一位從不追名逐利、滿懷愛和責任感的老人，在當下講究包裝、炒作、普遍以自我爲中心的年代裏“走俏”了，“難道我們不應該看到，在這股‘季羨林熱’的背後隱藏着在精神、道德和人文情懷方面的貧乏和蒼白嗎？我覺得季先生也許會像巴金老人這樣說：‘從現在起，我是爲你們而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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