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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是誰，發明了“美女教授”這麼個稱號送給於丹，以資鼓勵她在央視《百家講壇》欄目對國學問題的宣講行動。當然，《論語心得》一書400萬冊的發行量，是更大的獎勵。
前幾天，有臺灣大學哲學系的著名學者傅佩榮教授，提出了“宣傳者論”，大意是說：于丹只起到了宣傳《論語》的作用，讓全國人民都知道學孔子是好的，學孔子是有用的，其他的就談不上了。這個比當初10博士對於丹的抨擊要溫和一些，但也更能點中問題的關鍵。
其實，要說對《論語》這些儒家經典的理解和研究，恐怕從漢武帝到清宣統皇帝這兩千來年裏，中國的任何一位進士、舉人、秀才都要比于丹背得熟、讀得透，因爲人家10年寒窗不學別的，專學這個。而這位傅佩榮教授，據說是國學大師方東美的大弟子。方東美，不是一般人，那是跟熊十力、錢穆、唐君毅、杜維明這些宗師們一個系列的，都是新老國學、新老儒學的祖宗，當然不會把于丹放在眼裏。按他們的標準，說于丹就是個“宣傳者”，應該並不爲過。
“宣傳者”就“宣傳者”吧，依我看，這個“宣傳者”的稱號並不低。
事實上絕大部分學者、教育工作者、傳媒工作者，都是“宣傳者”。宣傳者的使命，就是在知識和公衆之間架起橋樑。連很多藝人也是宣傳者，而且這些宣傳者的威力，比一般的學者或者著述都要大得多。比如我們都喜歡聽單田芳的評書，我就發現，一部由他播講的《隋唐演義》，給人們頭腦中造成的對隋末唐初歷史的印象，要遠遠勝過真實的歷史——虛構出來的李元霸、宇文成都、裴元慶、羅成等人成了本領最大的人物；瓦崗起義軍的主要領袖李密成了胸無大志、貪圖美色的敗家子；歷史上智勇雙全的羅士信成了“傻英雄”；文韜武略的侯君集成了鼓上蚤時遷式的人物；勇武強悍的柴紹被描繪成羽扇綸巾的翩翩書生；相對次要一點的秦叔寶、程知節(程咬金)等儼然成了對天下大勢有支配作用的核心；而李世民身邊最重要的人物如房玄齡、杜如晦、長孫無忌、尉遲敬德、李靖等，要麼輕描淡寫，要麼隻字不提……別看就是這樣的演義、戲說，卻鑄就了大部分老百姓頭腦中的歷史概念。歷史人物的民間形象似乎永遠比史書上的學術形象更樂於被人接受。
同樣還是這個單田芳，再講鴉片戰爭、講太平天國、講張作霖、講太平洋戰爭，由於所依據的史料翔實了，所以給聽衆留下的印象也就成了接近史實的。由此可見，“宣傳者”是非常重要的，重要到幾乎可以決定歷史知識在公衆頭腦中是什麼樣的，是正確的還是錯誤的，真可謂“成也蕭何，敗也蕭何”。
知識這東西，在書本上是一個樣，在公衆頭腦中是另一個樣。而且更重要的、更有用的，是它在公衆頭腦中是什麼樣。這個“樣”由誰來決定呢？“宣傳者”！
易中天、王立羣這樣的“電視學者”，事實上都是宣傳者。于丹與他們略有不同，于丹宣傳的不是歷史知識，而是更有普遍文化意義的哲學理念。哲學理念比歷史知識要抽象得多，同時也重要得多，這些哲學理念在中國的影響已經有2500多年。所以，于丹這樣的“宣傳者”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中國人需要對自己的哲學理念進行富有時代特色的更新、揚棄和梳理。近年來的國學熱，不能簡單地視爲民族主義情緒上升，而是經濟發展到一定火候，人們開始返回頭來關注一些終極關懷問題了。這是求之不得的好事情，于丹們是應運而生，而且任重道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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