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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什麼比生命更重要。而要想真正達到消滅安全事故的目的，必須在事故發生之前和生命存活時就想辦法，因此出臺預防性的安全指標，比“死亡指標”更重要、更緊迫。把“死亡指標”與官員政績掛鉤的現象，充分暴露了過去主管部門在預防事故發生方面的欠缺，暴露了政府在安全生產管理方面的軟肋。
4月末，北京市公佈“各類事故死亡人數控制指標”引發輿論關注。記者從公安部獲悉：“死亡指標”依據2004年頒佈的《國務院關於進一步加強安全生產工作的決定》設立，在全國至今已實行3年。這一指標在中國“指標體系”中的地位正一路飆升———2006年，被寫入國家的“十一五”規劃，是考察官員政績最重要的依據之一。(《南方週末》5月24日)
據報道，年度總“死亡指標”由國務院安全生產委員會給出，按照“實際情況”，把這些指標逐層分解。之所以用“死亡指標”考覈官員，相關部門公開的說法是，現在官員都以政績爲考覈依據，定了指標，才能讓官員更有動力。但筆者認爲，此舉有“重政績、輕生命”之嫌。保障安全生產的指標爲什麼是“死亡指標”而不是其他指標呢？是不是隻有死亡，才能震懾官員？
這個指標目前雖有爭議，但因爲沒有更合適的措施來取代，相信在今後很長一段時間內也不會有大的改變。依據國家安監總局負責人的說法：實行這些指標後，全國事故總起數和死亡人數逐年下降。2005年，事故起數和死亡人數較2004年分別下降了10.7%和7.1%。但是，死亡人數是否完全真實，“死亡指標”與數字下降又有多大關係，這些還需要觀察。畢竟數字變化有很多人爲因素，而此前瞞報現象更是不勝枚舉。
從表面上看，“死亡指標”確實對相當一部分官員起到了震懾作用，但實際意義並沒有那麼大：一是，如果把死亡數字控制在指標之內，是意味着沒有死亡，還是意味着主管官員沒有責任？二是，死亡人數是否佔“死亡指標”，也存在人爲操作的可能，譬如交通事故發生後，7天內死亡算事故死亡，要佔指標，而7天外死亡不屬事故死亡，交管部門可能就會想方設法把“死亡時間”拖過7天；三是，部分地方官員出於仕途需要，有可能出現“村騙鄉、鄉騙縣、一直騙到國務院”等問題。
其實，“死亡指標”看起來，更接近於政績指標，而非安全指標。爲什麼這麼說呢？因爲，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嚴格管控預防瀆職，比事後責任追究更用意義。所以應把對官員的考覈指標放在生命之前，而不是生命之後。雖然說，“死亡指標”一定程度上能影響到對官員的考覈，但到底影響多少，能不能影響到政績之外的利益，比方說金錢、權力資源，就不好說。從這個意義上看，“死亡指標”絕對不能和“政績”畫等號。
沒有什麼比生命更重要。而要想真正達到消滅安全事故的目的，必須在事故發生之前和生命存活時就想辦法，因此出臺預防性的安全指標，比“死亡指標”更重要、更緊迫。以筆者之見，這種把“死亡指標”與官員政績掛鉤的現象，充分暴露了過去主管部門在預防事故發生方面的欠缺，暴露了政府在安全生產管理方面的軟肋。
據報道，就在各級政府分解“死亡指標”的同時，陝西銅川礦務局卻拋棄“死亡指標”，而在事前安全指標上想辦法。2007年初，銅川礦務局首次提出安全生產“零”目標管理，不再下達死亡指標。通過“人員無失誤，系統無缺陷，設備無故障，管理無漏洞”的“四無”管理，來避免事故發生。雖然客觀上說可能不會百分之百避免傷亡，但至少說明銅川礦務局更懂得尊重生命，讓人的生命價值超越官員的政績。
“死亡指標”的盛行，只能說明安全指標的缺失。安全指標缺失不僅體現在具體行業的安全生產管理環節，更體現在法律、制度上的不完善。如果法制健全，不但可以通過法律嚴厲制裁安全事故的責任人，還可以對預防事故的安全標準作出法律規定，予以嚴格貫徹，這一點尤爲重要。
我們現在缺的正是預防事故發生的安全標準的法律依據。只有健全法制，才能讓政績退場。(文/馮海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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