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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爾森本能地盯着中國鉅額的儲蓄。如果有一個完善的資本市場，這筆資產將帶來巨大的收益。如果說在匯率等問題上，保爾森是應付國會或是抱着戰略對話的態度的話，那麼在中國資本市場的開放問題上，他一定會步步緊逼。
這未嘗不是保爾森的一種計謀：藉助戰略經濟對話這樣一種機制，一方面緩衝國內高漲的保護主義，另一方面試圖影響中國的經濟變革。
深知中國潛力的保爾森，內心深處的抱負，是在中國和美國這兩個註定要影響整個21世紀的大國之間，建立起一個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協調機制。
但他首先要讓戰略對話機制能持續運轉下去，並獲得國會和布什政府其他部門的支持。他要證明這個機制能夠解決目前中美經貿關係中一些最迫切的問題。在美國目前的政治氣候下，保爾森最有把握的是借美國國會的壓力，迫使中國在具體事項上做出讓步，來證明這個機制可以解決問題。
對保爾森來說，把中國近21個部委的高官和近170名官員請到華盛頓，讓他們與國會議員對話，並聽他在開場白中表現美國態度強硬的一面，這件事情本身已經足以讓他對國內有所交代。保爾森在開場白中說：“美國人民……是缺乏耐心的。”
突然嚴厲令氣氛微妙
去年9月，被布什任命爲財政部長的保爾森，在上任後不久的首次講話中即把中國奉爲“世界經濟的領導者”，並將對華關係視爲其任內的首要任務之一。
保爾森清醒地判斷，當前美國在全球經濟中面臨的最主要的挑戰和機會，都與中國有關。他很快得到了布什的支持，建立了中美戰略經濟對話機制。
保爾森提出“中美戰略經濟對話”的構想時，“戰略”與“對話”兩個字都給人以他是中美經貿關係“求道派”的想象。這樣一種對話的方式，也符合中國希望通過對話而不是對抗來解決中美經貿問題的原則。
從他上任後的兩次訪華來看，保爾森基本上都是以一種讓中國感到比較“舒服”的語言，來表達美國的訴求。例如，無論他如何期待中國的政策改變，都會從符合中國利益的角度來闡述。
在第二輪對話的開幕式上，保爾森突然變得嚴厲起來，在“戰略”之外，強調達成“短期協議”，開始質疑“對話”本身的價值。他說：“甚至‘對話’的含義，對於美國以行動爲導向的美德來說，也顯得過於被動了一些。”
這樣的語氣，令第二輪對話的氣氛一開始就顯得有些微妙。如果這樣一個戰略對話機制逐漸演變成美國一年兩次把中國重要的政府部門負責人召集起來、要求讓步的場所，它可能取悅當前華盛頓的政治氛圍，但從長遠來說、甚至就在短期內，都會讓中國感到很彆扭。
但中國也可以要求美國方面讓步，如放寬民用高技術產品的出口、對中國的跨國併購開放市場、對中國開放美國的金融服務業，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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