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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漣源市雙龍煤礦礦長因違反計劃生育政策共生育三女二男，被當地計生部門開出“三湘第一罰單”———徵收130萬元社會撫養費。
5月17日，湖南省計生委副主任詹鳴向記者證實了此消息的真實性。隨同證實的還有：因爲雙龍煤礦發生安全事故，礦主“人間蒸發”，130萬元的“罰單”也隨之遭遇了“開單容易執行難”的尷尬境地。詹鳴表示，名人富人超生，已成爲當前計生工作的“難治之症”，而其中最大的難點之一便是“經濟處罰難以落實”。
5個月前的2006年12月，《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全面加強人口和計劃生育工作統籌解決人口問題的決定》下發。該決定被形容爲“給各地的計生工作帶來了春天”。從今年年初開始，湖南省委、省政府有關領導曾多次表示，該省將嚴厲打擊名人富人超生現象，並出臺了一系列措施。但是，130萬罰單“開單容易執行難”的境遇，無疑爲湖南打擊“名人富人超生”帶來了挑戰。
對此，詹鳴透露，他們目前正寄希望於法規的修改，希望修改後的法規能爲打擊名人富人超生提供一個更嚴謹、有力的支持。“目前，《湖南省人口與計劃生育條例》的修改工作已列入湖南省人大今年的立法計劃，預計修改後的草案將於下月提交湖南省人大進行審議。”
有關人士評論稱，湖南打擊“名人富人超生”之舉，走在全國前列，也正是因此，其每一步都具有借鑑意義。
事件
礦長生三女兩男 罰130萬難執行
湖南漣源市安平鎮雙龍煤礦礦長劉某在當地可謂“牛氣沖天”。一是因爲他曾掌握一家煤礦，資產雄厚。二是因爲他違反計劃生育政策的程度，令人震驚———從1987年到2001年間，劉某共生育了三女兩男5個孩子。
據介紹，上世紀80年代劉某與妻子結婚後，先後生育了兩個女兒。1991年，他們的第三個女兒降生，在當地計生部門的監督下，夫妻二人做了絕育手術。但傳宗接代的思想，讓劉某夫婦一直想生一個兒子。這一想法在劉某擔任雙龍煤礦的礦長後尤爲強烈。於是，劉某和妻子私下找醫院將輸卵管疏通，並於1999年和2001年分別生下了兩個男孩。目前，劉某的大女兒已年滿20歲，最小的兒子才6歲。對於劉某違反計劃生育政策之事，漣源市計生局開出了“三湘第一罰單”———130萬元社會撫養費徵收令。
對於“三湘第一罰單”，漣源市社會撫養費徵收管理局局長劉碧波表示，他們是按照《湖南省人口與計劃生育條例》在辦事，“我們徵收社會撫養費的依據是《湖南省人口與計劃生育條例》，違法多生育一個子女的，按照上年度總收入的兩倍徵收；每再多生育一個子女，依次再加倍徵收。劉某於2000年3月成爲漣源市安平鎮煤礦的股東，到了2004年，他的股份升值了42萬元(編者注：以42萬推算，劉某每年收入在10萬元以上)，而他超生了3個孩子，我們就以上年度總收入的12倍徵收社會撫養費，如此算來，總罰款累計130萬元。”
社會撫養費徵收通知單下達後，劉某覺得要他繳納130萬元不合理，開始四處投訴。爲此，漣源市計生局將情況彙報到了婁底市人口計生委，婁底市計生委又將這一情況彙報到了湖南省人口計生委。湖南省人口計生委回覆：一查到底，一切按政策辦。但2006年10月，就在漣源市社會撫養費徵收管理局準備第三次下達社會撫養費徵收通知單時，雙龍煤礦發生安全事故，礦長劉某突然間彷彿“人間蒸發”了一樣，“三湘第一罰單”至今無法執行。
調查
千萬富翁超生者 一半人不交罰款
近年來，湖南省部分特殊對象的違法生育手段呈現多樣化特徵，爲此湖南省計生委去年展開了調查，發現“花費金錢買着生、利用關係騙着生、跑到外地躲着生和無視法規強行生”的現象時常發生。
詹鳴告訴記者，這份《湖南省生育多孩家庭調查報告》的調查對象爲2000年以來生育第三孩及以上孩次且在當地具有典型性的對象及家庭，共有124個縣(市、區)遞交了調查表格，包括調查對象1087人。
越窮和越富的人罰款越難執行
這份調查報告發現，流動人口是違法生育的主力軍，而跨省流動人口占違法生育的大多數，且違法多生子女個數越多，爲跨省流動人所生比例越高。
其次，從職業和收入看，農民和中低收入家庭是違法生育的主要羣體。違法生育的手段主要是躲着生和強行生，佔整個違法生育屬性的92.14%。在調查的1087名對象中，共多生育1247個孩子，其中屬於躲着生的813個，強行生的336個，買着生的15個，騙着生的14個，其他69個。
另外，從對違法多生育孩子對象的社會撫養費的徵收情況來看，社會撫養費徵收到位率普遍偏低，並且與社會地位呈反向關係。根據調查上報的情況，所有調查對象的社會撫養費徵收到位率只有27.82%，低於全省所有違法生育者的社會撫養費徵收到位率的平均水平，說明這部分特殊家庭的徵收任務更重。
值得注意的是，違法生育的高資產家庭比低資產家庭的社會撫養費徵收到位率低。按照資產擁有量對照分析社會撫養費徵收到位情況，社會撫養費的徵收走向兩個極端，越窮和越富的人社會撫養費徵收到位率爲零的越高。
資產在1萬元以下的287人中，有111名對象的徵收到位率爲0，佔38.68%；而資產在1000萬元以上的9人中，有55.56%的對象的徵收到位率爲0。而分析不同資產量的人總體社會撫養費徵收到位率，資產高的人社會撫養費徵收到位率與資產少的人呈現出一種反向關係，即資產越高，社會撫養費徵收到位率越低。
名人富人違法生育成計生工作“難點”
“通過我們的調研發現，雖然富人名人超生的絕對數量並不大，但是這一類特殊人羣違法超生對當地老百姓造成的影響，要比普通人超生的影響半徑大得多，以一當十、甚至以一當百都不爲過，這對政府執法的公正、計劃生育政策的公平以及社會輿論都帶來了非常大的干擾。”詹主任強調說。
比如在這次調查中，個體戶和企業主作爲一個特殊的人羣，其違法生育具有十分典型的特徵。在131名個體工商戶和企業主調查對象中，屬於強行生的佔35.06%，大於所有對象強行生26.94%的比例；而他們社會撫養費徵收到位率只有16.32%，低於所有對象23.4%的徵收到位率；個體工商戶和企業主爲黨員違法多生育的比例爲8.4%，高於所有對象中黨員3.77%的違法生育比例。他們可以稱得上發家致富的帶頭人，違法生育的強悍兵。
打擊名人富人超生遭遇三大現實難題
詹鳴將目前地方計生幹部在整治名人富人超生過程中的最大困難概括爲三點：一是違法超生行爲難以發現落實；二是在計算社會撫養費時對違法成本難以確定，這主要是由於對名人富人收入的調查取證很難開展，這類人羣往往採取虛報、隱瞞甚至做假賬等手段規避、逃避對其收入的調查計算；第三是經濟處罰難以落實，往往是社會撫養費的徵收單開具之後卻難以得到執行落實。比如這次“三湘第一罰單”開出之後，違法超生的礦主卻逃匿在外，罰款至今沒有被徵收上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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